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楼响起电话声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摇把电话才从木楼消失，换成转盘电话，又过了几年，拨号电话进入木楼。
刚上班时，单位只有一部黑色摇把电话，放在办公室一角那张厚重的实木桌子上。桌前有只旧方凳，供打电话的人坐下来等待总机接号。在办公室工作，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守着电话机接听电话。电话一来，总是火急火燎地鸣叫不停，守电话的人像屁股上装了弹簧，本能地弹跳起来，拔腿就往电话的方向跑。
有一次办公室临时缺岗，把看大门的老头喊来守电话。还真巧，经济检察科有一起案件，办案人上午八点就跟总机要了河南某地检察院的电话，涉及协查材料细节问题，需要电话交流。办案人员心神不定，一次次往办公室跑，反复嘱咐看门老头，来了河南的电话，马上喊他。
电话打通了，总机把电话接了过来。看门老头问是河南的吗，电话那头答复是。老头啪地一下把电话挂上，一溜小跑到门口，可着嗓子喊：“河南电话来了！”办案人员跑进办公室一看，傻眼了。电话怎么被挂上了？他分明看到话筒还在能伸能缩的托架上轻微晃动。看门老头说：“我不挂上，怎么去喊你？”
办案人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得不再次呼叫总机。
那个年代接电话，话会越传越少，甚至把话传没了。这仅仅是一个特例。数学上有二元传递关系，那是离散数学研究的领域，太深奥，不如老百姓对传递关系给出的定论通俗易懂：物越传越少，话越传越多。
我们三人招干之后，检察院陆续进来一批军转干部，木楼里不知不觉地在教学相长中形成两类相互开玩笑的群体：一类是那些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前所谓蹲过“牛棚”的老同志，另一类就是部队“老转”。老同志开玩笑仅局限于那段特殊岁月里的奇闻逸事，谁谁好哭，谁谁那天被批斗时吓得尿一裤裆，谁谁的外号是怎么来的，诸如此类。当然，他们说起这些笑话时，不称呼名字，而是彼此互称外号。“老转”之间开玩笑，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吆喝接电话上。
拨号电话省去总机接线要号的烦琐，也不像摇把电话那样铃声一响，让人觉得那么稀罕、珍贵。每个楼层都安装一部电话，除办公室那部还放在原处外，其他几部都是放在楼层的走廊里。放在走廊里的电话机，不需要固定的接电话人员，打电话便捷了，电话也多，有时响两三遍才有人懒洋洋地走出来。
“喂，哪里？”这是接电话最习惯用语，也是每天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一次，一名“老转”碰巧接到同年转业到检察院上班的战友的妻子从单位打来的电话，“老转”告诉她，战友传唤一名犯罪嫌疑人，正在问话，有什么事和他说吧。家里的琐事哪能和别人说呢？战友依仗是战友而自作多情。战友的妻子说：“你转告他，下班回家前让他给家里打个电话。”战友的妻子故意把“家”那个字说得很重，好像是暗语。
战友放下电话“扑哧”一声笑了，在他战友问完话之后便添油加醋地告诉他：“你老婆说了，以后下班回家要先给她打电话，经过她允许之后再回家，别不吱声到家就开门，弄得都尴尬。”
对战友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在场的人都心领神会，哈哈大笑，只有他战友一边骂他不是人，一边说谢谢提醒。
家里的电话已经欠费停机好几天了，战友的老婆是从单位打过来的，是提醒他回家时别再忘了交电话费，如果不说，说不定他又忘了。交费的地方就在木楼不远处，是他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的地方，可他路过时就是想不起来。于是，他拿起钢笔，在手心里写下“交电话费”四个字。尽管如此，谁知道他下班时，脑子里会不会只想着案件而忘记看手心呢？
电话使用频率高，听筒难免发出杂音，影响听觉，接听外地口音的电话时，更容易混淆。我要讲的另一个笑话，就是由此想起来的。那天，我刚看完卷，正想伸个懒腰，轻松一下，一名老同志走进我办公室，不紧不慢地对我说：“外面有你电话。”
我急忙走出去，拿起话筒“喂”一声，话筒里传出一名年轻女子的声音：“姐夫吗？”我没有小孩姨，妻子没有姐妹，我忙问：“哪位？”“我小翠呀。”东北口音，说话声音甜而清脆。
妻子也有亲戚在东北，她和我说过，但我没有认真记住她每位亲戚的名字，又不敢冷落对方，便试探地问：“你在东北啊？”“我不早都调回来了？”对方似乎有所怀疑，又问：“你是不是×××？”
“是我，不错。”
我自认为自己的名字不会听错，没想到我的名字在伴有杂音的话筒中从东北女子口音里说出来，竟然和另一名同事的名字如此相近，无怨那位老同志没有分辨出来。
“上次让我姐跟你说的给老爷子买药的事，你买到没有？”对方问。
我迟疑不语，一时间云里雾里分辨不出东西南北。我意识到错了，错在哪里了？我的脑子飞速运转，突然一个人的名字跳进脑海。是他，一定是他的电话。我操着带有浓重砀山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问：“你是不是找×——×——×？”
“对！你不是呀？我早听着不对劲！”
我心想，不对劲还不把电话挂了？害得我瞎揣摩一通。我连忙放下话筒去喊，那个名字读音与我相像的同事接完电话走进我办公室，我忙说：“谢谢你，我也做了一次东北女子的姐夫。”他气呼呼地说：“知道不是你的电话，还聊这么长时间！”我辩解：“这事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下班时碰到办公室副主任，我把接错电话的笑话说给他听，他当即答应，下午就去电信局找人来修。果不其然，下午真的来了修电话的师傅。
从事某种工作，时间长了，难免会留下“职业病”，我就犯过类似的错误。那年，我已在反贪局长岗位上，快到年底，下半年立案侦查的几起案件迟迟不能结案，影响年终结案率，为这事我心里十分烦躁。我刚一出门，走廊里电话响了。(https://www.daowen.com)
我拿起话筒问：“喂，找哪位？”
对方报出姓名，是找我们反贪局办案人员的。我满脑子都是案件，心想这名同志效率真高，刚开过会就传人来问话了。我想知道他传的是哪起案件的当事人，就问他：“你是哪里？”
对方说：“我找×××。”我又问：“你是哪里？”对方仍然不温不火地说：“我找×××。”
那天我和他摽劲，我一连问三遍“你是哪里”，他一连答三次“我找×××”。虽然我的问话语气已经发生变化，可他说话依然温软如初。之后我觉得不对劲，放下电话就去喊人。我想出去办事，也不办了，坐在同事椅子上等他接电话。我想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竟然是这么拧筋的人。
同事接完电话笑吟吟地回来，站我对面不说话，递我一支烟，自己燃上一支。同事年龄比我大，军转干部，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我坐着他的座位，他站着，我也不好意思，忙起身。我俩就这样站着，面对面吐烟雾，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他只管微笑，笑得我很迷茫。到底还是我没撑住劲，问他：“刚才是谁的电话？”
他笑，反问我：“你没听出来吗？”
我说：“我听着年龄不大，怪有韧劲。”
他说：“我儿子，你侄子，当然年龄不大。”
我笑了，抬手轻轻扇自己一巴掌。“和你一个脾气，我咋就没想起来呢？”
他说：“你侄子说了，我杜叔这是职业病，要改！”
我点头认可。
手里的烟已快燃尽，他看我扭身要走，转身从门后提出铁簸箕，掐灭自己的烟头，也示意我掐灭烟头。老大哥就是老大哥，这是木楼，别因心境变化而冲淡了防火意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认真思考起职业病问题。职业病是什么？职业病是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而引起的疾病。人们习惯将某一职业的从业者的偏激行为称作职业病，其实，那只是一种包容的态度，是屈服于你手中公权力而对错误行为的一种谅解。执法者如果不能认识这种错误，自以为是，势必在偏离职业道德规范的路上越走越远。
我决定在同事的儿子——我的侄子年假回来时，当面向他赔礼道歉。那一天，我安排他爷俩吃饭，就在木楼对面的小饭馆。我说：“那天虽然我最终还是没有拧过你，但我也应该向你道歉，是我不对，不该打破砂锅纹（问）到底。”
他说：“没关系，我习惯了。因为我爸也被你传染上这种毛病了，我也被我爸传染了，所以那天就跟你拧起来了。”
孩子很会说话，条理清晰，责任分明。我是局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孩子突然转头问我：“杜叔，我想向你咨询个问题，行吗？”
我点头答应。
他说：“我在大学虽然不是学的法学专业，但我们也开设了法律课程，我也看过法学系同学组织的模拟法庭。但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在法庭上，法官、公诉人都要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呢？法庭是讲理的地方，俗话说：有理不在言高。如果一名公诉人没有威严、没有气势，但他在法庭上能和言细语地把指控犯罪的证据列举得确实充分，说理清晰明了，这样的公诉人算不算好公诉人呢？”
显然，他知道我的答案，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所以他没有等我回答。接着，他又问：“法庭的严肃性包含哪些内容？除了对法律的敬畏，还包不包括对法官、公诉人威严仪式的敬重或者说是畏惧呢？”
这孩子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知识把他培养得很强大，他的理念直接挑战了我们那一代执法人的思想底线。我汗颜，无言以对。我反问：“你说呢？”
他说：“应该包括，譬如制服、座位，但这一切配置的根本愿望，归根到底还是希望法律精神及法律理念能通过法律人传递出公平正义的信号，而不是靠法律人自身装腔作势的行为气势来压倒别人。”
这孩子真聪明，一顿饭，他没有提“职业病”这个词，也没有拿我们办案的态度来说事。不过，他不提，他爸和我都受到了一次不小的教育，这是尊重长辈的中国传统孝道观在孩子身上发挥了作用，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及中国文化的未来。
那顿饭，我花费五十多块钱，太少了，相对于我所受到的启发和我后来在办案态度上的转变，再加十倍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