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体信仰表现出的宗教形态

什么是宗教情感/它独立于对神的崇拜/宗教情感的特点/依赖于宗教形式的信仰的力量/各种各样的例子/众神从未消失，在新的形式下他们又复活了/无神论也采用的宗教形式/这些信仰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宗教改革、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恐怖时期等，一切类似事件都是由群众的宗教情感引发的，而不是由独立的个人意志

我们已经证明了群体没有理性，他们对思想只会全盘接受或全盘拒绝，他们既不容忍质疑，也不容忍反驳，他们接收到的暗示会侵入到他们的整个心灵，并会立即转变为行动。我们还说过，如果影响的手段适当，群体会为鼓舞他们的理想牺牲自己。我们还看到，群体只有暴力和极端的情绪，在群体中，好感会很快转化成崇拜，厌恶也会立即变成憎恨。这些普遍迹象已让我们预知了群体信仰的性质。

在详细检视群体的信仰之前，我们已经发现，无论是在宗教信仰狂热的时代，还是在18世纪政治大动荡的时代，群体的信仰总是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我们只能把这种形式叫作“宗教情感”，却很难给它下一个更好的定义。

这种宗教情感的特点非常鲜明，比如在崇拜某种假设的高级存在时，赋予这种存在以权威的力量，从而敬畏它，对它盲目服从，绝对不允许有人质疑其信条，并渴望传播它，仇视所有不接受其信条的人。无论这种情感是施加给无形的神，一尊木头或石头做的偶像，还是一个英雄或一种政治理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征，这种情感的本质就是宗教的。在对待超自然现象和某些奇迹时，这种情感同样存在。群体在热情高涨时，总会无意识地赋予政治信念或成功的领袖一种神秘的力量。

一个人并不只是在他崇拜神时才有信仰，在他把自己的思想、意志的服从、内心的全部狂热都投入到某一事业或某一个人身上，并且这一事业或个人成为了他思想和行动的目标和方向时，他就有了信徒一样的信仰。

偏执和狂热必然与宗教情感相伴，那些相信自己掌握了来世秘密或现世幸福的人必然会有这两点表现。任何受到某种信仰激励而聚在一起的人，都会表现出这两个特点。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与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嗜血的狂热也出自这两点。

群体的信仰具有盲目服从、极度偏执、渴望进行狂热传播的特点，这也正是宗教情感的本质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所有群体信仰都采取了宗教的形式。群体拥戴的英雄，就是他们真正的神。在15年的时间里，拿破仑曾经就是这样的神，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神都更受崇拜的神，一个轻易就可以让他人去送死的神。基督教和异教的神在统治自己的王国时，也未能像拿破仑这样绝对地控制过民众的心智。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仰奠立者的成功，都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民众的狂热情感，使人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感受到了幸福并且愿意为偶像献身。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菲斯泰尔·德·库朗热[1]在其关于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尖锐地指出，维持罗马帝国的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来的宗教热情。他说：“在人类历史上，这个被普遍憎恨的政府形态竟然延续了5个世纪之久……罗马帝国仅有区区30个军团，竟然能迫使1亿人服从它，这很令人费解。”民众之所以顺从，是因为罗马皇帝已成神圣罗马的象征，所有人都愿意像崇拜神一样崇拜他。

在他的帝国中，最小的城镇都为皇帝设立了祭坛。“从帝国的这端到那端都能看到一种新的宗教，罗马皇帝就是神明。在基督纪元前几年，高卢地区（由60座城市组成）的人们在里昂城附近为奥古斯都建造了一座神殿……它的祭司由高卢城市联盟选出，都是他们中的要人……显然不可能把这一切都归因于恐惧和奴性。帝国不可能整个都是奴性的，特别是在长达3个世纪的时间里。叩拜皇帝的不只是群臣，还有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今天，影响民众思想的大多数伟人已经没有祭坛了，但崇拜者手中仍有他们的雕像或者肖像。他们所受到的崇拜与他们的前辈并没有明显不同。要理解历史的逻辑，就必须透彻理解群体心理的这一基本特征：群体需要神的引领，这先于其他一切。

我们不能认为这种迷信只是过去时代的迷信，现在已被理性完全驱散。在感性与理性的永恒斗争中，感性从未被征服。群体再也听不到曾经长期奴役他们的“神明”和“宗教”这样的词语了，但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他们祭拜过的偶像最多，旧的神明从未享有过如此多的雕像和祭坛。近年来，那些研究被称作“布朗主义[2]”的群众运动的人已经看到，群体的宗教本能轻易就能被复活。甚至在乡村的旅馆里我们也能见到那位伟人的画像。他被赋予了一种神力，他可以改变所有的不公，并能驱邪，成千上万的人都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品格与他的传奇相当，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会很伟大。(https://www.daowen.com)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民众仍然需要宗教，因为一切政治的、神明的和社会的信条，都必须采取宗教形式才能深入人心，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能免受质疑。要诱使民众接受无神论信念，就必须要采取一种偏执的、狂热崇拜的宗教形式。实证主义[3]这个小哲学支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特的证据。深刻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的虚无主义[4]者的故事，很快就发生在了实证主义者身上。一天，故事的主人公得到理性之光的照耀，打碎了教堂祭坛上供奉的神像和圣像，吹灭了蜡烛，又毫不迟疑地用毕希纳和莫尔肖特[5]等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代替那些被摧毁之物，然后再虔诚地重新把蜡烛点燃。他的信仰对象变了，那他的宗教情感也就因此改变了吗？

我要再重申一遍，群体信念最终都会变成宗教情感，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某些历史事件，而且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某些社会现象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而不是从实证主义者的角度进行研究。伟大的历史学家丹纳只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无法弄清革命的真正原因。他已经发现了事实，但由于他的研究没有涉足群体心理，所以他并不总能找到其中的起因。法国大革命以其嗜血、混乱和残暴的一面令他惊骇，但他在这部大戏的主角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群癫狂而残暴的野蛮人在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本能。

明白大革命是为了在民众心中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就能正确解释大革命的暴力、屠杀和它为什么会对一切宣战。宗教改革、圣巴托罗缪大屠杀[6]、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统治等都是同一种现象，都是宗教热忱在煽动，所以必然会让那些怀有这一热忱的人毫不留情地用火和剑去消灭那些反对建立这种新信仰的人。

宗教法庭所采用的审判方式是那些怀着坚定信仰的人的方式。如果他们诉诸其他方式，他们的信仰就不配被叫作信仰。

只有群体的灵魂才能促成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大动荡，最专制的暴君也无能为力。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国王所为，这种说法正好反映出他们对群体心理和对君主心理的无知。大动荡的指令只会发自民众的灵魂。最专制的君主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最绝对的权力充其量也只能加快或延缓大屠杀的出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或者宗教战争都不是国王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也不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茹斯特[7]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的背后，起作用的一定是群体的灵魂，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

---

[1]库朗热（1830—1889年），法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译注

[2]布朗主义，即“废奴主义”，因1859年美国爆发的由约翰·布朗领导的奴隶起义而得名。——译注

[3]实证主义，一个西方哲学流派，它强调感觉经验，拒绝通过形而上思辨来把握感觉材料。——译注

[4]虚无主义，在哲学意义上认为世界，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目的和可理解的真相以及最本质的价值。——译注

[5]毕希纳（1824—1899年），德国医师，庸俗唯物主义者，他把意识视作物质的或实体的，认为一切精神活动都可解释为物理现象。莫尔肖特（1822—1893年），荷兰生理学家、哲学家和庸俗唯物主义者，所著的《生命的循环》是19世纪最主要的庸俗唯物主义文献之一。——译注

[6]法国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胡格诺派进行的大屠杀事件，始于1572年8月，有2000多名胡格诺派教徒受害。——译注

[7]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政治家，雅各宾政府时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丹东（1759—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人物，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圣茹斯特（1767—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政治家，为罗伯斯庇尔的助手之一。雅各宾派主政时期，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实行专制的恐怖统治，有的主张实行宽松的统治。——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