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议会

议会具有实名异质群体的大量特征/他们头脑简单/他们对暗示易感却又拒绝某些暗示/他们牢不可摧的牢固观点与多变的观念/优柔寡断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享有声望的原因/他们是议会的真正主人，因此，仅仅是少数人在投票/他们行使绝对权力/他们演讲的要素/词语和形象/领袖大都信念固执、思想狭隘/没有威望，演讲者的观点不可能被认可/情绪夸张，不管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一样/在某些时刻，他们会完全进入不自觉状态/召开会议/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在专业问题上专家的作用/各国议会制的优势和危险/议会适应现代需求，但它会导致财政浪费和对自由的限制/结语

议会是实名的异质群体。

虽然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选举议会成员的方式不同，但议员们表现出来的特征却非常相似。在议会里，人们也能感觉到民族性的影响，这一影响会削弱或强化群体的共同特征，但不会淹没这些特征。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的议会制度差别很大，但议会在辩论和投票时却有诸多相似表现，这让各自的政府面临的困难差不多。

此外，议会制虽然是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理想，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一理想却表达了一种普通的错误信念，即人们相信，在某一特定的问题上，一大群人总比少数人更能做出明智而公正（无党派影响）的决定。

在议会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普通群体的特征，其表现仍然是：智力低下、易怒、易受暗示、情绪夸张、只被少数领袖影响。但是，由于议会组成成分特殊，所以议会群体也有其独特的特征，下面我们将对这些特征进行简单说明。

头脑简单是议会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所有国家的议会而言，特别是就拉丁民族国家的议会而言，议会群体都有一种共通的倾向，即习惯用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这些抽象的理论原则也会因党派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但仅仅因为是群体成员这一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的理论价值，并将其推向极端。所以，议会往往是极端的偏见的集合体。

议会的天真和幼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身上有最典型的体现。他们教条、理性，头脑里充满了笼统的原则，他们忙于套用既定的原则，却看不到事实本身。有人曾评价说，他们虽然经历了大革命，却没有用心去见证革命。在那些非常天真的教条的指导下，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从上而下重塑社会，可以回归社会进化的初期状态，从而完成文明的优雅变身。他们用来实现梦想的手段同样带有绝对的幼稚性印记。事实上，他们只是毁掉了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而且吉伦特派、山岳派和热月派等所有党派，都被同样天真的精神所鼓舞。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被暗示，而且，同所有的群体一样，这些暗示必须来自有威望的领袖。但议会群体对要接受的暗示有非常明确的底线，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涉及地方或区域利益的议题，议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坚定的、不可妥协的立场。在保护酿酒权或蒸馏酒特许权等问题上，即使是狄摩西尼[1]这样很有辩才的人，也无法改变议员们的立场，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那些有影响力的选民的利益。投票前选民的意见足以压倒其他任何意见，所以，这类意见是绝对不变的意见[2]。

对一般性事务，比如内阁换届、开征新税等，议员们的意见则不是一成不变的，领导者的暗示也能产生作用，尽管其暗示的方式与对普通群体的方式不同。各个党派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的影响力有时不相上下，议员们处于两种对立的暗示之间，常常左右为难、犹豫不决。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某些议员会突然改变投票方向，或者提出附加条款，从而使整部法案被废除，比如，先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劳工的权利，然后再加上一条几乎要恢复这一权利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原因，每个代表选民的团体都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同时又有一些非常易变的意见。总的来说，一般性事务越多，议会成员就越优柔寡断。优柔寡断，是因为对选民的惧怕，而选民的暗示又总是潜在的，并能制衡领袖人物的影响。

但在无数的辩论中，领袖人物无疑仍是主导者，因为议会成员对大部分议题并没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意见。

领袖人物的存在是必要的，我们在各国议会中都能看到这样的领袖人物。他们是议会真正的统治者。群体不能没有主人，但正是因为有主人，所以议会的投票通常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

在很大程度上，领袖人物的影响力并不取决于他们如何去使用论据，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威望。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如果失去威望，也就失去了影响力。

这些政治领袖的威望是个人内在的，与头衔或名望无关。对此，朱尔斯·西蒙[3]先生作为议会成员，他对1848年议会中人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例子：

两个月前还是全能的路易·拿破仑，现在已变得无足轻重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了讲台，但他的演讲没有获得成功。人们听他演讲，就像听费利克斯·皮阿[4]演讲一样认真，但他没有得到那么多掌声。谈到费利克斯·皮阿时，沃拉贝尔对我说：“我不喜欢他的观点，但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演说家之一。”埃德加·基内[5]尽管聪明过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成为议员进入议会前，他很受欢迎，但在议会中却不是这样。

与其他场合相比，在政治集会上，人们对于天才的光辉往往无动于衷。他们只在意当时当场的雄辩，只在意党派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想要获得拉马丁[6]在1848年和梯也尔[7]在1871年所获得的那种敬意，就必须迫切地以不可抗拒的利益来争取。危机一旦过去，议会就会立即忘掉曾有的恐惧和感激。

我引用上面这几段话主要是因为它们包含的事实，而不是它的解释，因为其中的心理知识很少。群体一旦开始评议领袖的作用，无论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都会立即因为获得主见而失去群体的特征。群体服从领袖是因为领袖的威望，而不是领袖的贡献或对领袖的感激。

所以，拥有足够威望的领袖都拥有绝对的权力。一位著名议员[8]因受一系列金融事件的影响而在竞选中失败，但是之前的他由于享有巨大的威望，他当时只需一个暗示，内阁就得解散。一位作家用一段话道出了他当时的影响力：

主要是因为M·X先生，我们在东京湾[9]问题上付出了本应付出的三倍代价，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处境也很不妙，我们失去了南尼日尔地区的一个帝国，我们还在埃及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优势。M·X先生的理论让我们失去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带来的灾难还多。

我们对这位领袖不必有太多的怨恨，他确实让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他的影响力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殖民地问题上顺应了民意，当时的民意远不是现在的样子。领袖很少能在舆论出现之前采取行动，他们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也就难免会顺应其中的错误意见。

我们所讨论的领袖的说服手段，在威望之外，还包括我们一再列举的那些手段。想要巧妙地运用这些手段，领袖就必须了解群体心理，至少要不自觉地达成这种理解，而且还必须知道如何在演讲中运用好群体心理。他必须注重词语、套话和形象的魔力。他必须具有一种特殊的口才，包括鲜明的形象、强烈的自信以及简单明了的套话。这种口才在所有议会中都能看到，包括最严肃的英国议会。

英国哲学家梅因[10]说：

下议院一直处在理论空泛、措词模糊、粗俗的辩论中。那种平庸的套话对人们的影响力很大，也给了他们无尽的想象。群众很容易接受这些形象鲜明的断言，尽管这些断言从未得到证实，而且很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

上文提到的“形象鲜明的断言”很重要，必须反复强调。我们多次说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说到选择的词语和套话必须要能唤起鲜明的形象。下面这段话摘自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讲，是一个使用词语和套话的好例子：

如果用一艘船把一位名声不佳的政客和一个犯有谋杀罪的无政府主义者发配到瘟疫肆虐的地方去，他们将因此能面对面好好谈一谈了，他们会把对方视为同谋关系中互补的两派。

这样的词语组合唤起的形象非常鲜明，所有对手听到这里都会感受到威胁。他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双重场景，热病泛滥的流放地，一艘把他们带离的船。难道自己就不会成为受到莫名威胁的政客吗？他们隐隐感受到了一种恐惧和威胁。当罗伯斯庇尔把“断头台”放进他笼统的演讲中时，公会的人也一定会感到恐惧，在这种恐惧的威胁下，他们屈服了。

纵情夸张对领袖非常有利。前面提到的那位演讲者就断言，银行家和牧师资助了那些扔炸弹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董事们应该都以反政府罪论处。这样的断言并没有激起强烈的反对。这样的断言对群体总是很有效。断言永远不会显得过激，恐吓永远也不会显得过分。没有什么比威胁更能使听众感到恐惧。在场的人会担心，如果他们质疑，就可能被当作叛徒或同谋处死。

我说过，这种独特的雄辩风格在所有议会里都有强大的力量。在危急时刻，它的力量还会进一步增强。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著名演说家在集会上的演说，从这一角度看就相当有趣。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竭力痛斥罪恶，颂扬美德，然后诅咒暴君，发誓不自由毋宁死。一听到这些，在场的人都会站起来热烈鼓掌，直到冷静了再坐下。

有时候，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可能会很聪明，但是聪明往往弊大于利。聪明会让他们放任自己的聪明，喜欢用阐释去争取理解，而把事态说得很复杂，这在很大程度上正好削弱了信徒必备的狂热信念。各个时代著名的群众领袖，特别是大革命时期的领袖，他们才智都很平庸，但正是那些才智平庸的人掌握了最大的影响力。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伯斯庇尔，他的演讲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得令人吃惊。看他的讲稿，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他凭什么可以大权独掌。

絮絮叨叨的废话，一丁点拉丁文化，幼稚而平庸的才华……他的攻击和防御都像小学生在吵架，没有思想，没有快乐的表达，没有对生活的描述，只有令人生厌的谩骂。在读过这种乏味的东西之后，人们禁不住会像卡米尔·德穆兰[11]一样惊叫：“啊！”

想象一下极端偏执的狂热会赋予一个人多么巨大的威望，有时真让人惧怕。一个人想要无视障碍，展现强大的意志力，就必须极端偏执、狂热。群体会本能地把那些精力充沛、信念坚定的人视作自己的领袖。

在议会里，演讲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演说者的威望，而不是他提出的论点。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如果一个演讲者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威望，他就将失去所有的影响力以及他的拉票能力。

如果一个不知名的演讲者带着他的论点登上讲台，而且只论述，那这样的演讲很可能会变成一场听证会。德索布先生是一位有洞察力的心理学家，他最近对一位没有威望的议员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他站上讲台，首先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文件，有条不紊地在面前展开，然后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的演讲。

他自以为是地说，通过自己的演讲，他要把一种理念带给大家，让大家充满激情。他反复推敲自己的论点，他准备了大量的数据和证据。他确信他能说服听众。他相信，所有反对意见在他要引用的证据面前都将是枉然的。开始时，他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充满信心，他认为与他共事的人一定会认同他心目中的真理。

他演讲着，不久就对大厅里的躁动感到震惊，对下面嘈杂的议论声感到恼火。

为什么不能保持安静？为什么如此漫不经心？那些窃窃私语的议员们在想些什么？是什么急事使这个或那个议员离场？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他皱眉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嗓门，又开始演讲，但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几乎被下面的喧闹声淹没。他提高了自己的声调，增加了手势，但他周围的噪声更大了，他再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他不得不停了下来。最后，他怕自己的沉默会招致可怕的喊叫，于是只得重新开始。这时，周围的喧闹声已变得让人不堪忍受。(https://www.daowen.com)

当喧闹达到一定程度，议会成员就会变得像一般异质群体一样，情绪会表现得异常极端。我们见证过议会通过最勇敢的法案，也看到过议会最可怕的行为。当个体不复存在，议会成员甚至会在完全失去自我的情况下投票支持不利于自身的法案。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证明了议会中的个体会在多大程度上失去自我意识，并听从对自己非常致命的建议。对贵族们来说，放弃自己的特权是致命的牺牲，但是在那个著名的夜晚，在公会会议上，他们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国民公会的议员们突然宣布放弃自己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使自己从此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但他们走出了这一步，他们不再担心自己人被屠杀，虽然他们十分清楚，被他们送上断头台的，今天是自己的朋友，明天就可能是他们自己。他们宣布放弃自己的特权，他们已经完全进入我在前面说过的那种无意识状态，他们没有任何理智阻止让自己屈服的催眠暗示。比劳德·伦内斯议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非常精彩：“归罪于我们的那些决定，在前一天晚上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意，但第二天它们却被通过了。是危机，是当时的氛围，而不是别的原因导致了那种情况的发生。”除此之外，不会有比这更准确的解释了。

在国民公会所有喧闹的会议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同样的无意识行为。丹纳说：

他们批准并颁布了那些令自己也恐惧的法案，这些措施不只是愚蠢，而且是在犯罪——杀害无辜，谋杀朋友。在右翼人士的支持下，左翼人士在热烈的掌声中一致同意将左翼的天然领袖、大革命的伟大推动者和领导者丹东送上了断头台。在左翼人士的支持下，右翼人士也在热烈的掌声中投票通过了革命政府最可怕的法令。在赞美与热情的欢呼声中，全体一致表达了对科罗·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的由衷热爱，通过自发的反复改选，一致同意把这个屠杀公会的政府保留了下来。平原派憎恨它，因为它滥杀无辜；山岳派憎恨它，因为自己曾被屠杀。平原派与山岳派，多数派与少数派，他们最终一致同意并促成了对自己的屠杀。牧月[12]22日，整个国民公会把自己交给了屠夫；到热月[13]8日，在罗伯斯庇尔演讲结束后的一刻钟内，公会又做出了同样的事情。

这幅场景可能显得可怕，但事实就是这样。当议会中的人被催眠而兴奋不已时，他们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他们情绪极不稳定，服从自己的一切冲动。以下是对1848年议会情景的描述，作者是斯普勒先生，他是一位对民主有着坚定信仰的议员。这是我从《文学评论》摘取的，很有典型性，它呈现了我描述过的群体所特有的那种夸张情绪，说明了群体情绪的千变万化，即议会各党派代表情绪的反复无常。

共和党内部一会儿表现为分裂、猜忌和绝望，一会儿又表现为盲目自信和无限乐观，最终给共和党带来了灭顶之灾。他们的天真和幼稚与他们的普遍怀疑相对应。他们没有一致性，没有纪律观念，只有无尽的恐惧和幻想。他们的心理成熟度与村夫和幼童处于同一水平。他们时而冷静时而急躁，他们的狂暴与他们的温顺一样突出。这种情形的反复出现是他们不成熟的性格和缺乏教养的结果。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感到吃惊，但一切又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安，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立即就会草木皆兵。他们既胆怯恐惧又勇敢无畏，既杯弓蛇影又敢于赴汤蹈火。

他们不问前因和后果，也不在乎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们感到沮丧时会立即沮丧，他们情绪高涨时会任其高涨。他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事件时一旦出现恐慌，不是表现为高度紧张就是表现为彻底绝望，他们从不采取与情势相应的措施，也没有表现出与情势相应的心态。他们比流水更易动，也更多变，他们的情绪像流水一样可以变成任何形态。难道能指望他们成为国家的基石？

幸运的是，在议会中并不一直都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形。这种会集只在特定时刻才变成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议员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议会能够制定出优秀的法规。诚然，这些律条是专家在安静书房中起草的，所以议会审议的实际上是个人的作品，而不是群体协商的产物，这些法律自然会很好。只有当一系列的法案不断被修订，变成群体协商的作品时，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群体的作品，不管是哪种性质的，总不如独立个体的作品好。专业人士负责阻止会议通过那些不明智的或行不通的法案，这时，专业人士暂时是群体领袖，他们影响议会，却不被议会影响。

尽管议会的运行问题丛生，但议会依然是迄今为止人类已发现的最好的国家治理形式，也是摆脱个人专制的最好手段。对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而言，一句话，对所有的文明精英而言，议会无疑是最理想的国家治理形式。虽然它实际上存在两大危险，一是财政浪费，一是对个人自由的不断压缩。

第一种危险是选民缺乏远见的必然结果。如果议会议员提出一项表面上能保证民生的议案，例如，保证所有工人都能获得养老金，或增加各级政府雇员的薪酬，其他议员会因为害怕选民而不敢反对，投票时也不敢有丝毫犹豫，尽管他们清楚，这一议案将给财政带来新的压力，并会导致设立新税种。开支增加的影响要很久才会显现出来，不会给他们个人带来不利后果，但是，如果投票反对，后果就会在他们下次竞选时立即反映出来。

除此，导致财政负担加重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对所有地方性拨款表决支持。议员们不敢反对这类拨款，因为这也事关选民的需求，而且每一位议员都必须同意其他议员提出的类似提案，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争取到选区选民的支持。[14]

第二种危险是议会对自由的不断压缩，从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明显，却切实存在。这是颁布太多法律的必然结果，因为法律总是具有限制性条款。议员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投票通过这些法律，他们这样做其实不仅短视，而且盲目。

这种危险确实不可避免，因为即使议会制度最完善的英国，它的议员虽然可以全然独立于选民，但它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在一部很早之前出版的著作中说过，自由的表面增加必然伴随着自由的真正减少。在他最近出版的《人与国家》一书中，他再次提出了这一观点。在谈到英国议会时，他说：

一段时期以来，立法工作一直遵循我所指出的线路。迅速增加的强制性规定正不断限制个人自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每一年都颁布大量法令，对公民以前完全自由的行为进行限制，迫使公民去做那些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同时另一方面，越来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性公共负担，也进一步限制公民的自由，因为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因为公权力的剥夺而减少了，他们减少的部分则被政府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支配。

这种对自由的逐步限制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赫伯特·斯宾塞对此并没有细说。因为无数新法基本上都是以限制性法令的形式通过，所以它们在实施时必将增加执法者的数量、权力和影响力。执法者就这样一跃成了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这种权力的不断转移，只有行政阶层不会受到影响。只有他们无须担责，可以冷眼旁观，并手握永续的权力。没有什么比这种将三权（立法、行政、司法）集于一体的专制形式更具压迫性。

这些不断制定的限制性法律法规以最复杂的条款把生活中最小的行为也约束了起来，其结果必然导致公民的自由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人们误以为，法规越多越能保证平等和自由，所以人们不接受没有惩罚的立法。人们一旦习惯忍受每一条枷锁，就会丧失活力和反抗精神，就会迅速滑向被奴役的终点。那时，公民会沦为徒有虚名的影子，会沦为一台台被动、顺服和无能的机器。

至此，个体已经无力在自己身上寻找力量，必然从自身之外去寻找自己丧失的力量。随着公民的冷漠和无助感的增长，政府的职权会增强，政府一定会取代个人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主导精神。政府要完成一切，引导一切，并将一切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国家变成了全能的神。但是经验表明，这些神的力量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真正强大。

对某些民族来说，各种自由被逐步限制，尽管法律给了他们一种貌似继续拥有自由的错觉，但这些法律就像所有特定的制度一样，只会因为施行已久才显得重要。这是文明即将衰落的又一先兆，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逃脱。

从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的症状表现来看，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中，有几大文明无疑已经到了极度衰老的阶段。所有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盛衰，因为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

简单概括一下文明演进的各个阶段并不难，现在我就以这样的概述来结束本书。这种勾勒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各民主国家的命运。

如果我们从文明的兴衰主线去审视那些伟大而古老的文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在文明的初期，由于迁徙、入侵和征服，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他们有着不同的血统，有着不同的语言和信仰，他们之间唯一共同的纽带是首领和首领制定的规矩，但人们并不绝对服从。这样的杂居人群已开始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心理特征。他们会有群体短暂的团结，有群体的英勇和脆弱，有群体的冲动和暴力。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不稳定。他们是野蛮人。

时间最终完成了它自己的作品。同样的环境，各民族不断融合，共生的要求开始发挥作用。不同的部落联盟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民族。也就是说，正是遗传给具有共同特征和共同情感的群体以越来越强大的稳定性。然后，这群人成了一个民族，民族才有摆脱野蛮状态的能力。但是，还得经过长期的努力、不懈的斗争、无数次的尝试，民族才会获得共同的意志，群体才真正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虽然这种共同意志是什么并不重要，不管是对罗马的崇拜、对强盛雅典的崇拜，还是对安拉的胜利的崇拜，只要能让民族所有个体的思想和感情得到统一，也就足够了。

在这一阶段，一种新文明以及它的制度、信仰和艺术都会诞生。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这个民族将不断获得能赋予自己以光辉、活力和庄严的品质。是的，这个民族还是群体，但自此以后，这个民族在动态的群体特征背后，已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民族性格，它会把一个民族的变化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并抵制一切偶然性的影响。

在完成民族的缔造之后，时间便开始了神和人都无法阻止的破坏过程：一种文明，当它达到一定的力量和复杂程度后，会停止发展，并转向衰落。现在，它衰落的警钟已经敲响。面对这个必然的过程，支撑一个民族的意志会被削弱，由它所激发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会动摇。

随着民族意志的衰弱，民族的凝聚力、统一性和自我强化的能力都会衰弱。个人的个性和智力会提高，民族的集体意识会被利己的自我意识所取代，同时，民族性格会淡化，民族的集体行动能力会削弱。一个统一的民族，一个整体，最终变成了缺少凝聚力的个人的集合，变成了一盘散沙，虽然它的传统和制度仍然会维系一段时间。正是在这个时段，人们会因为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彻底分裂，个体很难有自我管理能力，他们生活中最小的行为也需要指导，于是国家趁机施加影响，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随着古老意志的丧失，民族的性格也就完全丧失了；民族分散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又回归到原始的群体状态。它既不稳定，也没有未来，只具有群体所特有的多变的特征。如今，文明已失去稳定性，任由偶然性摆布。个人至高无上，野蛮之风盛行。文明看起来似乎依然辉煌，那是因为它曾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物质文明，实际上，它已是一座虚弱的大厦，失去了支撑，一场很小的风暴就可以使它立刻崩塌。

仅仅因为同一种意志，民族从野蛮发展到文明；当这一意志被削弱，民族就将面临衰亡。这就是一个民族兴衰的周期律。

---

[1]狄摩西尼（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时期雅典的雄辩家、政治家、修辞学教授。——译注

[2]一位资深英国议员的以下反思无疑适用于这种不会因争取选票而改变的意见：“我住在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所在地）的50年间，我听过千万次演讲，他们没有人能改变我的主意，也就无法改变我的选择。”——原注

[3]朱尔斯·西蒙（1814—1896年），法国政治家、思想家。两度当选议员，1876年曾担任总理。——译注

[4]费利克斯·皮阿，法国政治家、剧作家，生于维耶尔宗一个拥护波旁王朝的律师家庭。他参加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大革命后当选为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议员，属新山岳党人。——译注

[5]埃德加·基内（1803—1875年），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译注

[6]拉马丁（1790—1869年），法国政治家、诗人。——译注

[7]梯也尔（1797—1877年），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译注

[8]指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年），法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1906年出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兼内政部长。——译注

[9]东京湾，即越南“北部湾”，当时法国人称其为“东京湾”。——译注

[10]萨姆那·梅因（1822—1888年），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因其著名的《古代法》而成为西方法学界的著名人物。——译注

[11]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年），法国政治家、记者，也是一位诗人，有严重口吃。——译注

[12]牧月即5月20日至6月18日。

[13]热月即7月19日至8月17日。

[14]1895年4月6日，《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奇怪的评论，分析了仅因为选举因素造成的支出，尤其是铁路支出可能达到的数字。为了连接朗盖耶（一个仅有3000名居民小镇）和山上的普伊，仅一条铁路就耗资达1500万法郎；又支出700万法郎，以使博芒特（有3500名居民）和卡斯特尔萨拉金通上铁路；又耗资700万法郎连接乌斯特（有523名居民）和塞克（有1200名居民）；又有600万法郎用于连接普拉德和奥莱特村（有747名居民），等等。仅仅1895年就投资了9000万法郎用于地方性公共事业中的铁路建设。还有另一些同样重要的支出也是出于竞选需要。据财政部长透露，保证退休工人养老金的法律将很快通过，每年至少涉及1.65亿法郎的支出，但按勒罗伊-比尤利厄院士估算，每年应该不会少于8亿法郎。显然，这种无节制的支出增长必将导致国家的破产。许多欧洲国家，如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土耳其等，都已到了这个阶段，而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等，很快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对此，也不必太过恐慌，因为相关国家的人民已相继同意居民存款可以减少五分之四的利息。在这种很巧妙的规定下，国家很快便可以恢复预算平衡。此外，我们身处的这个四分五裂的阶段，战争、社会主义和贸易冲突等在未来还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灾难。当然，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我们无法掌控的未来，只要能勉强糊口就行。——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