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2 国内高校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
当前国内高校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与过去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虽然高校心理咨询逐渐受到重视，发展较快，但是起点低、面较窄、重复研究多，离实际需求还很远，仍难以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
（2）各地区、各高校对心理咨询的研究不平衡。一般来说，沿海地区、一线城市的院校及重点大学比较重视，而在部分偏远地区相对比较滞后。
（3）我国心理咨询起步较晚，心理咨询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心理咨询专家在我国刚刚出现，现有的高水平心理教师又偏少。例如，浙江大学的调查中显示，在74所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中，共有咨询员453人，平均每校6.1人。而事实上，这些咨询教师中绝大多数为兼职人员，兼职人员又有一部分人只是挂名和偶尔参加咨询活动。(https://www.daowen.com)
因此，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咨询人员严重缺乏，心理咨询从业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兼职教师对心理咨询经验不足，对心理疾病的症状判断不清，难以对症下药，从而影响到整个心理危机干预的效果，这也是造成目前高校心理危机的一大原因。
基于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由起初重视事后处理开始转变观念，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心理疾病的预防和筛查。国内高校对学生心理健康日益重视，而高校中从事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教师却十分短缺，为解决这一矛盾，通过量表筛查校园内特定人物的心理问题，并及时提供预警，显得十分重要。
目前来说，常用于大学生抑郁症筛查的量表包括：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于1977年编制的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Zung于1965年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DS）；汉密顿（Hamilton）于1960年编制的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48］。这些量表主要针对的是普遍的抑郁症患者，而对于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来说，使用以上量表进行抑郁症筛查无论是灵敏度还是特异度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赵静波等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大学生抑郁症的特点，构建了大学生抑郁评定量表正式版，并用正式版量表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调查对象，进行实际应用研究，得出我国大学生抑郁症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并制定了常模。该量表是以我国大学生为样本的第一个专门评定大学生抑郁的测量工具，能够更准确、有效地解决我国大学生抑郁症的筛查问题，为早期识别大学生抑郁症提供了有效的工具［49］。但在大学生抑郁症筛查相关的研究中，也不乏根据当地大学生的情况选择其他量表开展项目的例子。例如，陈丹运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O-9）对1427名高校大学生进行抑郁症的筛查，结果共有153人（占10.72%）检出明显抑郁情绪，且该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50］。以上量表条目数都较多，实施起来有诸多不便。Bruce等发现口头提问两项筛查抑郁症的问题，即“在过去1个月中，你在做事时，是否经常被情绪低落、抑郁或无望而困扰；以及在过去1个月中，你在做事时，是否因一点小的利益或欲望而困扰”就能检出全科诊所中的多数抑郁症病例，且具有较满意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这给大学生抑郁症筛查工作提供了一个简洁省时的方法［51］。如今二维码深入大众生活，将抑郁测评量表与二维码相结合是一种方便有效的筛查方式。周晶晶等在北京市5所高校内利用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及抑郁症觉察缺陷问卷（PDQ-D）的5条目量表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行线上评估，发现大学生人群抑郁症筛查阳性率较高，需定期开展健康宣教及抑郁症筛查，以期早发现及干预［52］。
但通过量表进行筛查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对心理疾病患者诊断、治疗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对情绪、认知和行为的可靠测量主要依靠临床医生的观察和自我评估的心理测试，这种方法具有费时费力、缺乏实时性和可靠性、所收集的数据质和量都不高等缺点，而且医护人员很难对心理疾病患者做提前预防治疗，即在心理疾病刚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时候，提醒患者及时去专业的心理治疗机构诊治。同时，研究对象在被告知的情况下能否主动配合心理工作者测量，这需要研究对象有一定的自主性和配合性，对于一些不愿接受心理咨询，或者无法准确描述症状的对象，工作则无法开展。同时，由于测试是在对象预约的前提下完成的，测试对象有一定的掩饰性，即使现场发现心理危机也已经为时过晚，无法采取提前的预测和准备。种种缺陷导致系统不便面向大规模的群体使用，急需研究一种新的方法既能够将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收集，又能够扩大使用范围。利用现代计算机科学技术可以收集、传输和分析适当的数据，可以有效地减轻参与者和研究人员的负担。就大学生群体来说，一卡通、互联网、手机等移动终端、学校的各种传感器数据等都可以作为数据的来源，数据的获取趋向于多元、完整和精确。这些数据被传输到中央数据存储库，通过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经过以上过程得到的结果可被运用于大学生情绪识别的筛查中，从而解决传统方法存在的不足，变筛查为预警，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