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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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真远！

到达乌鲁木齐，住进宾馆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在床上，耳朵里一直都是火车的轰鸣声和“咣当咣当”的车厢撞击声，不仅声音不绝于耳，而且感觉床也在不停地晃动。

本该在准格尔这座被蒙语意为“优美牧场”的城市里好好歇息一天再出发，借机欣赏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领略这座中亚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之风采，可惜，任务在身，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行。第二天，我俩就坐上公共汽车，在戈壁与牧场中，在牛羊与古城遗址的残垣断壁间，颠簸约十个小时，到达最终目的地——奎屯。

奎屯是一座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我们去的那年，它已满十三周岁。那时，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已在此贯通。我们入住的奎屯宾馆，离市政府很近，正对市政府大门，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道伸向远方。柏油大道连通的另一头是火车站，我已记不起火车站的名字，很远，是那种“一望而有际”的远——从市政府看火车站或从火车站看市政府都一样，没有任何遮挡，只要你有足够好的视力，就可以看到对面走动的人，还有衣饰、发型等。这一切都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心情，因为要找的人没有按照来前电报的约定赴约。空等两天后，我们只好启动第二方案，按我们之前掌握的线索，返回乌鲁木齐那家小招待所，去找招待所的女老板。

这一招真灵。女老板只说认识当事人，可以帮我们联系，同样，我们也只说据了解他以前在你们招待所住过，想来打听一下。话只能到此为止，各自心知肚明。我们回到奎屯宾馆的第二天，当事人就匆忙赶来，说是去某屯某沟还有某堡要账去了，耽搁两天，请我们谅解。无论他的话是真是假，在那个年代都冠冕堂皇。那时既没手机，也很少打电话，联络不顺畅，假话和真话一样。我们向他出示了与砀山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他只瞟了一眼，确认合同是真实的，便递给了我。那是他自己亲笔签写的合同，内容清楚得很，况且他那还有一份，无须多看。

当事人问我对他立案了吗，我反问他：“你认为我们要立案，会对你以什么罪名立案？”

同事接过合同，故意像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问题似的，惊奇地问当事人：“砀山是购货方，这份合同怎么是在砀山签的？你当时怎么没在洛阳或乌鲁木齐签呀？”(https://www.daowen.com)

我知道同事是一语双关。一是告诉当事人，砀山是合同签约地，即犯罪发生地，我们有对这起案件的管辖权；二是暗示他，我们已掌握了他家在洛阳，和在乌鲁木齐能找到那个小招待所一样，在洛阳照样能找到他的家和单位。

不得不承认骗子的招数高明。他知道只有我们两人赴新疆，原则上是不会对他采取什么强制措施的。我们去的目的是追赃，尽可能减少损失。他明知自己已构成犯罪，仍然要狡辩，抱着侥幸心理，尽其可能减少赃款退赔。他摇着头，一副委屈的神情对我们说：“你们是不知道内里隐情，我也是受害人，这批货款我接收后又被人骗了，这笔钱变成‘三角债’了。”

我神情严肃地责问他：“你知道什么叫’三角债’吗？”

他不语。我说，你连“三角债”的主体关系都搞不明白，还讲什么“三角债”？！

“三角债”是企业之间拖欠货款所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是企业之间无序开放的债务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过热，加之其他诸多因素，“三角债”在中国开始形成。我们去新疆那年，“三角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混乱已达到巅峰，无怨当事人会借“三角债”为自己辩解。第二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说：清理“三角债”，必须采取一些“硬”措施。

那一天，在暗示与狡辩的对峙中，在紧逼与防范的周旋中，我们之间打的是一场心理战。虽然心理学家认为，心理战都是暗中起作用，主动暴露自己的不多。但事物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像警察抓小偷的时候开警笛，明知道能把小偷吓跑，却还要这样做。因为开警笛是宣告自己为正义一方，要理直气壮，同时起到震慑犯罪、宣传告知群众的作用。

那天，心理战临近结束时，我们同样向骗子拉响了警笛。我们告知他：我们是做好两手准备而来的。我们的确是做了两手准备，在洛阳下车，在那里逗留两天，获取了相关信息材料。我包里还带着骗子在单位办理停薪留职的证明材料及他妻子的亲笔信，劝他积极配合调查，争取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