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群体的情绪与道德

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易怒

群体受所有外部刺激因素的支配，而且会不断地对这些因素的变化作出反应/群体所服从的冲动是多么专横，以至于它完全不顾个人利益/群体中不会有冷静的预谋/民族因素的影响

2．群体的轻信与易感

群体对暗示的服从/群体会将心中激发出来的形象当成真实形象来加以接受/为什么这些形象对群体中所有个体都一样/受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群体中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体被各种幻觉控制的例子/不能相信群体的证言/证人大都一致的证言最不可信，不能作为证据/历史书的价值不大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真率

群体不认可怀疑或不确定性，并且总走极端/群体的情绪总是很过度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群体在强大威权面前的奴性/群体一时的革命本能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极端保守/群体本能地敌视变革和进步

5．群体的道德

根据群体所受暗示的强弱，群体的道德可能比组成群体的个体低很多或高很多/实例与阐释/群体很少会受到利益的引导，利益考量往往属于独立个体/群体的道德教化作用

在概括地指出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我们还需要对这些特征进行进一步研究。

人们会注意到，群体特有的特征，比如冲动、易怒、不理性、缺乏判断力与批判精神、情绪夸张，几乎总是在进化思维相对落后的人身上才能看到，比如野蛮人、儿童和个别妇人。这不在本书的探究范围内，这里我只是在顺带类比。而且这样的问题，对于熟悉原始人类心理的人来说将不是问题；但对于对这一问题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则不会有任何说服力。

现在，我开始探讨在大多数群体中可以观察到的特征。

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易怒

在研究群体心理的基本特征时，我们曾说，群体几乎完全由无意识动机所支配，其行为受脊髓的影响比受大脑的影响多很多。在这方面，群体与原始人类极为相似。就其执行的力度而言，群体的行为可能是完美的，但由于这些行为不受大脑支配，所以其行为完全由偶发刺激因素所决定。群体完全受外在的刺激因素支配，并能不断地随刺激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群体是外在刺激激起的冲动的奴隶。独立的个体也可能会像群体中的个体一样，屈从于同样的刺激，但他的大脑会告诉他，屈从于这样的刺激是不明智的，他会控制自己使自己不去屈从。这在生理学上可以这样表述：独立的个体有控制反射性行为的能力，群体则没有这种能力。

根据刺激因素的不同，群体的各种冲动可能是宽容的或残忍的，也可能是英勇的或怯懦的，但一定是蛮横的，以至于个体的利益，甚至自卫本能都不能再支配它们。许多刺激因素都可以作用于群体，群体总会服从它们，因此，群体也是极其多变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群体可以在一瞬之间，从最嗜血的残暴转变为最极端的宽容与英勇。群体很容易成为刽子手，也很容易成为殉道者，正是因为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充足的血液。想要理解群体的殉道行为，我们不必回溯那些英雄年代，只要认识到他们在暴乱中从不惜命就够了。就在不久前，一位将军[1]突然赢得了民众的拥戴，如果他要求的话，当时成千上万的人一定愿意为他的事业奉献生命。

因此，群体不可能有任何理性的、有预谋的行为。他们会不断地被最对立的情绪激起，而且他们只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像被狂风吹起的树叶，向四周散开，又很快落下。在后面研究某些革命群体时，我们还将举例说明群体情绪的多变。

群体的多变性使得群体很难管理，尤其是当公权力落入他们手中时。如果日常习惯对生活不再有无形的调节作用，那么民主政府不可能持久存在。群体的愿望虽然狂热，却难以持久。群体不会有长期持续的愿望，就像它不会思考一样。

群体的情绪不仅冲动、多变，群体也像野蛮人一样，并不愿意承认愿望的实现存在阻碍。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貌似具有不可抵抗的力量，所以他们不认可愿望的实现存在阻碍。对于身处群体的个体而言，“不可能”是不存在的。一个独立的个体非常清楚，单凭他一个人是不能去放火烧毁一整座宫殿或抢劫一家商场的，即使他受到诱惑，他也能轻易控制住这种诱惑。但当他是群体中的一员时，他会立即感受到群体人数众多带给他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立即屈从于诱惑并去杀人或抢劫。疯狂的愤怒将摧毁眼前的一切阻碍。如果人的机体允许狂怒的激情永存而不疲惫，我们可以说，欲望受阻的群体的状态正是这种狂怒的状态。

民族的基本性格是我们一切情绪的来源，它始终影响着群体的易怒性、冲动性和多变性，也影响着我们将要研究的群体的一切情绪。是的，任何群体都是易怒和冲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拉丁人群体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群体[2]就很不一样，法国现代史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25年前，仅仅因为公开了大使收到的一份侮辱人的电报，民众的暴怒就被激起，并很快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3]。几年后，一份关于军队在谅山[4]的一次微不足道的失败的战报，也引发了一场新的暴动，并导致了当时政府的迅速覆灭。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喀土穆[5]的严重失利在英国却只引起了轻微的波动，并没有任何部门受到影响。世界上各个群体都有很明显的女性化特征，拉丁人群体的女性化特征最为明显。无论是谁，只要赢得拉丁人群体的信任，他的声誉都会立即达到很高的高度，但此后，此人的命运就只能像沿着塔布安岩石的边缘行走一样，每一天都有跌落下去的风险。

2．群体的轻信与易感

在定义群体时，我们说过，太易受暗示的影响是群体的普遍特征，而且我们还说明了暗示在人群中引发的传染有多严重；这一事实也解释了群体情绪为什么总会朝一个明确的方向迅速转变。不管群体表现得多么冷漠，群体始终处于一种期待关注的状态，这使得任何暗示都变得容易。第一次暗示一旦出现，通过传染，它就会立即灌输进所有群体成员的大脑，群体情绪的一致化倾向会立即将这种暗示变成既成事实。

所有受到暗示的群体成员似乎都一样，进入他们大脑中的信息往往会转变成某种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放火烧毁一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中的个体都乐于全力以赴。这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独立的个体那样一切都取决于行为以及阻止这一行为发生的理由。

与没有理性约束力的生物一样，群体也具有很强的暴力倾向。群体总是徘徊在无意识的边缘，随时准备屈从于暗示。群体没有判断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别无他能[6]。对群体来说，永远不存在不可能的事。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匪夷所思的传奇和故事会被创造出来，并四处传播。

传奇故事如此容易在群体中流传，并不仅仅因为群体极度容易轻信他人，还因为群体的想象有巨大的歪曲能力。在群体中，最简单的事件不但会被放大，而且性质也会改变。群体只使用形象思维，而一个形象又会立即唤起一系列与第一个形象没有逻辑关系的形象。这种情况只要我们思考一下便不难理解当我们想到某件事时也常会被一连串奇怪的念头所影响，但我们的理性会告诉我们，这些形象并不连贯，可是群体不仅完全无视这一真相，而且还会将扭曲变形的想象叠加在真实事件之上，使两者混淆。群体几乎无法区分主观和客观。在群体大脑中诱发的形象与事实之间虽然没有多少关系，但群体仍然会认为这些形象是真切的。

似乎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体的性情各不相同，所以群体对某个事件进行曲解的方式也就各不相同。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传染的作用，个体对某个事件的曲解是相同的，而且这个事件在群体成员大脑中的形象也一样。

第一个扭曲真相的人是群体曲解的开始，是具有传染性的暗示的起点。在圣乔治[7]出现在耶路撒冷城墙之前，在场的某一个十字军人一定首先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一个人幻想的神迹立即被所有人所接受。

这就是历史上频繁出现的集体幻觉的机制所在。这种幻觉似乎具有公认的真实性，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曾亲眼目睹过。

要反驳上述观点，我们不必考虑群体中个体的心灵品质，因为这种品质并不重要。博学的人和无知的人在群体中都无法被我们单独看到。

这一论点似乎自相矛盾。要透彻证明这一点，仅仅翻阅几部书卷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对大量的史实进行研究。

因为我不想给读者留下妄下断言的印象，所以我将从大量可以引用的事例中举出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下列事例非常典型，因为这个产生集体幻觉的群体包含了最无知的和最博学的个体。海军中尉朱利安·菲力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也曾顺带提到过这一事件，后来还被《科学周刊》引用。

“女神”号护卫舰正在公海上巡航，目的是寻找暴风雨中失联的“摇篮”号巡洋舰。当时正是白天，阳光充足。突然，瞭望的船员发出信号，说发现一艘损坏的船。船员们向他所指的方向望去，所有军官和水手都清楚地看见一只木筏，上面坐满了人，木筏被那发着求救信号的船只拖着。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集体幻想。海军上将德斯弗斯让船员们放下救生艇，去营救那些遇难的水手。在快要接近那个看得见的物体时，救生艇上的水手和军官都看见“一大群人挣扎着伸着他们的双手”，还听到了“嘈杂而沉闷的声音”。但当他们接近目标时，艇上的人却发现，他们眼前只有几根树枝，上面覆盖着从邻近海岸刮来的树叶。在如此确切的事实面前，他们的幻觉才完全消失。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幻想的作用机制：一方面，群体正处于紧张的期待状态中，另一方面，瞭望员所发出的“发现一艘破损船只”的信号成了一个暗示，经过传染，这个暗示被船上所有的军官和水手共同接受了。

为了扭曲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实，用与事实无关的幻觉取而代之，群体的人数并不需要很多，即使是少数的几个博学之士，他们也能在其专业领域之外成为一个群体，他们每一个人原有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都会立刻消失。天才心理学家戴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心理学年鉴》近期也引用了这个例子，在此很值得引述。

戴维召集了一群杰出的观察者，其中包括英国杰出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戴维让他们检查了观察物，并允许他们在上面随意留下标记，然后在他们面前展示显灵、石板显字等灵异现象。随后，这些杰出的观察者所提交的报告都承认，他们观察到的确实是超自然现象。但最后，戴维告诉了他们，这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小把戏而已。叙述者还写道：“戴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惊讶的，并不是那些诡计本身有多么神奇，而是那些不知情的观察者所提交的报告所展现的极端无力。”“那么”，他接着说，“很明显，即使观察者人数众多，他们也同样可能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承认他们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是魔术，而是灵异现象。戴维先生的致幻手法很粗糙，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仍然有胆量明目张胆地使用，原因就是，他有操控群体心理的能力，他能使群体相信他们确实看到了并不存在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催眠的力量。而且，当我们看到这种力量在有很高理性逻辑能力的头脑中也能发挥作用时，我们可以想象到催眠一般大众是多么容易。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写这几行字时，报纸正铺天盖地地报道两个小姑娘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事。一开始，有六个证人肯定自己清楚地认出了这两个孩子，而且六个人的证词都一致，容不得检察官有丝毫怀疑。检察官起草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两个孩子下葬时，人们偶然发现，“死了”的两个孩子还活着，而且相貌与溺亡的孩子也不相像。与之前列举的几个例子一样，第一个证人产生了幻觉，他的证词影响了其他证人。

在类似的例子中，暗示总是始于一个人大脑中产生的模糊幻觉，这种最初的幻觉一旦被另一个人肯定，就会开始感染他人。如果第一个观察者很感性，他就会相信，除了真的很像以外，还有另一些特征，比如疤痕或服饰的一些细节，以使其他人相信他的判断。然后，这一共识会成为一个“结晶过程”的核心，这一“结晶”会侵害理性，并使人的判断力完全丧失。这时，观察者所看到的已不再是物体本身，而是他大脑中被唤起的形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解释下面的案例，为什么孩子的母亲也会错认自己孩子的尸体。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最近报纸又重提起。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已指出的交互感染机制。

一个学生认出了溺亡的孩子，但他认错了。然后，一系列毫无根据的确认开始了。

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在那个学生认出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女人失声大叫道：“天哪！这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尸体前。她检查了他的衣服，还看到了前额的那一块疤痕。“我很确定，”她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是在去年7月失踪的。有人把他从我身边偷走，然后杀害了他。”

这个女人是杜弗尔街上的一个门房，夫姓夏凡德雷。她的姐夫被传唤了过来，在接受询问时，他说：“那就是小菲利伯特。”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维莱特发现的人就是菲利伯特·夏凡德雷。其中，这个男孩的老师，他的结论则是根据男孩身上戴的一枚徽章得出来的。

不过，邻居以及孩子的姨父、老师、母亲都错了。六周后，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那孩子是波尔多人，在波尔多被人谋杀后，再被运到了巴黎。

我们可以注意到，错误的辨认是由妇女和儿童开始的，也就是说，是由最易受影响的人作出的。同时，他们也向我们表明了这样的证人在法庭上的可信度较低。尤其是儿童，他们的证词更不能采信。法官总是反复强调，儿童不会说谎。如果法官的心理成熟度稍微好一点，他们就知道恰恰相反，儿童总是撒谎。孩子的谎言无疑是无辜的，但它仍是谎言。宁可掷硬币决定被告的命运，也不要采信儿童的证言。

回到群体所具有的观察能力上来，我们的结论是，群体的见证完全可能是错误的，他们的见证往往只是一个人的幻觉，而且还会通过暗示向同伴传染。事实证明，不采信群体的证言是明智的，而且怎么不采信也不为过。在25年前的色当战役[8]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那场著名的骑兵冲锋，但面对矛盾的证词，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是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9]勋爵在新近出版的一部书中证明，虽然有几百位目击者证实，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史实错误仍然是发生在滑铁卢战役[10]中那些最重要的、有数百万人见证的事件[11]。

这些事实告诉了我们群体证词的价值所在。众多证人证言一致的证词，从逻辑上看是最强有力的，可用以确保事实的准确性。但是，群体心理学知识却告诉我们，逻辑学在这一点上需要重写。最可疑的事件一定是目击者众多的事件。如果说一个事件同时得到成千上万证人的证实，通常也就是说，真实的事实与成千上万人证实的事实一定很不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将历史著作视作纯粹虚构的作品。它们总是对未能全面观察的事实进行异想天开的描述，并伴随着作者个人的想法和解释。因此，写这样的书绝对是在浪费时间。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不朽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对过去的时代就可能一无所知。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伟人，如赫拉克勒斯[12]、佛陀或者穆罕默德，我们能看到有关他们生活的真实记载吗？不能。何况，他们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并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传说中伟人的样子。留给人深刻印象的永远是英雄的传奇，而不是真实的英雄。(https://www.daowen.com)

不幸的是，传奇故事即使已经记录在案，但它本身仍然没有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受种族因素的影响，群体的想象力会不断地改造它。《旧约》中的耶和华与圣女特蕾莎[13]存在着巨大差别，中国人崇拜的佛陀与印度人崇拜的佛陀之间也没有共同之处。

英雄传奇被群体的想象力改变，无需数百年的时间，有时，甚至只需几年就能完成。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代伟人的传奇故事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已经被改写了好几次。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拿破仑成了田园牧歌的吹奏者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是人民的朋友，在诗人的笔下，他注定会被人民铭记于心。但是，仅仅30年后，这位随和的英雄就变成了血腥的暴君，他篡夺权力，摧毁自由，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就残忍地屠杀了300万人。现在，我们正见证着这一传奇的又一次改变。

在经历了几十个世纪的演变之后，未来的学者们在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叙述时，也许会怀疑这个英雄的存在，就像现在一些学者怀疑佛陀的存在一样，他们也会认为拿破仑不过是一个闪亮的神话或一个关于赫拉克勒斯神话的变体。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他们无疑很容易感到满足，因为对于群体的心理，他们比今天的我们了解得更多。他们知道，除了神话，历史几乎不能保存任何记忆。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真率

群体表现出来的情感无论好坏，都表现出非常率真、非常夸张的双重特征，就像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在情感上，群体中的个体很像原始人类。他们只能笼统地看待事物，他们无法分辨事物的细微差别，他们只能看见事物的两端，看不到事物发展的过程，即中间状态。在群体中，情感一旦表露，就会通过暗示和传染机制迅速传开，被赞颂的对象，其力量会被无限放大，群体的情感也会因之变得极为夸张。

群体情绪的率真和夸张导致群体中的个体既不知道怀疑，也不知道一切都不确定。就像某些女人一样，群体中的个体也会走向极端。一旦怀疑，怀疑也会立即成为铁证。对于在群体之外的独立个体，其反感或不满心理都不会无端增强；但对于在群体中的个体，其反感和不满心理一旦出现，就会立即变成强烈的愤恨。

由于责任感的缺失，群体的暴力倾向也会大为增强，特别是在异质群体中。有罪不罚的观念会随着群体人数的增多而更加牢固，而且群体人数增加所产生的强大感更会使群体中的个体完全失去自己独立时的情感和行为倾向。在群体中，愚蠢、无知和嫉妒的人也会从他们的渺小和无能中解脱出来，获得残忍、短暂但十分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这种夸张的情感往往会被恶意引导。恶意的情感是一种本能返祖，是原始人类的残余，独立的个体会因为责任感和对惩罚的恐惧，迫使自己竭力压制这种本能，但群体则很容易被引向极端。

这并不是说，群体不可能具有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从而表现出最崇高的美德；在某种因素的巧妙影响下，群体有时比独立的个体更能表现出这样的品质。后面，在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由于群体的情感过于夸张，所以群体只能被夸张的情感打动。一个演说者想要打动大众，就必须夸张，而且还要不断重复，不能试图用推理来证明任何事情，这都是公共演讲者熟悉的技巧。

而且，群体要求自己的英雄也要有这种夸张的情感，他们的品质和美德必须被放大。人们说得很对，观众作为群体，他们要求剧中的主角必须具有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找不到的勇气、品行和美德。

这里必须要强调，观众在面对舞台时的视角十分特殊。这一视角与戏剧的规则无关，即常识与逻辑无关。吸引大众的戏剧即便品位低下，也需要演员拥有非常特别的天分。只读剧本，你肯定无法理解一部戏为什么会成功。剧院经理在选择剧本时，根本没法判断它是否能获得成功，因为要作出判断，就必须将自己变成观众群体中的一员[14]。

在这里，如果我要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就该再次说明种族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一出能在一个国家激发起观众热情的戏，在另一个国家却很不成功，或者只是获得部分成功，这都是因为群体变了，它的影响机制对群体不再起作用。

夸张的只会是群体的情感，而不会是智力。我已经说过，一个人，仅仅因为他属于群体，他的智力水平就会立即大大降低。博学的法官塔尔德[15]先生在研究犯罪群体时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只有在情感方面，群体才会走向两个极端，不是颂扬就是唾弃。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懂得简单和极端的情感。对暗示给他们的任何观点、想法和信念，他们要么视作绝对真理，要么视作绝对谬误，要么全然接受，要么全然拒绝。他们对由暗示而不是理性推论产生的信念总是如此。每一个人都知道，与宗教信仰相伴的常常是偏执以及对思想的专制。

一方面，群体质疑一切真理和谬误；另一方面，群体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力量，所以群体往往既偏执，又对权威绝对服从。个体可以接受反驳和辩论，但群体绝对不会。在公众集会上，如果演说者稍有异议立即就会招来怒吼和谩骂，如果演说者仍坚持己见就会被暴力驱逐。如果没有权威的人在现场约束，反驳者经常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在各种类型的群体中都十分常见，只是其强度各不相同。在这里，支配人的一切情感和思想的民族性又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拉丁人群体中，专横和偏执的程度最高，高到可以完全摧毁个人的独立性；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独立性却非常突出。拉丁人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派别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的理解有一大特点，认为必须用暴力镇压异己，使其无条件屈从于自己的信仰。在拉丁民族中，自宗教法庭出现以来，每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16]都无法理解除此之外何为自由。

群体很清楚什么是威权，所以一旦强加威权给他们，他们就很乐意接受，也很容易付诸行动。群体对权力表现出驯服的强烈愿望和尊重，但对善良却只会略为感动，因为对他们来说，善良不过是软弱的表现。他们从不同情善良的人，却总对镇压自己的暴君百般服从。他们总是为后者竖立高大的雕像。

当然，他们也乐意践踏那些失去权力的暴君，但这是在这些暴君失去力量跌落成弱者之后。他们践踏这些曾经的暴君，因为这些人已不足为患。群体喜爱的英雄一定要有恺撒[17]那样的外表，因为他的勋章吸引着他们，他的权柄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使他们感到恐惧。

群体随时准备背离弱者，但他们在强权面前又总是卑躬屈膝。如果强权的力量时断时续，群体的服从也会变来变去，总是反复地从无政府状态过渡到被奴役状态，又从被奴役状态过渡到无政府状态。

但是，如果有人相信革命性是群体的首要特点，那他一定误解了群体心理。在这一点上，欺骗我们的只是群体的暴力倾向。他们的反叛和破坏性行为总是短暂爆发。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只被无意识因素支配，所以也更多地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因而也就极端保守。一旦对他们置之不理，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转向奴性。当波拿巴在各个方面压制人们的自由，让人们感受到了他铁腕的严厉时，即使是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也会转而以最大的热情赞颂他。

如果不清楚群体极度保守的本能，我们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革命的历史。是的，他们也希望给制度变个名称，并且为实现这些改变，他们有时甚至会选择暴力革命。但制度本质上是民族的遗传需要的体现，因此他们最终仍然会固守它。群体情感的易变只是表面的易变，他们其实像所有原始生物一样，都具有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的遵从才是绝对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他们对任何可能改变他们生存基础的新事物都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在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出现的年代，如果国家仅拥有今天民主国家的权力，这些发明不可能付诸应用，至少要以革命和反复镇压的手段才能实施。文明的进步有其幸运的因素，那就是，在群体的力量出现之前，科学的重大发现和工业的革命性发展已经完成了。

5．群体的道德

如果把“道德”一词理解为对社会习俗的持续遵守以及对自私冲动的永久抑制，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群体太冲动，太易变了，因此群体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道德”一词的含义稍微扩大，将群体偶尔表现出的品质，比如克己、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和正义感等也包含在内，那么正好相反，群体有时也会有高尚的品德。

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只注意到群体的犯罪行为，而且只看到群体的常态行为便得出结论说群体的道德水准很低。

是的，犯罪是群体的常态。但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从原始时期继承下来的野蛮的、破坏性的本能一直蛰伏在人的心底。在生活中，一个独立的个体要满足这种本能是危险的，但在群体中，他会沉湎于不负责任的人流，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复活这种本能。在平常我们不能对我们的人类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的本能，但我们会对动物施行这种本能。对狩猎和对同类的暴行的普遍热情来自同一个源头。一群人缓慢地虐杀手无寸铁的受害者，其所表现出的是非常怯懦的残忍。但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和猎人的残忍非常接近。猎人们成群结队聚在一起，享受着追捕并猎杀一只倒霉鹿子的快感。

群体可以犯下杀人、纵火等各种罪行，但他们也可以有非常崇高的行为，比如奉献、牺牲和无私，这些行为甚至比独立的个体所能表现的行为还要崇高。对光荣、荣耀和爱国的追求特别能打动群体中的个体，而且会令他们为此舍生忘死。历史上有很多类似于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民众起义时个人舍生忘死的例子[18]。只有群体，才会有极大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有无数人为自己几乎完全不懂的信仰、思想和豪言壮语英勇赴死。现在，工人罢工更多是为了服从命令，而不是为了提高微薄的薪水。个人利益是独立个体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能成为群体的动力。在如此众多的战争中，引导人们参战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群体的智力并不能理解战争，但在战争中，他们却甘愿被屠杀，这是因为在战争中，他们已变成被猎人用镜子催眠的鸟群。

即使是那些绝对的无赖，也常常因为自己身处于群体，而短暂地拥有非常严格的道德原则。丹纳曾提请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即九月大屠杀[19]的凶手们把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皮夹和珠宝都放到了委员会的桌上，而他们原本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私自带走。在1848年的革命期间[20]，那些占领杜伊勒里宫的嚎叫着、涌动着的衣衫褴褛的人群并没有碰过任何令他们惊羡的东西，虽然那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件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好多天的面包。

群体对个体的道德教化虽没有固定规则，但也存在需个体随时遵守的规则。甚至在比上面引述的例子更小的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群体对规则的遵守。我说过，在剧院里，观众都希望从剧中的英雄身上看到夸张的美德，所以由此不难看出，即使观众是一群品德低劣的人，他们也有一本正经的一面。但在面对危险的场景或色情表演时，那些放荡的人、皮条客和粗俗的人又会突然发出嗡嗡声，尽管与他们惯常的语调相比，这样的低语声不算有害。

所以，群体虽然经常沉浸于低级的本能，但有时他们也会变成高尚的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无私、顺从和对可靠或者虚幻的信仰的绝对忠诚也是美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拥有的这些美德其高度有时远超最睿智的哲学家。这无疑是他们不自觉的行为，但是并不重要。对群体，我们不应该抱怨太多，因为群体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他们并不进行理性思考。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群体中的个体也能理性思考，并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就不会产生文明，也就更不会有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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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位将军，指布朗热将军。——原注）布朗热（1837—1891年），1857起先后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役、意大利战役、交趾支那战役和普法战争，担任过荣誉军团团指挥，1884年晋升为准将，任师团指挥，是19世纪80年代法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译注

[2]拉丁人，原指古代定居于亚平宁半岛中西部拉丁姆平原的民族。现在泛指受拉丁语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代表拉丁民族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等。盎格鲁-撒克逊人，指公元5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部和南部地区文化习俗相近的一些民族。现在代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有英国和美国等英语国家。——译注

[3]这里指普法战争，即普鲁士王国为了统一德国，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因为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爆发的战争。战争由法国发动，最后以普鲁士大获全胜，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告终。——译注

[4]越南北部边境省份，其时属法国殖民地。——原注

[5]苏丹首都。——原注

[6]经过巴黎保卫战的人，都见证过群体的轻信。比如在阁楼中燃起的一支蜡烛，会被立即看成是发给围攻者的信号，但只需稍加思考就知道，很明显，九英里之外根本不可能看见这里的烛光。——原注

[7]圣乔治（260—303年），基督教圣徒。公元302年，罗马帝国皇帝颁布法令，命令逮捕军队中的每一个基督徒士兵，并将其献祭给罗马神。作为基督徒的乔治以无畏的勇气开始了与皇帝的对抗。罗马皇帝为了使其信仰罗马神，给了他无数世俗的恩惠，都被他断然拒绝。公元303年4月23日，乔治被斩首于尼科米底亚的城墙之上。——译注

[8]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色当战役指发生于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的一场血腥战役，结局是普军俘虏了拿破仑三世及其麾下的军队。——译注

[9]沃尔斯利（1833—1913年），英国陆军元帅，著有《拿破仑衰亡史》等。——译注

[10]1815年6月18日，法军与反法联军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进行了一场决战，结局是反法联军获得全面胜利。这是拿破仑一世的最后一战；战后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译注

[11]我们真的知道一场单一的战斗是如何发生的吗？对此，我很怀疑。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谁赢了、谁输了。哈考特先生参与并见证了索尔弗利诺战役，但他说的话生可能适用于所有战役。“将领提交了正式报告，文官修改了这些报告，秘书提出了异议，将领推翻重写后报告才送到了元帅手里。元帅见了惊叫：‘你们完全错了！’于是他换了个全新的版本。最初的报告在这个新版本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哈考特先生说出这件事是为了证明，即使是很多人见证过的重大事件，也无法复原其真相。——原注

[12]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被认为是众神之王宙斯和大英雄珀尔修斯孙女之子。——译注

[13]圣女特蕾莎，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一生致力于消除贫困，主要在印度加尔各答为穷人服务。她相信上帝的仁爱，她的“仁爱传教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兰奇设立了两座垂死者收容院，即孟加拉丁语的“静心之家”。

[14]正因为如此，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时被所有剧院经理拒绝的作品，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登上舞台，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众所周知，最近获得巨大成功的剧作《为了皇冠》，作者弗朗索瓦·戈贝虽然很有名，但这个剧本却被巴黎重要剧院的经理们拒绝了10年之久。被多家剧院拒绝的《查理姨妈》最后获得一位股票经纪人的投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法国的演出有200场，在伦敦有1000多场。剧院的经理们想通过理性来分析一个群体，想代替一个群体作判断。
　　如果没有上面的解释，在一群有能力的剧院经理身上发生如此严重的误判便是无法想象的。在这里，我不能讨论这个话题，但这个话题对既是剧作家，同时又是一个敏锐的心理学家的人，比如弗朗西斯科·萨尔西来说，一定会很有意思。——原注

[15]塔尔德（1843—1904年），法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社会模拟论”是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不存在任何超越个体心理体验的实体，一切社会过程都是个体之间的互动。人的行动都是在重复某种东西，是一种模拟。他的主要著作有《比较犯罪学》《模拟定律》《刑法哲学》等。——译注

[16]雅各宾党人，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派政治团体成员，主要领导人有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等。雅各宾党人把古代的民主制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混淆，他们承认资产阶级的“合理性”，其“理性王国”在实践中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即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但同时，他们又要限制和取缔新社会刚刚确立时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及其发展，并且在政治上建立与民主共和国相对抗的个人独裁制。——译注

[17]恺撒（前100—前44年），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是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史称恺撒大帝。——译注

[18]因执政的吉伦特派阻止革命的发展，1793年6月2日，愤怒的公社成员和被发动起来的巴黎人民包围了国民公会，推翻了吉伦特派，法国大革命因此进入高潮。——译注

[19]1792年9月2日，法国大革命期间，因在押的保皇党分子在狱中策划起事，巴黎的一群武装群众袭击了一批转监的囚犯。此后4天中，袭击囚犯的事件扩大到巴黎城内及凡尔赛、里昂、奥尔良、兰斯等地的监狱，至少1200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囚犯被杀。——译注

[20]1848年2月，法国发生了推翻七月王朝的“二月革命”，推翻了阻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路易·菲利普的奥尔良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