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群体的思想观念、推理能力和想象力

1．群体的思想观念

基本思想和次要思想/相互矛盾的思想是如何并存的/崇高的思想必须通过改造才能为群体接受/思想的社会影响与思想中包含的真理的多少无关

2．群体的推理能力

群体不会受推理的影响/群体的推理能力总是很低级/群体的思想观念中只有类比和通过类比得来的表象

3．群体的想象力

群体想象力的强度/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而且没有联系的形象也会相互关联/群体对令人震惊的东西往往印象深刻/传奇人物和非凡故事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的想象力始终是政治家的力量基础/看待事件的角度是激发群体想象力的关键

1．群体的思想观念

在以前的著作中，我们研究了思想在民族演进中的作用，在其中，我们曾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少数很难被改变的基本思想的产物。我们还揭示过民族思想是如何艰难地植入民族性格中的，以及植入后这个民族所拥有的力量。最后，我们还看到，重大的历史动荡正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所致。

对这一问题既然已有充分讨论，这里我便不再赘述。在这里，我只想谈很容易被群体接受的思想以及他们容易接受的形式。

思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一时的影响所产生的偶然的、转瞬即逝的思想，比如对某个人或某种学说的迷恋。另一类则是基本思想，环境、遗传和公众舆论的力量让这些基本思想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些思想包括历史悠久的宗教信仰，也包括今天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这些基本思想就像缓缓流动的溪流，永不枯竭；而那些转瞬即逝的思想则像溪水不断变化的波浪，它们掀动的只是表面，虽然说不上有多重要，却比溪水恒久的流动更明显。

今天，支撑我们先辈的伟大的基本思想已被动摇。它们失去了所有的稳定性，同时，建立在基本思想基础上的制度也已被严重动摇。前面所说的偶然的瞬间思想每天都在产生，但它们中只有很少的思想具有活力，也就注定了它们不会获得主导性地位。

无论向群体灌输什么思想，都必须采取非常绝对的、强硬的和直接的形式，不然很难发挥有效的作用。任何思想都必须改造成形象，只有在这种形式下，群体才能接受。这些被形象化了的思想可以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可以彼此取代，就像幻灯片一样，操作者可以任意地从同一个凹槽将其拉出或放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完全相反的两种思想观念在群体中可以同时流行。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时机下群体会对它进行不同的解读，从而导致完全不同的行为。群体完全没有判断力，他们无法感知其中的矛盾。

这种现象并非群体所特有，我们在很多独立的个体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不仅在原始人类中，而且在所有那些——比如狂热的教徒身上也能看到，因为他们的智力在某些方面与原始人类是相似的。在欧洲大学里获得学位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身上，我也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很多西方的观念被叠加在他们不变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他们的两套观念会以其特有的言行交替出现，这使得他们显得极为矛盾。这种矛盾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因为只有遗传的观念才会对独立个体的行为动机产生足够的影响。只有当不同民族的人混居，不同民族的人生出的共同子女处于两种不同的传统中时，他们的行为才会前后完全矛盾。尽管这种心理现象十分重要，但是在这里，只知道这些现象重要却毫无意义。我认为，想要深入理解这种现象，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去各地考察研究。

思想必须经过改造，以非常明确、直接的形象出现才能被群体接受。尤其是高深的哲学或科学思想，我们若要把它们降低到群体智力水平能够接受的程度，往往需要对原意加以牵强附会式的扭曲。如何扭曲取决于群体的性质或群体所属的种族，但总体的修改趋势必须是低俗的、简单的和直白的。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社会角度看，思想实际上不存在高低之分，也就是说，思想没有绝对价值，只有相对价值。无论一种思想在形成之初是多么伟大或正确，仅仅因为它要适应群体的智力，并对其产生影响，它就会丧失它的伟大和深奥。

而且，也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思想的绝对价值，也就是内在价值并不重要，关键要看它能产生的影响。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上个世纪的民主思想，或者今天的社会主义思想，无疑都不高端。仅从哲学角度看，它们都存在令人遗憾的漏洞，但它们的力量，过去是，将来也会是巨大的，它们是各个国家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必须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之一。

即使一种思想得到了改造，能被群体接受，也只有在它进入大众无意识领域时才能产生影响（后面我们将考察各种进入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当思想成为一种感情时，它才能产生影响，而且这一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能仅仅因为一种思想是正确的，就认为它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即使对博学的人也是如此。看看正确的思想对大多数博学的人的影响是多么微弱，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事实。受过教育的人能够接受直接证据，改变观念，但是很快他又会被无意识自我带回到他原有的思想中。几天后当我们再次见到他时，他会老调重弹，重提自己原有的思想，连词汇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事实上，他所受的一直是过去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已经变成了一种感情，左右着我们的言行和动机。在群体中的情形也这样。

当一种思想通过各种过程深入人心，它就会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并产生一系列结果，谁对抗这种力量都是无益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哲学思想，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出现，它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深入人心。可是一旦扎根，它就会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为消除社会不公，实现抽象的权力[1]和理论上的自由，整个国家都在不懈努力，这不仅导致了王权的松动，而且使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混乱。20年的内乱，整个欧洲目睹了足以让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也感到胆战心惊的大屠杀。世界从来不曾有过一种思想普及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后果。

思想要扎根于心，需要很长的时间；要从心中拔除，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就思想而言，民众总比学者和哲学家落后好几代。今天，所有的政治家都清楚，我前面提到的基本思想虽然混合着错误，但它们的影响仍然非常强大，所以他们只得按照自己都不再相信的真理和原则进行治理。(https://www.daowen.com)

2．群体的推理能力

我们不能说群体绝对没有逻辑推理能力，但群体能够选择论证方式，能够影响他们的论证。从逻辑的角度看，群体非常低劣，他们只有通过类比才能推理。

就像高级推理一样，群体的低级推理也是以思想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但群体只能接受思想之间的表面类比或联系。群体的推理模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他们根据经验知道，冰是透明的，含在口中会化，因此他们会推导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玻璃也是透明的，含在口中也会化。他们还像野蛮人那样，认为吃了勇敢的敌人的心脏，自己就能得到他的勇气；或者像某个雇工，因为自己被雇主剥削了，就会立刻断定，所有的工人都在被雇主剥削。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只能将表面相似的事物进行联系，并且会立即把特定情形普遍化。知道如何管理群体的人，用的正是这种推理方式。对于系统的逻辑推论，群体完全无法理解，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群体的思维拒绝推理或者只能进行错误的推理。群体不爱推理。

在阅读某些讲稿时，我们有时会对其内容的薄弱逻辑感到惊讶，但这样的演讲对听众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也许忘记了，这样的演讲的目的只是说服群体，而不是说服哲学家。在群体中演讲，演讲者要努力去唤起的是有诱惑力的形象。只要做到这一点，他就能达到目的。20场长篇大论，如果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就不会对群体产生影响。任何长篇大论都不如几句煽动性的短语更能吸引群体。

群体没有正确的推理能力，因此也就没有判断力，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辨别真理和谬误，也无法对任何事情作出正确的判断。群体只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不是经过讨论形成的判断。在这个点上，没有高过群体水平的个体也很多。某些思想之所以能被普遍接受，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无法通过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

3．群体的想象力

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的想象力非常容易被强大、活跃、强烈的形象打动。一个人、一个事件、一场意外在群体的脑海中唤起的形象，几乎与现实一样逼真。在某种程度上，群体很像睡着的人，他们的理性被暂时搁置，他们头脑中只有各种强烈的形象。而这些形象一旦受到质疑，就会很快消散。群体既不能思辨，也不能推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最能引起群体注目的反而是那些最“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打动群体的总是事件精彩而传奇的一面。当我们对一种文明进行剖析时，我们会发现，真正支撑它的是那些非凡的传奇人物。在历史上，表象发挥的作用总比事实大，假象总比真实更有力。

群体只能进行形象思维，只有形象才能吸引并打动他们。只有形象才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并成为他们行动的动力。

因此，在戏剧表演中，以最清晰的形式展现的形象总能对观众产生巨大影响。面包和壮观的戏剧构成了古罗马平民的幸福理想，除此，他们别无他求。这一理想在以后的岁月中几乎没有变化。没有什么比戏剧表演更能影响观众的想象力。所有观众同时感受着同样的情绪，这些情绪没有立即转变为行动，是因为即使忘我的观众也没忘记自己是幻觉的接受者，他们知道自己只是在为那虚构的冒险欢笑或哭泣。但有时，这些形象所表达的情绪过于强烈，使群体像接受暗示一样最终付诸行动。人们常聊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家非常受欢迎的剧院，因为只演忧郁的戏剧，所以散场后它总要派人保护剧中扮演叛国者的演员，以防他遭到愤怒观众的暴力伤害。尽管叛国者的罪行是戏剧性的虚构，但观众对演叛国者的演员仍然十分愤恨。

在我看来，这是群体心理状态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尤其是群体的易受暗示性。虚构对群体的影响几乎与真实的一样大，有时他们甚至无法区分两者。

征服者和王国的力量都基于民众的想象。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征服者和王国在领导群体时，利用的正是群体的想象。所有重大历史事实，如佛教的兴起、基督教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群体想象受到强烈影响的直接或间接结果。

此外，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包括最专制的暴君，都把唤起民众的想象视作权力的基础，因此他们在进行统治时从不违背大众的想象。拿破仑对他的国务委员会说：“我通过加入天主教，才结束了旺代战争[2]。我成了穆斯林，才在埃及有了立足之地。我拥护教皇，才赢得了意大利神父集团的支持。如果要统治一个犹太国家，我会重建所罗门神殿。”在亚历山大和恺撒之后，也许还没有任何伟人比拿破仑更懂得如何唤起民众的想象。他时刻想着的就是处理好这一点。在他胜利时，在他演讲时，在他所有的行为中，他都牢牢记住了这一点。在临终前，他还惦记着这一点。

那么群体的想象是如何被激发的呢？这点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现在，我们只能说，任何想要在群体的智力或推理能力上下功夫，从而激发群体的想象都是不可能的。安东尼[3]成功地让民众起来为恺撒复仇，靠的不是狡诈的辩辞，而是指着恺撒的尸体，向民众宣读他的遗嘱。

无论如何，想要激起群体的想象，就必须树立起非常鲜明的形象，而且无需对该形象作附加的解说，最多增加少量神奇的或神秘的故事，比如，一场伟大的胜利、一个伟大的奇迹、一桩重大的罪行或一个无比美好的希望。事件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民众面前，并且绝不能向民众解释原因。一百桩小罪行或一百次小事故并不会激起民众的想象，但一桩大罪行或一次大事故立即就能震撼民族，尽管其后果比一百次小事故小很多。

几年前，仅在巴黎就有5000人死于流感，这么多人的死亡却没能唤起民众的想象。原因是，这次灾难并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见的图像中，民众只能从每周发布的统计数据中获得相关信息。相反，一次造成了500人，而不是5000人死亡的事故，它只要在同一天出现在公众眼前，立即就会成为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就会激发民众的巨大想象，比如埃菲尔铁塔的突然倒塌。

假如有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突然失去联系，这也会给民众的想象留下很大的空间，而且人们会持续谈论整整一周。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仅在1894年就有850艘帆船和203艘轮船失踪。但这些连续不断的事故虽然造成了比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轮船的消失更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人们却毫不在意。

因此，激起民众想象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的方式和出现在民众眼前的方式。我也许可以这样表述，那就是，被浓缩的事实必然产生震撼人心的形象，占据并折磨民众的心灵。掌握了激起群体想象的技巧，也就掌握了统治群体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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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象的权力是一种“应该这样”的权力，是根据某种理念应有的权力，表现为一种规范化的和制度化的权力，是可能的权力，是一种可能发挥作用的权力。具体的权力与之不同，具体的权力是一种现实的运行着的权力，与组织职位有很大关系，即职位的高低决定着权力的大小。——　译注

[2]旺代战争（1793—1796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的保王党反革命叛乱。法国中央革命政府为平息叛乱，与“天主教军”进行了三年的战争。——译注

[3]马克·安东尼（约前83—前30年），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恺撒的支持者和部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