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西：边陲之地
从地形上看，左江流域在地貌格局上处于广西弧形山脉西翼，地势自西略向东倾斜，四周山岳环绕，流域以丘陵山地为主，岩溶分布量大面广（包括石灰岩丘陵、台地），占总面积的47%，山地占25%，平地占26.1%。地貌类型多样，土、石山交错，沙页岩的山地、丘陵、台地和石灰岩峰丛谷地、峰林谷地和孤峰溶蚀平地混杂，显示了生态农业资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42]百色、河池则属于云贵高原的余脉，处于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向广西丘陵区的过渡地带，虽已失去高原顶峰的恢宏气势，但也常形成大的切割地带。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从1000多米降至100～200米区域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岩溶地貌也广为发育。[43]总体而言，桂西以山多平地少而著称。右江流域有金钟山、岑王老山、青龙山等，平均海拔1300～1500米；红水河流域的凤凰山、都阳山等海拔也为1300～1500米，左江流域及周围有十万大山、公母山、大青山等，海拔则在1000米以上，此外小山小岭更是不可胜数，所以此地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
这样的地形地貌不仅对于当地人生计模式产生影响，形成比较独立的文化生态单元，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交通问题。即使今天，连绵不绝的石灰岩体与高高低低的山地也仍形成重重障碍，更别说缺乏现代交通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古代。行路难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宋代诗人杨万里曾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44]此诗虽非针对桂西所作，但也恰当描述了行走桂西时的情状。当然，桂西是远离中心的边陲，情况更为复杂。
同时，桂西似乎具备了成为瘴区的诸多自然条件。比如，大部区域地处低纬度，属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温高、夏长而炎热，冬短（或无冬）而暖和，春秋季相连，热量丰富，雨季长，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因此生物种类繁多。[45]由于桂西山峦叠嶂、山林茂密，空气难以流通，而且气候炎热、多雨潮湿，要么烈日蒸晒不止，要么淫雨连绵不绝。在古人的认识中，这种生态环境几乎就是产生瘴气和瘴病的“温床”。
基于这样的地理状况与生态环境，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央王朝不断向西南拓展时，却在这里受阻，使之成为反复争夺但又难以逾越的空间，国家力量至此也到了强弩之末，最终造就了西南一隅的“华夏边缘”。[46]这里借用王明珂的“华夏边缘”一词，根据他的说法，羌族是处于汉、藏之间的华夏边缘族群，华夏的势力在西北方正是以羌族聚居区为限。笔者认为桂西又何尝不是中华另一个“华夏边缘”，中央王朝定格于此，无法继续向前推进的无奈。与之可以对比的是，自秦代开始，广西东部（桂东地区）已逐渐被“王化”，与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历代中央王朝都有经略桂西之雄心，在此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文献，其中关于瘴的描述是极为重要的内容。早期主要涉及军事方面的记录。如《后汉书》载马援领兵征交趾时碰上了瘴气，“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气”。其时马援还对所见瘴气的状况有过描述：“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其情景甚是可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援不得不以“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47]也许此方法还比较有效，最终大军胜利还朝，但瘴气之可怕、瘴病之致命，已经留下了不小恶名。
东汉永和二年（85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势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兗、豫四万人赴之。”对此，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予以反驳，提出四点意见，其中一条为“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48]。朝廷听从李固的意见，岭南平定。
汉唐之间，中央王朝与广西的活动多胶着于桂北、桂东南等地，直至宋代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有关桂西地理与文化的历史著述才丰富起来。瘴气的描写似乎也已成了习惯，在以后历朝中都必然有与之相关的主题。(https://www.daowen.com)
宋代时，广西的瘴区除了文化中心的桂林外，遍布全境，而且愈往西、南愈严重。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说：“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49]范氏从地理上对广西的区域特征有了初步的判定，尽管并未给出邕州两江“水土尤恶”的原因，但可以想见的是，这与当时开发程度较低、文化不发达不无关系。元代马端临也认为：“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今静江（即桂州，今桂林，绍兴元年以高宗潜邸升府）有中州清淑之气，荔浦相距才百余里，遂入瘴乡，是天所以限楚、越也。”[50]宋太宗平定南汉之后，欲派军队收复宣布独立的交州，但大臣田锡进言予以反对：
交州谓之瘴海，得之如获石田。愿陛下念征戍之劳，思用度之广，爱人惜力，无屯兵以费财，修德服荒，无略内以勤远，亟诏执事，其诛锄，又何必蕞尔蛮陬，劳于震怒，此大体之一也。[51]
北宋以后交州（即今越南）就基本脱离中央王朝而独立，时人认为“交州谓之瘴海，得之如获石田”，想必也是其中一种重要原因，所以就有宋神宗元丰初“时征安南，建顺州，其地瘴疠不堪守，固请弃之，内徙者二万户”的举措。[52]从此桂西作为与越南最近的外缘地带，已定型为政治性的边陲，不过对瘴气的文化模塑与心理恐惧仍在继续。
至明代，章潢在《图书编》中记录了瘴气在广西的分布情况，当时无瘴之区仅有桂林府的临桂和灵川县，其他绝大部分都或多或少有瘴的存在，而左右江地区，与云南、贵州交界地带尤其严重。[53]我们知道，左右江地区以及与云贵接壤处正是所谓的桂西，即是土司统治之地。当时一些流官对于瘴气恐惧至极，甚至不敢前往这些地区处理公务。宣德六年（1431年），都督山云上奏曰：“广西左、右两江设土官衙门大小四十九处，蛮性无常，仇杀不绝。朝廷每命臣同巡按御史三司官理断，缘诸处皆瘴乡，兼有蛊毒，三年之间，遣官往彼，死者凡十七人，事竟不完。今同众议，凡土官衙门军务重事，径诣其处。其余争论词讼，就所近卫理之。”[54]
清代康熙时曾督学广西的闵叙，在其《粤述》中说“杜诗云‘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以风高无瘴也，下至平乐、梧州及左右江，瘴气弥盛。早起氤氲，咫尺不相见，非至已，不见山也。”[55]左右江地区也有“瘴疠熏蒸，官斯土者，病之接踵”[56]的记载。雍正《太平府志》云：“太平所属多深山密菁，其间虫蛇草木之毒郁结熏蒸，遂成瘴疠……郡县城人烟稠密视他处稍减，惟三结、两茗、上下石、思陵、镇远等州至八月天气酷热，水土恶毒，诚非人所能居矣。太平一日之间具四时之气，亦由阴阳不和时令不正故也。谚言‘亟脱亟著胜似服药’。此虽俗谈，实为此方要紧之决。太平原属瘴乡，仕官之人皆视为畏途。”[57]光绪《镇安府志》称该府所属的土司地区：“非夏秋亦有瘴，惟炎热之气稍减耳……向武土州山高雾重，多寒少暑。都康土州，四时瘴燠，遇雨则寒。上映土州，山深林密，岚烟四塞，瘴疠时行。”[58]
在清末乃至民国的地方文献中，有关桂西瘴气的描述仍十分普遍。林德均《粤西溪蛮琐记》告诫人们：“广西左右江地乃烟瘴极边，宦游者视为畏途。谚云：‘莫起早，莫洗澡，莫吃饱，莫讨小。’四言可为瘴之金丹。”[59]华本松记录了百色的情况：“百色地处极边，四时皆瘴，春夏之交郁热熏蒸。至七八九月，新禾、黄茅诸瘴继作。风色峭厉，烟雾常昏，水土最劣。”[60]道光《上思州志》曰：“州居西南之极边，其东南，则层峦叠嶂，瘴气易生……迁隆土峒界，极边之区，山荒地薄，一岁之间，暑热过半，五六七月岚瘴更盛，热病甚多。兼之草木蓊郁，蛇虫出没，触其毒者，尤莫可解。”[61]
按理说，清代以后桂西在中央王朝日益深入的“教化”之下，“文明”程度已大大提高，为何还有众多关于瘴的记载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土司尚存，即便雍正朝较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在桂西仍占据庞大的势力。明清时期关于桂西的描写，无论是地方志，还是文人笔记，编撰者或作者都是久经中央王朝文化理念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历史上那套说辞十分熟悉，所描绘的桂西地方形象无不遵循着“典范”的边陲书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已逐渐迈入“近代化”意识的民国时期，甚至与我们当前对西南少数族群地区一些刻板认识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在高度程式化的表述脉络中体会中央与边陲的二元关系，有关“瘴”的景象只是这种关系的一个注脚而已。同时，中央王朝对边陲的整体认识为其选择行政制度的策略提供了文化逻辑与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