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从羁縻到土司：行政体制的历史透视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中的核心，在认识论和本体论范围内提供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人与“天地”之间关系、“天地”本身内在关系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模型。[62]就第一个方面来说，中国人自古认为天下的人群大体呈华夏与“蛮夷”诸族共处的地理格局，在方位上华夏是中心，所以称中国，乃文明之邦；而“蛮夷”在方位上属周边，所以称边陲，乃“粗鄙野蛮”之地。华夏文明以“诗书礼仪”为基础，自诩优越，并伴随着中央王朝“圣王”的声威和教化，有着将这种文明扩散到人迹所至的每一个角落的冲动。[63]“天下观”历经久远，长期指导着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运转，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才被更符合时代潮流的“民族国家”观念所取代。
在理论上，“天下观”是一套完备的政治哲学，逻辑的自洽性自不待言，然而在政治实践上，存在着种种障碍。因为“天下”处处埋有危机，从地理维度来看，本章着重阐述的“瘴”，就使边陲地区极端危险，很多时候成为难以跨越的“天堑”；从族裔维度来看，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及后来形形色色的族裔群体，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6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系天下体系的稳定性与有序性，并掌控绝对主导权，就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当然，基于不同的方位和族裔，在战略上有所侧重，比如北方游牧族群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强敌，花费了最大的精力却疲于应付，甚至常有亡国于其铁蹄之下的危机；而南部之多元族群，虽不足以构成冲击中央王朝的势力，但中央政府也不具备完全掌控这一边陲的力量。
对于边陲族群的界定，是与这些地区地理上的荒茫、瘴疠联系起来的。白居易在《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描述道：“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土民稀白首，洞主尽黄巾。”[65]北宋刘攽送朋友至岭南做官有感而赋诗：“过岭数千里，孤城近海涯。地温饶瘴毒，民恶半蛮家。”[66]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记录长期在广西任职的陶弼一诗曰：“蛮水似鲜血，瘴天如死灰。吏忧民置毒，巫幸鬼为灾。”[67]王士性也有“岭徼瘴随风雨恶，蛮家路逐犬羊邻”[68]的诗句。可见中原人把对边陲瘴气的恐惧移植到种族的想象中，将之视为“禽兽”，其性为“犬豕之众”或“蜂虿之毒”，因而“狼子野心，顽不可革”。[69]在治理上则始终“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这是由于边陲族裔“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即便兴师动众派遣大军征讨，有可能剿灭，但很快就会“死灰复燃”，况且战争伤民，为之奈何？[70]透过“瘴”与“蛮”意向所展现的边陲形象，不管是一种虚幻或现实困境的反映，赋予的意义却是真实的。
中央王朝的文化优劣论、地理观念以及种族意识交织为对边陲族群的总体认识，在这种基于不同空间等级格局认知模式的主导下，又实践化为一种特殊的边陲行政制度，即羁縻体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从心理学与管理学两个层次加以说明。若一个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较之他处长期享有（或自认为的）优势，那里的人群很可能会形成“文化中心主义”，将自己想象成“中心”，相邻四周则被视为“化”外之人，其生活方式也自然被冠之以“蒙昧”与“野蛮”。由于占据心理上的优势，中心之人群如果不需要花费太高的代价，就会直接使用武力征服周边族群；若征服难度过大，或成本太高，便会采用“怀柔”手段将之纳入符合自身利益的地缘政治格局。[71]这种“怀柔”的手段，就是所谓的羁縻制度，是利用较低的代价维系天下格局、国家秩序的手段。而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是操演羁縻理念的高峰与绝唱。
古人对于“羁縻”一词的理解来源于带有歧视性的观念。《史记》中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其夹注曰：“羁，马络头也；縻，牛缰绳也。《汉宫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72]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指出：“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谓蛮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岛之中者，则被之声教，疆以戎索……其种类虽曰戎狄，而皆错处于华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73]用动物来指称少数族群，将驯服动物的技术套用到对这些群体的治理之上，体现了浓厚的“文化中心主义”情结。另一方面，说明中央王朝对于边陲少数族群也极为害怕，因为在其眼中，“动物”的野性常常爆发惊人的力量。羁縻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驯化”，使周边蛮夷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74]
岭南自古为“百越之地”，由于地理的关系又形成西瓯、骆越及南越等几个次生的文化单元，其发展多为内生性的。秦始皇一统七国，将视野投向南部百越地区，派遣数十万大军横跨五岭，最终征服岭南，国家疆域扩展至此，岭南自此成为南部边陲。然而，秦始皇并不满足暂时的军事征服，还尝试将此地纳入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从而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象郡的辖地即包括今桂西全部和越南中部与北部、广东西部的部分地区，以及云南东部、贵州南部。[75]
但是在这广大的区域内，秦王朝并无绝对掌控的力量，甚至在职官任命上都“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办法只能是仍令其君长治之，“以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76]。这应该是中央王朝在桂西行羁縻之策的开端。而到了西汉，“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77]17个初郡分别是南越地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西南夷地的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犍为、零陵、益州。[78]较之秦代，西汉设置的“初郡”似乎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但“以故俗治”是恒定的策略。
其实，羁縻体制是不断演变的政策，行使羁縻政策的主体单位，其称呼在各朝有所差异。秦朝设置“道”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县”，即“内郡为县，三边为道”。[79]汉代沿袭旧例，汉平帝时设有“道三十二”[80]，此外还增加了上文提到的初郡以及属国等行政单位补充之，另专门设有职官管理。《后汉书》言：“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81]这里的“属国都尉”就是此类官职。这一时期的羁縻政策的界限并不是特别清晰，比如，在某些区域任命太守、县令等外来流官掌管郡县，但在郡县内任命地方头人为“王”“侯”“邑长”等职，两者混杂在一起行共治。朝廷任命太守统领初郡的军事，军队也由中央政府从内地派遣，而且初郡需缴纳赋税，各级土酋则上缴土贡。[82]到了南朝，其主流设置为“左郡”与“左县”两类，另有少量“僚郡”“俚郡”。南朝刘宋，始创左县和左郡制；南朝萧齐时，该设置在地理分布上达到所能达到的最大值，左郡33个，左县更有100多个，最为鼎盛。[83]当然，南朝左郡与左县制度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承前启后之功，上承秦汉的“道”，下启唐宋的“羁縻府州”。
总体上说，汉唐之间的各朝，中央政府对于边陲的认识相对有限，羁縻之策或为军事征服之补充，整体框架笼统和模糊。唐代之后，该情况才有所变化，不仅“羁縻”的理念日趋成熟，具体到行政上，所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也更完善。从行政区划上看，在边陲少数族裔地区，主要设置有自治性最强的都护府以及自治性次之的都督府，两者之下则有州、县等行政层级。由于唐朝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大量少数族群或内附，或招降，或被征服，最高峰时所设羁縻府州竟超过八百：
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三。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84]
在“羁縻州府”内，设有都督、刺史、县令等职，皆由各族首领担任，中央政府有任免之权，“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85]当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86]，依然是治理羁縻州府的固有策略。唐高祖时，大臣窦静详细论证了实施这种政策的原因和价值：
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麀，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民，以资无知之虏，得之则无益于治，失之则无损于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诚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虑。如臣计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后，加其无妄之福，假以贤王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自可永保边塞，俾为籓臣，此实长辔远驭之道。[87]
窦静的观点固然有“文化中心主义”情结，对边陲少数族群有“污名化”的至深刻板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观点符合当时的政治现实和政治需求。在无比广阔的空间地域内，唐王朝无法用整齐划一的管理模式统合各族裔群体。羁縻府州制度照顾各群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不拆散其社会组织，不改变其生计方式，但政治和军事上臣服于中央统治，有利于边陲的稳定。唐代的“长辔远驭之道”影响到后世，“土司制度仿佛之”。[88]
唐朝在岭南设置羁縻府州，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冯）盎以南越之众降，高祖以其地为罗、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吴国公，寻改封越国公。”[89]其后不断扩展，江南道黔州都督府11州，岭南道桂州都督府7州、邕州都督府25州、安南都护府8州。各州地望大部分在桂西，大致情况如下：[90]
明州、福州、鸾州、延州、双城州（今南丹县），峨州（今天峨县）、琳州（今河池市宜州区）、那州（今河池市长老乡等地）、添州（今百色市）、抚州（今环江县北）、姜州（今址不详），属黔州都督府。
纡州（今忻城县果遂乡一带）、归思州（今忻城县东南）、思顺州（今柳州市柳江区西南）、蕃州（今河池市宜州区南）、温泉州（今河池市宜州区三岔等地）、述昆州（今河池市宜州区北牙乡）、格州（今三江县），属桂州都督府。
青州、得州、员州、椳州、归顺州（今址不详）、思刚州（今来宾市迁江镇）、侯州、归诚州、伦州；石西州（今凭祥市）、思恩州（今平果市旧城乡）、思同州（今扶绥县西北）、思明州（今宁明县东北）、万形州（今大新县北）、万承州（今大新县东北）、上思州（今上思县南）、谈州、思琅州（今属越南）、波州（今大新县西南）、功饶州（今田东县东）、万德州（今平果市）、左州（今崇左市东北）、思诚州（今大新县西南）、
州、归乐州（今百色市）、七源州（今越南），属邕州都督府。
归化州（今柳州市柳江区北）、思农州（今罗城县）、西原州（今扶绥县西南）、龙州（今龙州县东北）、思陵州（今宁明县南）、禄州（今宁明县西南）、金龙州（今龙州县）、安德州（今靖西市西北），属安南都护府。
宋代继续推行羁縻州制，当时的广南西路（今广西大部分区域）所属羁縻州县的具体数量，说法颇为不一。据《宋史·地理志》载：
邕州 羁縻州四十四，县五，洞十一。（忠州、冻州、江州、万丞州、思陵州、左州、思诚州、谭州、渡州、龙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上思州、禄州、石西州、思浪州、思同州、安平州、员州、广源州、勤州、南源州、西农州、万崖州、覆利州、温弄州及五黎县、罗阳、陀陵县、永康县、武盈洞、古甑洞、凭祥洞、鐏峒、卓峒、龙英洞、龙耸洞、徊洞、武德洞、古佛洞、八
洞，并属左江道。思恩州、鹣州、思城州、勘州、归乐州、武峨州、伦州、万德州、蕃州、昆明州、婪凤州、侯唐州、归恩州、田州、功饶州、归城州、武笼州及龙川县，并属右江道。初，安平州曰波州，皇祐元年改。元祐三年，又改怀化洞为州。）
融州 羁縻州一。（乐善州）
庆远府 羁縻州十，军一，监二。（温泉州、环州、镇宁州，领县二。蕃州、金城州、文州、兰州，领县三。安化州，领县四。迷昆州、智州，领县五。怀远军，领县一。又有富仁、富安二监。旧领思顺、归化二州，庆历四年，并入柳州马平县。）[91]
上述记录与北宋成书的《元丰九域志》有所差异，比如该书的“左江道”只录有30羁縻州县；又如《宋史》中的“庆远府”，此书则为“宜州”。[92]而《宋史·蛮夷传》也另有说法：“广西经略安抚使吕愿中谕降诸蛮三十一种，得州二十七，县一百三十五，砦四十，峒一百七十九及一镇、三十二团，皆为羁縻州县。”[93]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吕愿中将广南西路所有州县混为一谈，从而出现这个夸张的数字。但无论如何，从这些记载来看，宋代羁縻之地，即邕州的左右江流域，庆远府、宜州的红水河流域，正是元明清土司的核心区域。
有趣的是，北宋后期中央政府还曾尝试过失败的“行政改革”，试图将桂西边陲与内地同等视之：“（宋神宗）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元祐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但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诸峒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寻以议者言，以为招致熟蕃非便，乃诏悉废所置州郡，复祖宗之旧焉”。所谓“复祖宗之旧”，也就是恢复羁縻体制。最后对桂西诸蛮得出结论：“务在羁縻，不深治也。”[94]
以上对土司制度之前的桂西行政体制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由于这段历史不在重点考察之列，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就相当简化。不过总体而言，羁縻体制发展到唐宋，可以化约为对后世土司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特征：第一，不改变或调整土酋原辖地领土；第二，任原土酋为官；第三，不改变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第四，以朝贡关系为纽带；第五，各族土兵要接受朝廷征调。[95]鉴于历史强大的持续性与惯性，正是这些因素，奠定了元代实施土司制度的基础。元代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司制度，明代高度成熟，直至清中期以后逐渐衰亡。
元代对边陲的层级管理愈加规范化和明确化，行政单位更加多元和复杂，设有军事性的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溪洞军民总管府，文职性的土府、土州和土县等机构，皆有地方土酋充任各职。元朝大军军事征服的步伐不断向南推进，整个南方都成为王朝的“新边疆”，特别是在西南多元族裔地区，设置安抚司作为特殊的行政管理单位，直到政局稳定，设置总管府取代安抚司。[96]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年），整个广西设置的安抚司主要有：“南宁路……至元十三年，立安抚司，十六年，改为邕州路总管府兼左右两江溪洞镇抚”“梧州路……至元十四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梧州路总管府”“浔州路……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为总管府”“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庆远路总管府”“象州……至元十三年，立安抚司，十五年，改象州路总管府”“宾州……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下路总管府”“横州……至元十四年，立安抚司，十六年，改总管府”“融州……至元十四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融州路总管府”，又有“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来安路军民总管府”等[97]，其中“左、右江溪洞蛮獠，置四总管府，统州、县、洞百六十”[98]。
这些机构的首领普遍被称为“土官”。根据蓝武的考证，元代尚未出现“土司”一词，但“土官”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土司”的内涵和外延。[99]曾以不同方式出现在元代文献资料中的各级土官很多，较著名的有镇安路总管岑斗荣，南丹州莫国麟，来安路总管岑雄，太平路总管李兴隆及麾下土官黄法扶、何凯，忻城土官莫保，延边溪洞军民安抚使岑世兴、黄胜许，思明路军民总管黄克顺，上思州土官黄志熟，全茗州土官许文杰，安隆寨土官岑世忠，思明州土官黄宗永，忠州土官黄祖显，太平州土官李以忠，镇远州土官赵省昌，茗盈州土官李铁钉，安平州土官李郭佑，思同州土官黄克嗣，万承州土官许郭安，龙英州土官李世贤，左州土官黄胜爵，陀陵县土官黄宣、黄富等。[100]从姓氏与土司名称来看，很难不会与明清的历史勾连起来。
元王朝在土官的任命、承袭、升迁、惩罚、贡赋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其中赏罚制度分明，比如规定“诸左右两江所部土官，辄兴兵相仇杀者，坐以叛逆之罪。其有妄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有司受财妄听者，以枉法论。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勋劳，及应升赏承袭，文字至帅府，辄非理疏驳，故为难阻者，罢之”[101]。另一重要举措则是严格管理土官的承袭。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中书省建议：“云南土官病故，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仁宗同意此意见，并形成定制。[102]按照朝廷的规定，土官的承袭，必须上报中央批准，一经任命，赠予诏敕、印章、虎符、驿玺书等信物作为凭证，极大助力于对土官的掌控。这种合作与臣服的姿态，使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得到很大程度的自我满足，也许这正是土司制度不可忽略的象征性意义。总而言之，元代之土司制度是对羁縻州制的继承与推进，此后明清两王朝又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开创了王朝边陲的土司时代。
当明朝大军南下广西时，那些为自己取名为诸如“岑伯颜”“李赛都”“赵帖坚”等带有强烈蒙古味道的土官们，有如他们的先辈归附元朝那样，甚至还未将这些痕迹抹除就非常“审时度势”地投入明军的怀抱，留住了这份前朝的政治遗产。明朝的统治者则继续挥动“胡萝卜与大棒”，经过制度内的完善与修补，将土司制度推向了新的高度。
明代土司制度蓬勃发展，所设土府、土州、土县、土长官司、土巡检司等广布于广西，甚至在桂东部的流官区亦有大量土巡检司，包括“首善之地”桂林府也设置有桐木镇、常安镇与富禄镇三个土巡检司。根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广西有长官司三，隶兵部武选司；土官一百九十七，其中知府四人、知州三十三人、同知一人、知县六人、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典吏二人、巡检十三人、副巡检一百二人。嘉靖初，设知州一人、吏目一人、巡检二十八人，皆属吏部验封司。[103]当然，桂西地区才是土司的“大本营”。
庆远府：以莫氏为安抚司同知。东兰州，土酋韦氏为世袭土官；洪武元年（1368年）并那、地二州为那地州，罗氏为世袭土官；南丹州，土酋莫氏为知州；忻城县，莫氏为知县；永顺长官司和永定长官司，以邓氏等为长官；永安长官司，以韦氏为正副长官。
南宁府：归德土州，黄氏内附，授知州；果化土州，赵氏内附，授知州；上思土州，黄氏内附，授知州，州西有迁隆洞土巡检司；下雷土州，许氏世袭。
太平府：洪武元年黄英衍降，授太平府知府，领土州县十九。太平土州，李氏归附，授知州；镇远土州，赵氏归附，授知州；茗盈土州，李氏归附，授知州；安平土州，李氏归附，授知州；思同土州，黄氏归附，授知州；养利州，赵氏归附，授知州；万承土州，许氏归附，授知州；全茗土州，李氏归附，授知州；结安土州，张氏归附，授知州；龙英土州，李氏归附，授知州；结伦土州，冯氏归附，授知州；都结土州，农氏归附，授知州；上、下冻州，赵氏归附，授知州；思城土州，赵氏归附，授知州；永康土州，杨氏归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升为州；左州，黄氏归附，授知州；崇善县，赵氏授知县；罗阳土县，黄氏归附，授知县；陀陵土县，黄氏归附，授知县。
思明府：洪武二年（1369年）土官黄忽都归附，授知府。思明州，黄氏归附，授知州；上石西州，赵氏、何氏、黄氏相继更替；下石西州，闭氏归附，授知州；忠州，黄氏归附，授知州；凭祥州，李氏归附，成化八年（1472年）升为州；思陵州，韦氏为世袭知州。
思恩府：明初隶田州府，正统三年（1438年）升府，岑氏世袭。嘉靖七年（1528年）析设兴隆、那马、白山、定罗、旧城、下旺、安定、都阳、古零九个土巡检司。
田州府：洪武二年，岑伯颜归附，授知府。嘉靖八年降府为州，析府地设床甲、栱甲、焚凤、武龙、累彩、篆甲、下隆、寨桑、寨马、凌时、万洞、阳院、大田、县甲、怕河、思郎、思幼、侯周等十八个土巡检司；上林土县，黄氏归附，授知县。
镇安府：洪武元年（1368年）授岑天保卫知府。归顺州，弘治九年（1496年）设州治，岑氏授知州；上映土州，许氏世袭；湖润寨土巡检司，岑氏世袭。
恩城州：岑氏世袭，弘治五年（1492年）州废。
上隆州：岑氏授知州。
泗城州：洪武五年（1572年），岑善忠归附，授知州。州属程县，为流官；安隆长官司，岑氏世袭；上林长官司，岑氏世袭；利州，岑氏授知州。
龙州：洪武二年，赵贴坚归附，授知州。奉议州，黄氏授知州。
向武州：洪武二年，土官黄世铁归附，授知州。
罗白县：洪武初，土官梁敬宾归附，授知县。[104]
明代是土司制度的鼎盛时期，出现如此庞大的土司群体，并不奇怪。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代中期后，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桂西土司制度逐渐衰落。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时任广西巡抚张鸣岐奏折中的广西土司已大大缩减，只有四十三处。据《清史稿》，广西的土州二十有六，“曰忠州，曰归德，曰果化，曰下雷，曰下石西，曰思陵，曰凭祥，曰江州，曰思州，曰万承，曰太平，曰安平，曰龙英，曰都结，曰结安，曰上下冻，曰佶伦，曰茗州，曰茗盈，曰镇远，曰那地，曰南舟[105]，曰田州，曰向武，曰都康，曰上映”；土县四，“曰罗阳，曰上林，曰罗白，曰忻城”；长官司三，“曰迁隆洞，曰永定，曰永顺”。[106]较之明代，各土司单位皆有减少，而且土司全部位于桂西。不过，“综其疆域，几占全省四分之一。幅员既广，形势尤胜”，而且有的土司与越南接壤，政治上居要冲之区，“实为南服之屏障”，另外，“其物产，亦实业上可为之地”。因此，土司依然有“臻富庶，固边陲”的重要作用。[107]
为了增强读者时间与空间的直观效果，兹引用谷口房男和白耀天两位学者对桂西各土司情况[108]归纳的简表，见表1-1：
表1-1 桂西土司地方一览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日］谷口房男、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669—671页。）
在本章中，我们依据朝代更替的线索以及羁縻体制的演进脉络，通过政治史的宏观视角，呈现了中国“天下观念”下土司制度的某些构成要素与运行逻辑。有关土司研究，制度层面的条分缕析，前人的工作甚巨（也是其土司研究的主要内容），成果已十分丰富。但这种相对“平面化”的论述，不足以诠释土司社会历史文化内含的权力关系、土司阶层依托土司制度的能动性与互动性。因而本著只是简单介绍，力求为读者提供总体概念与部分历史背景。诚如萧凤霞所言：“历史过程是由充满文化创造性的人建设出来的。正是充满创造性的人的种种活动，形成了社会生活的起伏变迁，而社会生活，又不断地给经验赋予丰富的内容和结构。”[109]以下几章我们将通过土司们创造性的活动，描绘桂西边陲更为生动的历史图像。
【注释】
[1]相当于今天百色市的右江区、平果市、田东县、田阳县、田林县、德保县、靖西市、那坡县、凌云县、乐业县、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崇左市的江州区、扶绥县、大新县、天等县、龙州县、宁明县及代管县级凭祥市，河池市的南丹县、天峨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凤山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以及来宾市的忻城县，南宁市的马山县等；又分别相对应于古时（因为一些地方行政建置变迁较剧，这里以明中期为准）的庆远府、太平府、镇安府、田州、泗城州、安隆司、归顺州等地以及思恩府一部分。
[2]（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五《严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
[3]（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孔繁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44页。
[4]白居易有诗云：“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沪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见《白居易集》，岳麓书社，1992年，第46页。
[5]（唐）刘恂：《岭表异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6]（明）邝露：《赤雅》（《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第50页。
[7]（清）陆祚蕃：《粤西偶记》（《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8]（清）陈兰滋纂修：《上思州志》卷六《舆地志》，道光十五年。
[9]古代对瘴疟、瘴气，多认为是感受南方山林、溪源间湿毒之气，属于地方性疾病，尤以岭南山区为多见。又因为其病情比一般疟疾严重，故巢元方指出：“重于伤暑之疟。”其临床症状，以高热、昏沉不语，或狂言谵语为特点。（隋）巢元方著：《重刊巢氏病源候论总论》卷一一，见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355页。
[10]（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屠友祥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3页。
[11]（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五七，黄胜陆等校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7页。
[12]（清）俞震：《古今医案按》，鲁兆麟等校，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56页。
[13]（明）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周振鹤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5-216页。
[14]（清）程林：《圣济总录纂要》卷五《疟疾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15]（明）吴崐注：《内经素问吴注》，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16]诚虚子著：《道德经新解》，济南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17]（明）吴崐注：《内经素问吴注》，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18]（明）吴崐注：《内经素问吴注》，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56页。
[19]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卷三《地官司徒第二》，文献目录出版社，1985年，第98页。
[20]（汉）桓宽：《盐铁论》卷三《轻重》，中华书局，1992年，第180页。
[21]（唐）徐坚：《初学记》卷八《河东道第四·论引》，中华书局，2004年，第176页。
[22]（宋）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二五《上皇帝安南罪言》，上海书店，1989年，第155页。
[23]（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二九《送李柳州序》，上海书店，1989年，第20页。
[24]（明）邝露：《赤雅》（《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第50页。
[25]（清）闵叙：《粤述》（《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26]（清）俞震：《古今医案按》，鲁兆麟等校，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https://www.daowen.com)
[27]（清）俞蛟：《梦厂杂著》卷四，骆宾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2页。
[28]（北齐）魏收修撰：《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叡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3页。
[2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屠友祥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3页。
[30]（宋）释继洪纂修：《岭南卫生方》卷中，中医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31]（隋）巢元方著：《重刊巢氏病源候论总论》，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卷一一，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第336-337页。
[32]（宋）欧阳修、宋祁修撰：《新唐书》卷一〇六八《韦执宜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24页。
[33]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
[34]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3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
[36]［美］苏珊·桑塔格著：《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37]［法］米歇尔·福柯著：《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38]（宋）李觏：《旴江集》卷二三《虔州石城栢林温氏书楼记》（《四库全书本》）卷二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9]乾隆敕编：《世宗宪皇帝圣训》（《四库全书》本）卷三一“雍正四年九月甲寅”，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0]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向》，《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
[41]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广西印刷厂，1935年，第1页。
[42]余承惠：《左江流域生态系统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环境保护》1998年第12期。
[43]洪业汤、程鸿德、梁宁等著：《广西百色、河池地区扶贫开发总体战略规划》，地震出版社1995年，第4页。
[44]（宋）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杨万里诗歌赏析集》，巴蜀书社，1994年，第215页。
[45]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页。
[46]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47]（南朝宋）范晔修撰：《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846页。
[48]（南朝宋）范晔修撰：《后汉书》卷八六，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8页。
[49]（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严沛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50]（元）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卷三二三《舆地考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8870页。
[51]（宋）李焘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中华书局，1979年，第496页。
[52]（元）脱脱等修撰：《宋史》卷三四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75页。
[53]（明）章潢辑：《图书编》（《四库全书》本）卷四九《两广总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54]（清）张廷玉等修撰：《明史》卷三一七《广西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第8203页。
[55]（清）闵叙：《粤述》（《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56]《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中华书局，1985年。
[57]（清）甘汝来编：《太平府志》卷二《气候》，雍正四年。
[58]（清）羊复礼修，梁年等纂：《镇安府志》卷八，光绪十八年刻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
[59]（清）林德均：《粤西溪蛮琐记》补编，光绪二十四年。
[60]（清）华本松撰：《百色志略》，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杭州古籍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年。
[61]（清）陈兰滋纂修：《上思州志》卷六《舆地志》，道光十五年。
[62]王铭铭著：《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载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63]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燕京学报》新十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64]朱宠达著：《左传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60页。
[65]（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岳麓书社，1992年，第273页。
[66]（宋）刘攽：《彭城集》（《四库全书》本）卷一○《送人之官岭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67]（宋）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卷一二二《广南西路·宜州》，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6页。
[68]（明）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周振鹤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
[69]（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三《上徽宗论沿边纳土三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27页。
[70]（元）脱脱等修撰：《宋史》卷四九三《西南溪峒诸蛮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71页。
[71]阮炜著：《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81页。
[72]（汉）司马迁修撰：《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048页。
[73]（元）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第22页。
[74]（南朝宋）范晔修撰：《后汉书》卷九七《祭祀上》，中华书局，1965年，第3163页。
[75]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60页。
[76]（汉）司马迁修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1963页。
[77]（汉）班固修撰：《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174页。
[78]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422页。
[79]（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下》，中华书局，1990年，第50页。
[80]（汉）班固修撰：《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3页。
[81]（南朝宋）范晔修撰：《后汉书》卷一一八《百官志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619页。
[82]林超民：《羁縻州府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年第5期。
[83]方高峰：《试论左郡左县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
[84]（宋）欧阳修、宋祁修撰：《新唐书》卷四三《地理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85]（宋）欧阳修、宋祁修撰：《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80页。
[86]（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6076页。
[87]（五代晋）刘昫修撰：《旧唐书》卷六一《窦静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69页。
[88]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4页。
[89]（五代晋）刘昫修撰：《旧唐书》卷一〇九《冯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88页。
[90]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429-430页。
[91]（元）脱脱等修撰：《宋史》卷九〇《地理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2243页。
[92]（宋）王存撰：《元丰九域志》卷一○，王文楚、魏嵩山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507页。
[93]（元）脱脱等修撰：《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1页。
[94]（元）脱脱等修撰：《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9页。
[95]李昌宪：《宋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宋辽金元史》1990年第4期。
[96]陆韧：《元代安抚司的演化》，《历史地理》2013年第1期。
[97]（明）宋濂等修撰：《元史》卷六三《地理六》，中华书局，1976年，第1532-1536页。
[98]（明）宋濂等修撰：《元史》卷一五《世祖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315页。
[99]蓝武研究认为，在没有任何特定要求的情况下，“土官”与“土司”两词可并行参用。蓝武著：《从设土到归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100]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599-600页。
[101]（明）宋濂等修撰：《元史》卷一〇三《刑法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2635页。
[102]（明）宋濂等修撰：《元史》卷二六《仁宗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589页。
[103]（清）陈梦雷等原辑：《方舆汇编·职方典》（《古今图书集成》本）卷一三九六《广西总部》，中华书局，1986年。
[104]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10-614页。
[105]疑误，应为“南丹”。
[106]（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一二《土司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7页。
[107]（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张静庐等校点，中华书局，1958年，第5801-5803页。
[108]两位学者将实施土司制度的时间上溯至唐朝。
[109]［美］萧凤霞：《传统的循环与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