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语学堂
洋务运动期间开办的外国语学堂有7所，主要是：
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奕訢奏请在北京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培养熟谙外国语译员的新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上海同文馆：同治二年（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例，奏设于上海，4年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与江南制造局炮队营裁并，改名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后定名兵工学堂及中学堂。
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年），广州将军瑞麟仿上海同文馆例，奏请设立于广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广州驻防中学堂内。
新疆俄文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新疆巡抚刘襄勤奏请在省城迪化设立，仿京师同文馆章程办理。
台湾西学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巡抚刘铭传奏请仿京师同文馆章程，在台北设立。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接任巡抚邵友濂裁撤。
珲春俄文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吉林将军长顺在珲春设立，仿京师同文馆章程办理。
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武昌开办，是湖北省最早的一所外国语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普通中学，是为湖北省有普通中学之始。
（一）办学目标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极大。同时，《天津条约》规定，以后英法两国送至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文字书写，仅在3年以内可以附用汉文，如遇文词辩论之处，则以英、法文字作为正义。因此，为了应付这种外交上的迫切需要，清政府批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京师同文馆，不久，以此为样本，洋务派又相继在通商口岸及边关等地，建立起中国近代第一批外国语学堂，目的是培养本国的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洋务派认为，通过设立外国语学堂，“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2]。
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施之实用”[3]。因此，他们进一步扩大了外国语学堂的培养目标，不仅要培养翻译人才、外交人才，也要培养掌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并能专精务实，得中国自强之道的人才。正如张之洞所说：“本部堂讲求各国语言文字之意，在于培植志士，察他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以期共济时艰，并非欲诸生徒供翻译之用。”[4]这样，外国语学堂已非本来意义上的纯粹的外国语学堂，在以学习“西文”为主的同时，也兼习“西艺”，扩大了学“西学”的范围。如京师同文馆，在1867年后，逐渐成为一所培养外语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的综合性学校。
（二）入学条件及招生名额
洋务运动时期的各所外国语学堂在招生上都有自己的一些具体规定。总的说来，主要有：
其一，要求学生年轻聪颖、身世清白。虽然各所外国语学堂对学生的入学年龄要求不一，但基本上都是招收“年轻质美”的学生，以便造就。如上海广方言馆招收14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5]。广州同文馆招收资质聪慧，年在14岁内外或20岁左右“质地尚可造就者”[6]。后来在年龄限制上有所放宽。如上海广方言馆后改为招收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学生。另外，各所外国语学堂对报名的学生的身世也有严格规定，一般要求必须身世清白。如上海广方言馆要求报名者“由官绅有品望者保送，取其年貌籍贯三代履历，赴监院报名注册”[7]。广州同文馆要求招收世家子弟，“由旗汉各绅保举”[8]。
其二，对学生进行入学考试。外国语学堂招收的是有一定基础的学生，为此报名者必须经过较为严格的入学考试（或笔试或面试，或两者兼有），合格者才能被录取。例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将报考者“呈送上海道面试，择时文之稍通顺者”[9]。湖北自强学堂要求，“挑取学生，先考华文一次，照定额加倍挑取，再行面试。并相其器宇端正，口齿灵敏，体质壮实，确无嗜好者，录取入堂”[10]。
其三，对学生进行入校甄别。外国语学堂对考取入学的学生，还要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挑选，以定去留。例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学生入校后，“肄习三个月，暂定去留；再肄习六个月，能留馆者升给膏火银”[11]。湖北自强学堂也规定：“并于定额之外，备取三四十名；俟入堂三月以后甄别一次，将不堪造就者剔去，仍照旧额留堂学习。”[12](https://www.daowen.com)
外国语学堂一方面对报名学生进行严格筛选，招收年轻聪颖、身世清白、中文功底好、可造就的学生，一方面逐步破除了门第观念，招收不只局限于八旗子弟，凡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这样，既扩大了招生范围，也保证了质量。
各外国语学堂在招生名额上没有统一规定，但由于学校规模的限制，学生数量一般不多。如上海广方言馆定额40人，最多时80人；广州同文馆定额20人；京师同文馆最多时保持120人；湖北自强学堂150人。除招收正式生外，有些外国语学堂还招收“附学生”。如广州同文馆规定：“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愿入馆附学，亦准公正官绅保送入馆，一律训习”[13]，招收10名附学生，费用自理。
（三）课程及学习年限
外国语学堂所设课程开始主要为英语、法语、俄语、德语等外国语言文字，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办学目标的扩大，又增设了算学、天文舆地、代数、几何、化学、物理、医学生理、万国公法等。有的学堂在专业上也有所增设。如上海广方言馆初办时，只设英文一馆，学生主要学英国语言文字；迁入江南机器制造局后，将学生分为上下班，初入学者在下班，学习算学、代数学、对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及外国语言文字等，学习一年后考试优秀者入上班，上班学察地冶炼、制木铁器、汽机图样、行海理法、水陆攻战、外国语言文字及风俗国政等，并兼习下班课程。该馆以后又陆续加设了法文馆、算学馆、天文馆。
外国语学堂以西文为主课，同时兼习汉文，要求读四书五经，甚至有的还要求学满文。例如广州同文馆规定：“每日巳、午、未三时由西教习训课。早晚各时由汉文教习训课。仍随时兼习清字清语，以重本务。”[14]台湾西学馆也明确要求：“生童酌给膏火，厘定课程，并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通贯，亦以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诐。”[15]这种课程体系体现了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其中张之洞对湖北自强学堂的课程改革较有特色。该学堂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4斋，其后，将算学归并于两湖书院，格致、商务停开，只留方言一门，“以为一切西学之阶梯”[16]。方言斋设英、法、德、俄文4馆，专学外国语文。并且，该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学生宜专心致志，习学堂讲授诸课，不准在堂兼作时文试帖，亦不准并应各书院课试，以致两误。”[17]这一不准作八股文的规定，有利于制定一套系统的“学堂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学校课程体系的进程。
各外国语学堂在学习年限上并不统一，各有规定。例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的学习年限均为3年，湖北自强学堂规定学生5年毕业。
（四）教育行政组织及管理
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并未设立专门管理外国语学堂的教育行政机构，一般说来，这些外国语学堂的主要行政约束来自政府机构或地方长官。例如，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该衙门从自己内部调选大臣做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上海广方言馆由两江总督及所辖江海关道管辖；广州同文馆由广州将军主管；珲春俄文书院由吉林将军管辖；湖北自强学堂归湖广总督管辖。
外国语学堂的内部管理人员有：（1）总管大臣、总办，即主管学校一切事务的官员。如上海广方言馆设“总办董事一人，馆中一切事宜皆归经理，三年一更换”[18]。（2）正提调、帮提调、监院，即管理学生的功课、纪律、考勤及教师工资等学校事务的官员。（3）教习、副教习、总教习、馆长。这些人员设置各校不统一，视具体情况而设。
外国语学堂在学生的待遇和管理上都有明确规定。学生的待遇比较优厚。学堂一般实行公费住读。除膳食、书籍、纸笔由学堂发给外，每月还酌给津贴银若干两，而且设有书写、厨役、门役、杂役、仆从等人员，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同时，学堂从道德、纪律、日常行为规范等各方面对学生提出了严格要求。例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士子以敦品为先，如有吸食洋烟嫖赌酗酒者，立即革除。其争闹懒惰不遵规矩者，由委员戒责，再犯者开除。”[19]湖北自强学堂规定，学生不准私自外出，要严格考勤；若发现学生去做洋行翻译这种“卑下之业”，则令其退学，追缴历年所有学杂费用。
此外，外国语学堂在教师的聘用和管理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要求严格挑选教师；对教有成效者，酌量奖励，给予提薪、授衔、升职等。
（五）考试及毕业分配
外国语学堂制定了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对考试的类型、日期、奖惩等有关事宜都有较详细的规定。例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让学生设立读书行事日记2本，平时送交先生考核，月终则综核。学生除了由教习按月考校课程外，逢端午、中秋、年节，由海关道宪、制造局道宪考核。“评定甲乙，奖给前列花红，悬榜晓谕。屡列优等者，酌加膏火银两。若三次皆列末名，毫无长进者，撤退”[20]。广州同文馆也对学生“每年甄别一次，其于西洋语言文字无所通晓者，即行撤退，挑选更换”[21]。同时，对学生每月考察一次，按成绩高低排列名次，酌量赏给银两。
外国语学堂主要培养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因此其毕业生大部分充任翻译人员或从事外交工作，也有一部分担任各省新式学堂教员，服务于教育界。此外，有出国留学的，到交通部、银行任职的，做知县、知府的。具体就各所外国语学堂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例如，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大多担任译员、外交官。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的毕业生，除部分任翻译官外，还有部分是经过考试后，择优送京师同文馆深造学习、备用。例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所有在馆肄业诸生，学有成效者，向候总理衙门调取入都考试留于同文馆肄业。”[22]从同治二年（1863年）建馆，到光绪十六年（1891年）止的28年间，上海广方言馆先后4次，奉调学生20多名到京师同文馆。因此，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京师同文馆的预备学校。正如美国学者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所说：“此例一开，此后上海、广州两馆毕业学生即多赴北京，再求深造，而两馆亦遂成了北京同文馆新生的主要产地。”[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