三

在过去一百多年间，意大利人佩莱里尼·图里发明的打字机，代替手工书写、誊抄，使文件更加规范、美观、实用。

我坐在打字机前敲击字钉和套上围裙推动滚轮油印材料时，眼前时常浮现出电影里的镜头。打字，在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中是不可或缺的场景，如今我也成了打字机前的主角。在我的记忆里，但凡有打字镜头的电影，似乎都与作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2年，我已不做打字员。我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巴顿·芬克》：主人公为完成一部摔跤电影剧本，在宽大冷清而又破旧不堪的旅馆房间里搜肠刮肚，坐在打字机前却敲打不出只言片语。隔壁房间的种种怪事，使人犹如置身炼狱，火焰升腾中脑海里浮现一幕幕荒诞可笑的幻象。进入21世纪，电影《花样年华》《窃听风暴》《赎罪》都是以作家为主人公，因而片中有许多敲击键盘打字的场面。美国著名作家杰克·凯鲁亚克是一个熟练的打字工——用哈姆雷特的话说，他打字“快得像思想一样”。莫不是那段打字经历让我喜爱上文字，才有了今天坐在电脑前写《木楼十六年》的灵感？(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篇文章里，我反复提起键盘，这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才有的感悟。一百多年前的打字机有键盘，我卸任打字员十五年后开始普及的电脑有键盘，现在的手机也是如此。剥离技术和参数的外衣，探求设计与人文的本源，键盘为什么至今都没有被取代？纽约大学一位教授对学生说：“你在这键盘上学会了怎么打字，你的父母乃至你的爷爷奶奶一辈，都是如此。”这话说得如此深刻而又如此引人思索。键盘从发明中一路走来并不断改进，其间接纳了各种创新元素，没有创新的延长与弥补，就没有今天的电脑和手机。

巨大而沉重的字钉键盘，整齐地摆放着两千多个汉字，它是那么古朴庄重。阳光从窗子射进来，铅铸字钉在键盘上泛出润泽的光芒。我的眼睛时而紧盯键盘，时而注目辊子上的蜡纸，就像一名钢琴师在弹奏钢琴，那份专注，那份痴情，是油画里才有的凝重。偶然的优雅，是字锤走到行末“铛”的一声铃响，如此清脆，余音袅袅——以此，我把它称为字钉上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