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选民群体

选民群体的普遍特征/说服选民群体的方式/候选人应有的品质/威望的必要性/工人和农民为什么很少选举他们自己阶级中的人/词语和套话对选举人的影响/竞选演说的大致方向/选民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政党委员会的权力/它代表了专制的最高形式/法国大革命的委员会/普选权从心理学角度看意义不大，却无法被取代/为什么即使把投票权限制在一定的阶层，选举结果也相同/普选权在所有国家的表现方式

选民群体，就是有权选举他人担任某一职位的群体。选民群体属于异质群体，但由于它仅针对一件明确的事，即在不同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因此它只表现出前面所述特征的一部分。在群体的特征中，选民群体明显只表现出缺乏理性和判断力，而且易怒、轻信和天真。此外，从他们的决定中，我们还可以明显看到群体领袖的影响，以及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因素，即断言、重复、威望和传染所起的作用。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说服选民的方法。从最有效的方法中，我们不难推断出选民的心理。

一方面，候选人首先要有声望。如果个人声望不够，用财富也可以补足。才气，甚至天才都不是成功的要素。

另一重要的方面是，候选人即使有威望，他也得有能力让选民由衷地接受自己。大部分选民都是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少从自己的阶级中挑选人来代表自己，因为他们阶层中的人在他们中没有声望。当他们偶然选举出同一个阶层中的人时，通常都出于一些并不重要的原因，比如，为阻止一位名人，或者为阻止他们每天都必须依从的大雇主，因为他们有时希望能获得那种凌驾于雇主之上的幻觉，哪怕这种幻觉是暂时的。

但是，有威望还不足以确保候选成功。选民很看重候选人是否能满足他们的贪婪和虚荣。候选人一定要用最夸张的语言去奉承他们，也一定要坚定地许给他们不可实现的承诺。如果他们是工人，候选人无论怎样侮辱和污蔑他们的雇主都不为过。至于与自己竞争的候选人，要摧毁掉他竞选成功的一切机会，就用断言、重复和传染等手段使他成为选民心目中不折不扣的流氓和罪犯，而且不必担心是否有证据。如果对手不懂群体心理，就会急于以实事来自证清白，而不是用断言来回击断言；这样他将丧失一切赢的机会。

候选人的书面纲领不必太具体，否则容易被对手拿来攻击自己，而口头言语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且可以无畏地作出所有最重要的改革的承诺。这些夸张的承诺会产生巨大影响，但对未来没有约束力。选民从来不会事后费力去了解候选人是否兑现了当时的竞选纲领，虽然选民在选举时认为选举这个人正是为了落实这个纲领。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说服的要素。下次我们还将再次看到词语加套话的魔力。一个能用好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在群体中可以随心所欲。“万恶的资本”“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动者”“财富平等”等短语总能产生神奇的效果。但是，如果这些短语的力量被削弱，而候选人能想到新的含义并不确切的短语，那么他便能满足人们的多元愿望，他就肯定能成功。1873年西班牙发生的血腥革命就是由一个充满魔力、含义复杂的短语引发的。对那个短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当时，一位作家描述了这个短语出现前后的情况，这里很值得引用：

激进派发现，统一共和国其实就是伪装的君主制政体。为了迎合激进派，议会一致通过成立“联邦共和国”，尽管投票者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投票支持的究竟是什么，但这个提法让所有人振奋。人们心醉神迷，陶醉不已，就像一个高尚而幸福的王国在地球上已诞生了一样。共和主义者认为对手应该称自己为“联邦主义者”，否则就是对自己的精神侮辱。人们在街上相遇，都以“联邦共和国万岁！”互致问候，然后开始对士兵自治无需军纪约束的做法大肆赞美。

那么，人们是怎样理解“联邦共和国”的呢？有人把它理解为各省的解放，类似于美国的行政分权；有人则认为它是指废除一切权力，预示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即将开始。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的社会主义者们主张公社拥有绝对权力，他们提议把西班牙划分为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各自治区单独立法，同时取消警察和军队。在南部各省，动乱很快从一个城镇蔓延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刚刚发布通告说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捣毁电话线和铁路线，从而切断与马德里和周边村庄的联系。而且，最穷苦的小村庄也决意独立。“联邦制”已经让位给了州郡制，四处都有杀人、纵火的行径，发生着各种暴行。血腥的“狂欢”遍及西班牙全境。

关于理性对选民心理影响的任何幻想都源于竞选集会报道的缺乏。在这种集会上，有的只是断言、辱骂，有时甚至是肢体冲突，却从未有过辩论。如果有片刻的安静，肯定是因为某个“难缠的听众”站出来说，他要对候选人提出很难堪的问题，以使他成为大众的笑柄。但是，反对者的满足感也很短暂，反驳的声音很快就会淹没他们的喧嚣。以下这篇从几百个事例中选出的关于扩大会议的报道就非常典型：

会议的组织方之一要求大会选出主席，这立即引发了骚乱。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迅速抢占了委员会的桌子。社会主义者则强烈对抗，双方相互扭打，都指责对方是有报酬的政府间谍……一个人离开大厅时眼睛都被打青了。

在骚乱中，委员会成员终于落座，演讲权交给了X同志。

他一开口就猛烈抨击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则立即以“白痴、叛徒、无赖”等还击他。但X同志的回击很简单，就是根据他曾经提出的理论，说社会主义者都是“白痴”或“小丑”。

昨天晚上是五一劳动节前夜，阿勒曼党在福伯格宫大道的商业大厅召开大会，口号是“沉着冷静”。

G同志暗指社会主义者都是“白痴”和“骗子”。

这些话引发了双方的相互谩骂，台上台下打成一团，桌子、椅子和长凳全都成了武器……(https://www.daowen.com)

千万不要认为这里描述的只是选民会，也不要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其实，在所有匿名的集会中，即使与会者都受过高等教育，其情形也都如此。我曾经说过，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智力水平都会很快变低。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下面这段我从1895年2月13日的《时报》上摘录的会议报告，与会者便都是学者：

随着夜幕的降临，喧闹声越来越大；我不相信台上有哪位演讲者可以顺利说完两句话而不被打断。每时每刻都有喊叫声从四周传来。掌声和嘘声乱作一团，台下的听众也在激烈辩论，棍棒挥舞着，威吓着，更有人使劲敲击着地板。谁想登台演讲，想结束这种混乱，都会招来台下人的大声喊叫：“把他弄出去！把他弄出去！”同时，又有人高喊：“让他讲！让他讲！”

C先生大骂协会可恶、怯懦、荒谬、卑鄙、对意见不同的人打击报复，并宣称要炸了协会。

有人可能会问，在这种情况下，选民的意见最终是如何统一的呢？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对群体拥有的自由程度怀有不现实的幻想。群体从来没有理性意见，一切观点都可以强加给群体。在我们列举的事例中，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都掌握在选举委员会手中，而选举委员会的精神领袖通常都是共和党人，他们掌控着信任他们的工人。“你知道选举委员会是什么吗？”当今最勇敢的民主斗士施莱尔先生这样写道：“它既是我们制度的基石，也是政治机器的杰作。今天的法国由选举委员会统治着。”[1]

要对委员会施加影响并不难，只要竞选人本身还算体面，并拥有足够的财力。给布朗热将军捐款的人都说，300万法郎就可以确保他连任。

这就是选民群体的心理，与其他群体完全一样，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糟。

所以，从上述的事例中我无法得出反对普选的结论。如果我可以决定，我会根据在群体心理中发现的事实，建议保留普选的制度。下面，我就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

能靠公众投票决定一国之事项的不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也不容忽视。毫无疑问，文明是金字塔顶一小部分智力超群者造就的。智力在人群中的分布也像金字塔一样，越往下，智力越低，人数也就越多，这就是一个国家之大众。文明之所以伟大，就是没有完全依靠人数占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的投票。而且公众投票无疑非常危险，它已经让我们遭受了多次侵略，付出了惨重代价。一次次公投正在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扫清障碍。有鉴于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依靠民治”的谬论极有可能让我们付出更大代价。

上述意见在理论上固然很好，但在实践中却毫无效力。如果我们还记得思想转变成教条后攻无不克的力量，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从哲学的角度看，“依靠民治”与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都不堪一击，但今天它却享有像中世纪宗教教条一样的绝对权力。因此，它是不能被攻击的。

想象一下，如果一位自由思想家奇迹般地被送回到中世纪，当他确定那时盛行的教义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后，你觉得他还会去攻击它吗？如果他落到了一个法官手里，而且即将被送上火刑架，理由是他与魔鬼立约或参加了女巫的宴会，那么，他会想到去质疑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与民众信仰对抗，就像与飓风对抗一样，极不明智。今天，公民投票信条有着与基督教教义一样的权威。演说家和作家对它的尊崇和赞美，即使路易十四也很难享有。所以，对待它必须采取对待宗教信条一样的立场。只有时间才能对两者产生影响。

而且，这种教条根本无法动摇，因为从表现看，它仍然令人信服。托克维尔对此曾有很好的评述：“在平等的年代，人们并不会因为彼此相似就彼此相信，但他们会因彼此相似而近乎完全信任公众的判断力。原因正在于，既然所有人都同样聪明，那么真理自然属于数量多的一方。”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相信，把投票权限定在一定范围后，民众投票的结果就会有所改进呢？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已经说过，无论群体的组成成分怎样，只要是群体，其智力水平都很低下。对一般问题，40个院士与40个挑水工的投票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

我一点也不相信，那些受到指责的公投——比如重建帝国——如果投票人仅限于学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结果会有所不同。懂得希腊语或数学，是建筑师、兽医、医生或者律师，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具有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我们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是教授或院士，但对诸如贸易保护主义、双本位制[2]等问题，他们也同样很难达成共识。对此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的知识只不过是普遍无知的一种蜕变形式；关于社会问题，他们不懂的太多，所以人的普遍本质就是无知。

因此，即使投票者全部由有学识的人组成，选举结果也不会比现在好到哪儿去。他们也会受个人情感和党派精神的引导，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也一个都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受到阶层暴政的压迫。

选举权无论是广泛的还是有限的，无论是在共和制下还是在君主制下行使，无论是在法国、比利时、希腊、葡萄牙还是在西班牙，结果都一样。所有群体表决所表达的都是一个民族潜意识的愿望和需要。在任何国家，当选者的普遍观念都代表着民族的性格，而且这种性格在每代人之间不会有明显不同。

由此我们再一次遇到了民族性这个根本问题，而且通过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得到另一个观点，即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影响很小，起主要作用的是民族性格，也就是遗传下来的一切品质的总和。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的负累，是主宰命运的两大神秘因素。

---

[1]委员会不论是什么名称，比如“俱乐部”“辛迪加”，都可能是群体力量带来的最可怕的危险。它实际代表着最非人化的，也是最具压迫性的专制形式。委员会的领导都以集体的名义发言和行动，所以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可以随心所欲。甚至最残忍的暴君，也不敢想象自己可以像革命委员会那样发布死刑令。巴拉斯宣称，他们要在国民大会里大开杀戒，任意裁撤议员。只要罗伯斯庇尔仍然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言，他就拥有绝对权力。当这个可怕的独裁者因为自傲而脱离委员会时，他的权力就失去了。委员会的统治就是群体的统治，也就是群体领袖的统治。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专制。——原注

[2]双本位制指金、银两种货币按法定比价流通。在双本位制下，金、银两种铸币有国家法律规定的固定比价，而不随金、银市场比价的变动而变动，这种制度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