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所谓犯罪群体

群体行为在法律上可能是有罪的，但在心理上不是/群体行为的绝对无意识及各种例子/“九月大屠杀”参与者的心理/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残暴和他们的高尚

实际上，群体兴奋后会进入一种完全自动的无意识状态，他们在这种状态下被暗示引导，所以似乎很难用“犯罪”来定性。我之所以沿用“犯罪群体”这样的错误“界定”，是因为心理学最近的研究让这个称谓变得时髦。群体的某些行为无疑是在犯罪，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其犯罪行为很像大老虎让小老虎把一个印度人咬着玩，然后小老虎自个儿把人吃掉了一样，因为大老虎也会让小老虎玩互咬游戏，只是结果变了罢了。

群体犯罪的一般原因与普通犯罪的情况差别很大。群体犯罪的动机通常来自一个强有力的暗示，参与者犯罪后会坚信自己是在完成某种使命。

群体犯罪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观点。

巴士底狱监狱长洛奈致死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攻破防守后，人群兴奋地将监狱长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对他拳打脚踢。有人呼叫把他绞死，有人呼叫砍下他的头，有人呼叫把他绑在马尾巴上拖死。挣扎中，他的脚踢到了周围的一个人，便有人提出，要被踢的人割断他的喉咙。人群都为之欢呼。

这个人是厨师，下班后因为无聊，便到巴士底狱去看热闹。在他看来，既然大家都这么呼叫，那么割断监狱长喉咙的行为就应当是爱国行为，他甚至觉得，他应当因为杀死了一个怪物而得到一枚勋章。有人递给他一把短剑，他举剑砍向监狱长裸露的脖子，但剑有点钝，无法使上劲，见此，又有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黑色手柄的菜刀，让他成功地割断了监狱长的喉咙。作为厨师，他有割肉的经验。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文所述机制的运行过程。我们服从暗示，是因为暗示来自集体，它强大得让人难以抵挡；又因为杀人者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应该受到表彰。因为他的行为得到周围人的一致赞同，他就因此觉得更加理所当然。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可能被认为是犯罪，在心理上却不是。

犯罪群体的普遍特征在所有群体中都能看到：易受暗示、轻信、多变、情绪夸张、乐于有某种形式的道德表现，等等。

在法国历史上，群体曾留下过最凶残的印记，那就是“九月大屠杀”，这个事件也向我们展示了犯罪群体的所有特征。事实上，这个事件中的群体与实施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群体很相似。我从当时的资料中摘录了丹纳先生叙述的一些细节。(https://www.daowen.com)

到今天我们仍不清楚，是谁下令或提议通过屠杀囚犯来清空监狱的，也许是丹东，也许是别人，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关注的是群体所受的暗示的强烈程度。

这个杀人的犯罪群体大约有三百人，是一个典型的异质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流氓外，群体成员基本由各行业的店主和工匠组成，包括靴匠、锁匠、剃头匠、泥瓦匠、售货员和邮差等。他们像上文提到的厨师一样，受到暗示，完全相信自己是在爱国，是在履行义务。那时，他们身兼两职，既审判又行刑，丝毫没感觉到自己是在犯罪。

他们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于是首先组建了一个法庭，在这一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体的幼稚和他们原始的正义感。考虑到被告众多，法庭决定先将贵族、牧师、官员和皇室成员，也就是爱国者眼中仅凭职业就可以认定的罪人一并处死，其余的人将根据他们的外貌和声誉来判决。这样的方式让群体幼稚的良心得到了满足。现在，群体可以合法地屠杀了，残忍的本能可以尽情发挥了，可以发挥到极致了。我在其他地方阐述过这种残忍本能的产生原因，也因此知道，群体的这种本能并不妨碍它表现出其他相反的情感，比如与极端残忍相对应的极端的温情。

“他们对巴黎工人有着广泛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在亚培监狱，当群体中的一员得知囚犯已经24小时没有喝水，就起意要处死狱卒，要不是囚犯们都向他求情，他真会这样做。当一个囚犯被（临时组建的法庭）宣判无罪时，包括卫兵和刽子手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欣喜若狂地拥抱他，还疯狂地鼓掌。”随后，大规模的屠杀再度开始。整个屠杀过程都充满着欢悦的情绪，人们围着尸体唱歌跳舞，还为“女士”安排了长椅，以便她们快乐地观看对贵族（囚犯）的行刑。而且整个过程还弥漫着一种奇妙的正义感。

亚培监狱的一个刽子手抱怨说，坐得远的女士看不清楚，而且刽子手中只有很少几个人乐于击打贵族。法庭认为他反映的问题是客观的，于是决定让受刑者从两排刽子手之间缓慢地走过，使两排刽子手都能用刀背去击打受刑者，以延长其受苦的时间。在拉福斯监狱，受刑者们则被剥得一丝不挂，然后被“雕刻”半个小时，当所有人都看够了，才一刀捅开他们的肚子，让内脏流出。

刽子手也有自己的原则，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他们也会有群体中存在的那种道德感。他们拒绝掠夺受刑者身上的金钱和珠宝，而是把它们全部交给了委员会。

这种最幼稚的逻辑模式在所有的群体行为中都能见到。因此，在屠杀了1200～1500个国家敌人之后，又有人提议，也应当处死其他监狱中关押的所有犯人，包括年老的乞丐、流浪汉和未成年犯人。这样的建议也立刻被采纳，因为那些犯人中肯定也有人民的敌人。比如一个叫德拉鲁的女人，她是一个投毒者的遗孀：“监禁肯定让她很生气，如果可能她会放火烧了整个巴黎。她肯定这么说过，她肯定说过。杀她杀得好。”这种逻辑看来很令人信服，所以囚犯无一例外地遭到屠杀，包括50个12～17岁的未成年人，他们当然也可能会变成国家的敌人，所以他们也应该被除掉。

一周的工作结束了，工作告一段落，刽子手们可以考虑休息一下了。他们坚信自己应该得到国家的奖赏，于是他们向当局提出了请求。其中最积极的人甚至要求得到一枚勋章。

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也发生了几件类似的事件。如果群体的影响力继续增长，当政者对此又不断屈服，那么将来，我们注定会看到更多此类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