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体信仰和观念变化的极限

1．牢固的信仰

某些共同信仰是不变的/它们决定着文明的进程/它们很难根除/从某一角度看，排斥异己是一个民族的优点/信仰即使逻辑荒谬，也不妨碍它的传播

2．多变的群体观念

不是源自共同信仰的观念极其易变/近一个世纪以来观念和信仰的表面变化/这些变化的极限/这些变化的结果/共同信仰的消失，以及报纸的广泛传播使今天的观念越来越多变/为什么群体对重大问题倾向于漠不关心/今天的政府无力像过去那样引导群体的观念/由于观点的分歧太大，所以今天再也无法形成主流观念

1．牢固的信仰

解剖学与心理学有许多特征非常相似。

在解剖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不变的或者很少变化的特征，这些生物特征的变化时间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在那些不变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些极其易变的特征，这些易变特征甚至通过育种和嫁接就能完成，它们有时会掩盖原有特征，不仔细观察就不会注意到它们是改变而来的。

在心理学方面我们也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一个民族，除了不可改变的特征，还存在多变的动态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念时，我们总能发现一个牢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的观念就像附着在岩石上的沙子，风一吹就散。

所以，群体的观念和信仰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拥有永恒而伟大的信仰，它可以持续好几个世纪，整个文明都以它为基石；比如过去的封建主义、天主教和新教，今天的民族主义和新民主社会。另一方面，我们拥有的一些暂时的、不断变化的理论在每一个时代都会重新出现并消失；比如文学和艺术理论，包括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这些不断变换的理论是表面的、多变的，就像流行的时尚，我们可以把它们比作深水表层不断掀起的涟漪。

真正伟大而普遍的信仰非常少。信仰的沉浮将民族的历史推向峰巅，也正是民族兴衰的全过程构成了文明的骨架。

让群体接受某种流行观念并不难，但要让某种持久的信念植根群体的灵魂很难。但信念一旦在人们心中扎根，要根除它同样很难，通常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实现。甚至，即使革命，也只有信仰在人们思想中几近消失殆尽时才能有效。此时，革命就是对已经摇摇欲坠却因习惯的力量仍然存在的东西进行彻底扫除。革命的开始，正是古代信仰即将结束之时。

一种伟大的信仰被摧毁的确切时间很容易界定，那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候。每一种普遍信仰都只是一种虚构，只有在不被质疑时才能存在。

但是，即使信仰的根基已被全面动摇，因信仰而形成的制度的力量仍会保留，这种信仰也要很久才会一点一点地消耗殆尽。直到最后，当信仰的力量完全消失，因信仰而形成的一切制度才会全面瓦解。任何一个民族想要改变自己的信仰，都必须同时改变其文明的成分。直到它偶然发现并接受了一种新的共同信仰；在这个转折点出现之前，国家可能会一直处于无政治状态。共同信仰是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石，它决定思想的倾向。也只有共同信仰才能激发出一个民族的信念，创造出历史责任感。

各民族都知道拥有共同信仰的价值，也会本能地意识到信仰的消失将是民族衰落的信号。就罗马人而言，对罗马的狂热崇拜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使他们成了世界的霸主，在这种信仰开始消亡时，罗马灭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反之，对那些摧毁罗马文明的野蛮人来说，也只有在他们获得某种共同信仰之后，他们才能从野蛮的混乱中摆脱出来，获得可贵的凝聚力。

很显然，各民族在捍卫自己的信仰时，总表现得很不宽容，这并非没有原因。这种对异己的排斥，对哲学批判的零容忍，反而是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中世纪的人们正是为了建立和捍卫共同信仰，才把那么多人送上火刑架，还有更多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虽然没有因此殉难，最终也只能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信仰，世界经常陷入严重的混乱，过去已有无数人为此战死沙场，现在仍有很多人为此前赴后继。

要建立一种共同信仰非常困难，但共同信仰一旦建立，它就拥有无法征服的力量。无论这种信仰在逻辑上多么荒谬，最智慧的人也难以抵挡它的影响。1500年来，欧洲人不是一直把那个传说奉为无可辩驳的真理吗？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传说其实与摩洛克的传说一样野蛮。[1]这个传说说：一个唯一的神创造了人，人却没有服从他，为了报复，他对他自己的儿子施加了可怕的折磨。这个传说是多么可怕而荒诞啊，一千多年来却无人觉察。就连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茨这样的天才，也从未对这些教条的真理性有过质疑。共同信仰的催眠效果以这一传说最典型，但同时也充分表明了人类智慧的可怜和局限。

一种新的信仰一旦深入人心，就会成为灵感的源泉，从而演化出它的制度、它的艺术和它的生活方式。至此，它对人的精神的影响会变得更加绝对。行动者除了实现这一公认的信仰，再无他念；立法者除了用它指导立法，也再无他念；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也只专注于以不同的形式去表达它。

基本信仰可能会派生出短暂的附属观念，但这些附属观念总是带着信仰的印记。无论是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还是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信仰在这些文明最不重要的方面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人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因此，共同信仰会让每个时代的人都困在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大网中，他们无法摆脱这种束缚，所以他们彼此相像。他们的行为，首先由他们的信仰和因之产生的习俗指引。这些信仰和习俗规范着生活中最微小的行为，最独立的灵魂也无法逃脱这些约束。对人的潜意识的控制是真正的暴政，因为人无法反抗。提比略[2]、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无疑都是令人敬畏的暴君，但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的灵魂统治则更深远。一次政变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它对抗牢固的信仰又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在新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激烈斗争中，最终消逝的是法国大革命，虽然整个欧洲的大众都同情法国大革命，虽然法国大革命也使用了宗教法庭一样残酷的手段。对那些难以忘记的死者的纪念以及因此形成的幻想，才是我们所知的唯一真正的暴政。

共同信仰常常有其逻辑上的荒诞，但这种荒诞不会成为它传播的障碍。是的，如果共同信仰没有一点神秘的荒诞性，也就不可能成功。所以，当今的社会主义信仰虽然也有明显的弱点，但这不妨碍它赢得民众。它之所以比其他宗教信仰更被动，是因为其他宗教都把幸福理想寄托于来世，也就无人能在现世提出异议；但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实现，所以当他们为实现这一理想做出第一次努力时，其承诺的空洞性就会立即浮现，这一新宗教也会失去威信。因此，这一新宗教的力量会在它取得政权并开始落实时立即停止生长。正因为如此，像以前的所有宗教一样，这一新宗教虽然以破坏性的影响力开始，但它未来也难以发挥创造性作用。

2．多变的群体观念

在牢固信仰的基础之上还会派生出许多不断涌现和消亡的思想和观念。有的思想和观念只流行一时，即使是比较重要的最多也只能影响一二代人。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观念总会受民族因素的影响，其差异只是表面的，不是本质上的。比如，在研究法国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就发现，从表面来看，所有不同的党派，比如保皇党、激进派、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等，竟然拥有完全一致的理想[3]，这一理想完全由法国民族精神所决定，因为在其他国家同样名称的党派其理想却完全相反。观念和名称都无法改变事物的本质。法国大革命中的人通晓拉丁文学，其眼睛却盯着罗马共和国，他们借用罗马共和国的法律、权杖和官袍，却无法变成罗马人，这是因为他们仍处于自己强大帝国的历史暗示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老信仰的表面变化，并在这不断变化的观念中找出由共同信仰和民族性格决定的那些部分。

如果不做这种哲学探究，就会误认为大众总是在随意改变自己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文学的，似乎都证明了大众观点的任性和易变性。(https://www.daowen.com)

以法国历史上一个很短的时期，即以1790年到1820年那代人三十年的历史为例。在这一时期，人民最初拥护君主制，然后变得很有革命性，随后又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回到拥护帝制。同一时期，在宗教方面，天主教徒变成了无神论者，然后又变成了自然神论者，最后又变回最坚定的天主教徒。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民众中，也发生在他们的领袖身上。我们还吃惊地看到，国民公会中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物，那些国王的死敌，那些既不要神也不要主人的人，竟然变成了拿破仑的顺民，再后来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在宗教游行的队列中他们仍然虔诚地手持蜡烛。

在接下来的70年里，民众的观念也在反复变化。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成了拿破仑后人统治下的法国盟友。两次被法国入侵的俄国曾对法国的内乱幸灾乐祸，现在也成了法国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观念的演变更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逐一涌现又消失。昨天还被大众推崇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被大众极端蔑视。

但当我们分析所有这些貌似有深远影响的转变时，我们会发现什么呢？一切与民族的共同信仰和情感相悖的东西，都是短暂的，被分流出去的水很快又会回归主流。那些与民族的共同信仰或情感无关的观念没有稳定性，都只听从命运的摆布。这些观念由暗示和传染而来，所以总是易变的，它们迅速出现，又迅速消失，就像风在海岸吹出的沙丘。

如今，为什么民众的观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善变？原因有三。

其一，由于旧的信仰正在失去强大的影响力，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主宰流行观念。共同信仰的衰落为观念的随意出现扫除了障碍。

其二，民众思想的力量在增加。思想的广泛传播使民众思想的力量越来越不受制衡，我们已经说过的群体思想极不稳定的特性也因此不受约束地表现了出来。

其三，报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它的版面，记者不断把各种不同的观点带给大众，每种观点的信息又都会很快被对立的观点消除。结果是，没有任何一种观点可以成功地深入传播，所有观点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它们还没有在大众中形成共识就消失了。

这三种原因为世界历史带来了一个很新奇的现象，也是当今时代最具特点的现象，我指的是：政府再也无力主导大众的思想。

就在不久前，政府的行为加上几个作家、几份报纸的影响就能形成所谓的“民意”。但是今天，作家已失去了影响力，报纸也只能反映舆情，至于政治家，他们现在所努力的已不再是主导民意，而是顺应民意。他们害怕舆论，有时甚至相当恐惧，这导致了他们行为的反复无常。

于是，民意越来越多地成了施政的最高指导原则。今天，民意甚至可以迫使国与国之间结盟，就像最近的法俄联盟就是群众运动的结果。当今时代的奇怪之处在于，教皇、国王们都乐意接受采访，为的是把自己对某一特定问题的观点交由大众评判。以前说政治无情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当政治越来越多地被冲动、多变的大众左右时，我们还能这么说吗？

曾经引导舆论的新闻界在今天就跟政府一样，也只能拜倒在群众的力量面前。媒体无疑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也只有在它反映群众的意见，甚至是反映他们不断变化的意见时才有一定的影响力。现在，媒体仅仅是提供信息的平台，它已经不再推广思想和信念。在失去读者的痛苦中，竞争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追随不断变化的大众思想。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比如被上代人视作“神谕”的《宪法报》《论坛报》《世纪报》等，现在都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大多数新闻都夹杂在幽默文章、社会八卦和金融谣言之中。

今天的报纸内容都很丰富，它的撰稿人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对于那些只求获得新闻或趣闻的读者来说显然无足轻重，因为读者怀疑他们的任何主张都是别有用心的。甚至整个评论界再也无法保证一本书或一部剧的成功，他们能帮上的只可能是倒忙。报界都非常清楚，任何以个人意见写成的评述都没有用，因此他们开始限制文学评论的篇幅，把字数控制在书名加两三行“宣传语”的范围内[4]。20年内，戏剧评论也将难逃脱这样的命运。

今天，密切关注舆情已成为媒体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他们需要密切关注一个事件、一项提案、一场演说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但这一工作要做好也很难，因为舆情太多变，民众昨天还在赞美某样东西，今天很可能已转而咒骂这样东西。

舆论也不再有导向性观点，再加上共同信仰的缺失，结果就是各种极端对立的言论层出不穷，而且群众对与自己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也越来越无动于衷了。诸如各种主义，包括社会主义信条，也只有在文化水平较低的阶层，比如矿工和工厂工人中招募鼓吹者和追随者。而下层中产阶级和受到过一定教育的工人对此要么全然怀疑，要么极不坚定。

在过去的25年里，一直朝上述方向发展的结果也十分惊人。25年前，舆论在民众观念中还能找到某些普通倾向，因为那时民众尚能接受某些基本信念。只要知道一个人是保王党人，就可以确定他对历史和科学必定具有清晰可辨的观点；只要知道他是共和党人，也可以确定他的观点与保王党人的观点肯定相反。

保王党人非常确定人不是猴子变的，而共和党人却十分确定人就是猴子变的。保王党人在谈论法国大革命时会面带恐惧，共和党人在谈论法国大革命时则满怀敬意。在提到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名字时，共和党人的语气中必定带着虔诚；而在提到恺撒、奥古斯都和拿破仑时，共和党人的话语中必定夹杂着谩骂。甚至在巴黎大学，这种幼稚的历史观也很盛行。[5]

今天，因为允许分析和辩论，所以一切观念都很难获得威望，它们的鲜明特征也转眼即逝，更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幸存下来的观念也很难激起我们的热情。当代人正在被冷漠猎食。

大众越来越没有思想，这无疑是民族垂危的征兆。那些拥有超凡洞察力的人，比如使徒和群体领袖，即那些拥有真正坚强信仰的人，肯定比持否定、批评观点和冷漠的大众发挥的作用更大，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群体在目前所拥有的力量。如果某个观点能被大众普遍接受，并获得足够的威望，那它很快就会获得一种专制力量，一切都会向它屈服，自由思辨的时代也将因此被长期关闭。

民众有时是个逆来顺受的大师，就像黑利阿迦巴鲁斯[6]和提比略一样，但有时民众也非常任性。一种文明，一旦被民众支配，就会受到太多偶然性摆布，那这种文明离消亡也就不远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能略微延缓它的消亡，那就是群体信念的极端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以及群体对任何共同信仰的日趋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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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意思是，从哲学的角度，它的逻辑很野蛮。但在实践中，它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明，1500年以来，它让人类看到了那迷人的梦幻之国，看见了那神奇的希望。——原注摩洛克，即异教的火神，信徒常常将孩童烧死献祭；在基督教新教中，上帝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祭品为世人赎罪，他既是献祭者，又是接受祭祀的神。——译注

[2]提比略（前42—37年），全名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他个性深沉严苛，暴虐，而且好色。——译注

[3]这个一致的理想就是共和政治。——译注

[4]这里指的是法国报纸。——原注

[5]从这个观点看，法国官方历史书中有几段话非常有趣，它们也证明了在法国通行的大学教育体系中多么缺乏批判精神。下面，我摘录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拉姆伯特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的句子为例：
　　“攻战巴士底狱不仅是法国历史上的一次很有名的事件，也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有名事件。它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至于罗伯斯庇尔的独裁统治，我们则惊奇地发现它更多是建立在舆论、说教和道德权威的基础之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专政。”——原注

[6]黑利阿迦巴鲁斯，最残忍放荡的罗马皇帝。他曾让人将巨量的玫瑰花瓣从宴会大厅敞开的天棚如瀑布般泻下，瞬间淹没毫不知情的客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