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派遣留欧学生
在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起始阶段，前期的派遣国是美国，后期则是欧洲各国。1876年，即最后一批30名留美幼童派遣完毕的翌年，清政府就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至甲午战争前约20年间，先后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共4批，计145人。分别是：1876年，李鸿章奏请派遣王得胜、卞长胜、朱跃彩、杨德明、袁雨春、查连标、刘芳圃等7人赴德国学习“陆军技艺”。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德学生，也是最早一批陆军留学生。1877年至1896年，以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为主体的船政留欧学生4届计88人。1892年，张之洞奏准派译员俞忠沅携工匠10人至比利时学习炼钢技术。1896年，张之洞又获准选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材学堂的学生40人赴英、法、德3国留学。在上述4批留欧学生中，以船政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组织管理最有成效，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
1.船政学生留欧的原因
1877年（光绪三年），洋务派从福州船政学堂中挑选制造、驾驶学生以及艺徒等共38人，派赴法、英等国学习制造、驾驶以及矿学、化学、交涉公法等。这是船政学堂第一批留欧学生。以后又以船政学堂学生为主，分别在1881年（光绪七年）派出李鼎新、王迴澜等10人，1885年（光绪十一年）派出刘冠雄、李大受等33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派出施恩孚等7人，前后4届共计88人。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欧学生，很明显是受到幼童留美的影响。据船政大臣沈葆桢说，他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曾想效法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去年曾国藩有募幼童赴英国（应为美国——引者）学艺之举，闽中欲踵而行之”[160]。后来虽因经费困难而不得不终止，但他仍设想等船政局雇募的外国技术人员期满撤回以后，就用他们的薪水开支移作留学经费，选派学习制造、驾驶艺童以及艺徒出国留学。他认为这样做，“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较诸平地为山者又事半功倍”[161]。
当然，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欧学生，更主要的是由于当时船政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左宗棠在创办船政局时，由于“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不得不“借材异邦”，雇募外国技术人员。他与德克碑、日意格等订立合同，自铁厂开工之日起，在5年内成船16号，教会中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1873年（同治十二年），外国技术人员将限满按约撤走。这时，船政事业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为节省经费停止造船，还是为力图自强继续建造？沈葆桢在他著名的《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中提出，停止造船，则“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为可虑”，如若每年造船两号，“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然而，由于中国员匠只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虽则岁告成船，究竟毫无进境”[162]，所以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即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即所谓“宜置之庄岳之间”，船政事业才能“日起而有功”。在这个奏折中，他还提出了出国留学的比较具体的办法，主要有：从前、后学堂挑选“天资颖异、学有根底”的学生，分别派往法国、英国学习造船、驾驶；留学时间“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学生中如有学问好而身体弱，不能入厂上船，就“在学堂接充教习”；在国外学成回国后，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等等。
沈葆桢的建议，很快得到总理衙门赞成。奕訢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十八的奏折中说：“该大臣所奏，亦仍系为中国力图自强之意。”[163]饬令着手办理。但是随之发生的日本侵占台湾事件，使此事“未及定议”。因此，沈葆桢最早主张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然而在他任船政大臣期间，除了在1875年（光绪元年）乘日意格回国之便，派遣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5人随同前往英、法游历，并采购“铁胁新机”外，他无可举。
船政学堂正式派遣留欧学生，始于督办船政大臣吴赞诚任内。洋务派在此时旧事重提，其原因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说得很具体、明白。他说中国船厂目前虽能放手自制轮船，但只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近来世界造船技术发展很快，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行驶愈速，而中国仿造的“皆其初时旧式”，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164]关于驾驶的情况，他的看法为：虽然中国人能自行管驾轮船，但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仍未得其深际”。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之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等等，更是见所未见。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去探求“制作之源”、“驾驶之密钥”。时隔沈葆桢第一次提出派遣留学生之建议后4年，李鸿章又一次主张立即从福州船政学堂中派遣学习制造学生到法国，学习驾驶学生到英国去留学。学习制造者，“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学习驾驶者，“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学生如有天资杰出者，也可以学习矿学、化学以及交涉公法等。他认为“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165]。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七日，监督李凤苞、日意格等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学习制造学生郑清濂等12人、艺徒裘国安等4人、学习驾驶学生刘步蟾等12人，乘坐“济安”轮船开赴香港，二十二日，由香港改乘外国轮船横渡重洋赴欧留学。同年九月，船政局帮办洋员司恭塞格回国，吴赞诚又选派艺徒张启正等5人随同西行，十一月初四日抵达法国马赛。[166]上述36人，连同已在国外的魏瀚、陈兆翱两人，共计38人，是船政学堂第一届留欧学生。后来，又以同样方式派遣了3届学生赴欧留学。
由此可以看到，从福州船政学堂中选派学生赴欧留学，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先进的制造、驾驶等技术，用他们的话说，“俾后出更新之法，不至绝无闻见”[167]，使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以及驾驶兵轮技术能有一个较大的进步，努力赶上先进水平。虽说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原因，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随人作计”的落后局面，但洋务派这样做，确有远见。
2.留欧船政学生的组织管理
洋务派为了实现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的目的，吸取了留美教育的经验教训，在组织管理上采取了这样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在选拔出洋学生时，要求学生“必通晓泰西语言文字”。洋务派认为，派学生出国留学，是“就已成之绪，收深造之功”[168]。学生留学国外，除了听课，还必须“自行研究”，独立“探讨义意”。因此，出洋学生除专业知识要有相当的根底之外，还须“通晓泰西语言文字”。外语不能“精通”者，则不予或缓予出洋留学。1879年，李鸿章、沈葆桢等因海防急需人才，要求福州船政学堂根据第一届学生出洋章程，“接续择才派赴英法就学”。当时负责船政事务的闽浙总督何璟以及船政提调吴仲翔等人，经过“察核”之后，认为学生于“制造、驾驶之学虽有根柢，惟于泰西语言文字尚未精通”，故暂时“无堪派之人”，提出要对学生“勤加训课”，三四个月后达到要求再“挑选保送”[169]。应该说，洋务派在选拔船政学堂学生出国时严格把住外语关，坚持宁少毋滥的做法，比留美教育时先送学生出国，再过外语关，显然要好得多。这个经验不仅对以后旧中国的留学教育产生了影响，甚至对今天也还有借鉴意义。
其次，洋务派很重视留学生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实际能力的培养，提出“课读”与实习“兼程并进”，不可偏废。具体规定赴法国学习制造的学生和艺徒，“既宜另延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根柢，又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170]。例如，第一届出洋艺徒郭瑞珪、刘懋勋、裘国安3人，在法国白海士登官学学习，成绩“均列优等”。刘懋勋又在多郎官厂随同总监工古新学习，郭、裘两人随总监工萨巴里学习汽缸学。结果刘可充“铸铁局匠首，或派绘画船图”，郭、裘可任“汽锅局匠首，或绘画船图”。赴英国学习驾驶的学生，抵英后用1年左右的时间，“赴水师学堂先习英书，并另延教习指授枪炮水雷等法，俟由两监督陆续送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习”，然后再花约两年时间，分期分批“上大兵船及大铁甲船学习水师各法”。留学生上船实习，不仅巩固了知识，锻炼了胆略，而且还有新发现。在英国“依纪理亚”兵船实习的第3届出洋学生陈恩焘，在船由地中海驶入印度海时，“测出前图未载礁石两处”；在船由新加坡驶往澳大利亚途中，遇到狂风大雹12次，他“自用大索缚身桅柱间，随同船主占针揆度，测海驶风，从容料量，不爽毫厘，蒇事而返”[171]，学习期满甄别，获得上等。
再次，对于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洋务派在《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中明确规定，“凡所习之艺，均须极新极巧；倘仍习老样，则惟两监督是问”[172]。他们要求留法学习制造艺童在3年内学完下列课程：第一学年，重学统论、画影勾股、水力重学、汽学、化学、轮机制造法、画图、法国语言文字；第二学年，水力重学、化学、轮机制造法、画图、法国语言文字、轮机重学、材料配方学、五圣学、房屋建筑；第三学年，轮机制造法、画图、法国语言文字、轮机重学、挖煤铁学、船上轮机学、铁路学、勾股。当然还学习史鉴等所谓“有用之书”。
为了能使留学生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在选派学生出国时，除了主要到当时制造“最盛”的法国，水师操练“最精”的英国之外，也有提出到比利时（布洛斯）学习，因为其“枪炮之制晚出最精……新制水雷足破轮船”[173]。洋务派还责成留学生监督会同察看留学生的学习地点以及所请教习，规定要选择有名的“大学堂、大官厂”、大兵船，“订请精明教习指授”。如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原来的安排不妥当，或所请教习不能认真指授，则应马上更换，“妥为安置”。此外，还规定每年安排一定时间，让留学生分赴各厂矿、炮台、兵船乃至别国游历，去“考究”新样之船身、轮机及一切军火、水陆机器等，以“扩见闻而资历练”。游历时间第一年没有具体规定，第二、三年，学习制造学生每年60日。如郑清濂、陈林璋等人在法国削浦官学获得“堪胜总监工官凭”之后，又游历法国、比国、英国船厂、轮机厂暨熔炼钢铁官民各厂，“以资考证”。林庆昇、池贞铨等5人，在巴黎矿务学堂学习期满，获得“堪胜矿务总监工官凭”之后，由李凤苞带领到德国矿山荟萃之地哈次游历，该处“开采之精，实为欧洲之冠”。
诚然，西欧各国不可能把当时所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军事技术传授给中国留学生，但是洋务派要求留学生学习“极新极巧”知识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兵轮，船身由木胁变成铁胁、钢甲，轮机采用新式的康邦卧机，马力发展到2400匹，主要是由留欧学生设计、监造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洋务派的这条措施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成效。
3.船政留欧学生勤奋好学
洋务派派遣的船政学堂留学生，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深知洋务派将他们派遣出国，其用意是“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因此，在国外留学期间，绝大多数人积极好学，“奋发有为”。88人中，只有杨济成一人“考不及格”。赴英学习驾驶学生刘步蟾上“马那杜”铁甲船，担任见习船副，每试“成绩冠诸生”。林泰曾上“孛来克珀林”铁甲船，蒋超英上“荻芬司”铁甲船，林颖启、江懋祉同赴西班牙上“爱勤考特”兵船，黄建勋赴美利坚上“伯里洛芬”兵船，他们“均能与泰西将士讲求枪炮、水雷及行军布阵之法”[174]。船上课程结束后，又聘请英国水师炮队教习苏萃授以“炮垒、军火诸学”，美国水雷官马格斐授以“水雷电气诸学”。萨镇冰等4人先入格林次尼官学学习“行船理法”，稍后萨镇冰上“门那次”兵船，林永升上“马那杜”兵船，方伯谦先上“恩延普”兵船，后调“士班登”兵船，叶祖珪先后上“索来克珀林”、“英芬昔索耳”兵船等等，他们都“周历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阿非利加、印度各洋，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守之法无不谙练”[175]。严宗光（严复）先在抱士穆德学院肄业，随后入格林尼次官学考课，“屡列优等”。再赴法游历后，深入研究数理、算学、气化学、格致、驾驶、熔炼、枪炮、营垒等。何心川随“菩提西阿”兵船巡访阿非利加西南各洋时，曾“亲阅战事”，后因“受瘴抱病”，不得不提前回国。
在法国学习制造和矿务的留学生同样刻苦求学，获得好成绩。学习制造学生郑清濂、陈林璋入削浦官学，吴德章、杨廉臣、林怡游、李寿田入多郎官厂，都学“制造船身轮机理法”，两年卒业，均获“堪胜总监工官凭”，其中郑清濂成绩最好。之后，吴德章、杨廉臣两人又赴卢爱里并布呵士水师陆军各炮厂专门学习造炮，郑清濂、林怡游赴汕答佃洋枪官厂专习验料、炼造等。学习矿务学生林庆昇、池贞铨、张金生、林日章等4人先入科鲁苏民厂，罗臻禄入汕答佃官学堂。1878年5人又转入巴黎矿务学堂。学习期满大考，林庆昇成绩最优，池贞铨次之，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又次之。5人均得“堪胜矿务总监工官凭”。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留学生中有的因专心学习积劳成疾而亡于异国。如第1届制造学生梁炳年赴法国入多郎官厂学习，患病后仍“不肯因病废学”，最后病死于法国。第3届留欧学生陈鹤潭在英国格林书院等攻读三角、代数、水力、动力学，学习极为勤奋，不幸得咳血病，“殁于英国医院”。这些为了寻求先进科学技术而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中国留学生，显示了中国人民刻苦好学的优秀品质。
留学生中除了上述学习驾驶、制造、矿务等自然科技知识外，有的还学习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例如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马建忠，留法期间与陈季同一起“入政治学堂，专习交涉律例等事”。他一面兼充翻译事务，一面认真学习。政治学堂考试时，“对策凡三日”，“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细目盖百许条”，但他均能“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隐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接着他又参加“文词”考试，获得“文词秀才”。当时法国报纸评论说：“日本、波斯、土尔基人负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举人，而东土之人独未有考取文词秀才者；有之，则自忠（即马建忠——引者）始也。”[176]第3届留学生张秉奎、罗忠尧等在英国学习“水师海军公法、捕盗公法及英国语言文字”。林藩、柯鸿年等6人在法国学习“万国公法以及法文法语”，考试结果，“均取中律科举人”。
中国留学生“锐意考求”的求学精神，以及考试“常列高等”的学业成绩，博得了外国人的赞扬和敬重。萨镇冰在留学时，为英国海军提督所欣赏，称其坚忍勤能，堪胜将帅之任。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对刘步蟾的评语是：“涉猎西学，功深伏案。”马建忠留学回到天津，李鸿章“历试以事，均能折衷剖析，不激不随；凡过津各国公使领事，无不同声引重”[177]。这些早期的留欧学生，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外国人不得不承认“华人之才力不后西人”[178]。
4.船政留欧学生成绩卓著。
洋务派派遣的这批留欧学生，自1879年（光绪五年）之后开始陆续回国。他们“重洋负笈，学业有成”，回国后，曾对近代中国社会起过重要影响。
首先，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重要骨干力量。例如，北洋舰队12艘主要舰船的管带中，有一半由留学生担任：“镇远”管带林泰曾、“定远”管带刘步蟾、“靖远”管带叶祖珪、“经远”管带林永升、“超勇”管带黄建勋、“济远”管带方伯谦。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并将南北洋舰队归并统一，成立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留欧学生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副大臣，沈寿堃为长江舰队统领。辛亥革命后，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曾先后出任海军总长。在中国海军抵御外侮的战争中，大多数留欧学生表现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其中不少人以身殉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经远”管带林永升发现一日舰已受伤倾斜，“鼓轮追之，欲击使沉”，不幸被敌舰所包围，船身中炮碎裂，本人“中弹破脑而亡”。时人赞扬说：“是役临阵之勇，奋不顾身，以公与邓壮节公为最。”[179]“超勇”管带黄建勋，在舰中炮焚毁，人浮沉大海的危急关头，有人“抛长绳援之”，但他“不就以死”[180]，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其次，为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培养了一批优秀技术人才。福州船政局在外国技术人员撤走以后，基本上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管理、组织生产。留欧学生回国后，担任总监工和分厂监工，大大加强了这支技术力量，成为当时我国这家最大造船厂的技术核心。如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在船政局工程处“总司制船”、“总司制机”。近代中国造船工业起步较迟，落后西方几十年，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发展速度较快。当福州船政局自制“龙威”铁甲船（后改名为“平远”）时，造船技术已开始接近西方先进国家。“平远”是船政局自己建造的第一艘双机钢甲兵轮。光绪十一年（1885年）禀请试造，十二年安上龙骨，十三年十二月间下水，十五年（1889年）九月间工竣。由魏瀚、郑清濂、吴德章“监造船身”，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监造船机”。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181]：
据载，当时造船工业较发达的德国，也只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制造双机钢甲兵船。可见，当时我国造船技术已有了十分可观的长进。这固然是船政局广大造船工人和技术人员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成果，而留学生则起了关键作用。
再次，留欧学生还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许多留学生回国后在水师学堂担任教习，其中有的还担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总办，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此外，留欧学生中还有的成为中国近代较早的实业人才。例如林庆昇归国后，“觅得福州穆源铁矿”，并曾“总司”台湾煤矿工程。林日章曾“勘验北洋开平煤矿、福州穆源铁矿”。还有的留学生翻译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著作，对近代中国起了启蒙作用。
当然，由于社会和政治的腐败，这批留欧学生并没有能够充分施展才能。譬如与我国第1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的日本留学生，在甲午战争前后，有的已成为当时日本政府的执政大臣。而我国的留学生中，有的“散处无事”，有的被外国聘用，充当外国领事署及洋行的翻译，出现了所谓“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的奇怪现象。
总之，选派船政学生出国留学是明智的，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也是行之有效的。这批留学生的绝大多数不负厚望，在国外孜孜苦学，回国后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船政学生留欧，应该彪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1]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第217页，第310页。
[3]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第217页，第310页。
[4]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第217页，第310页。
[5]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6]（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四，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8]（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二七，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9]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10]（清）张之洞撰，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八，民国9年（1920年）铅印。
[11]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12]（清）张之洞撰，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八，民国9年（1920年）铅印。
[13]（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14]（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15]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页，第217页。
[16]（清）张之洞撰，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八，民国9年（1920年）铅印。
[17]（清）张之洞撰，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八，民国9年（1920年）铅印。
[18]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页，第217页。
[19]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第240页。
[20]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第240页。
[21]（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七，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2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23]毕乃德著，傅任敢译：《同文馆考》，《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2期（1935）。
[24]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9页，第476页。
[25]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9页，第476页。
[26]《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五三，清光绪31年（1905年）金陵刻本。
[2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第523页，第523页。
[28]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第523页，第523页。
[29]（清）张之洞撰，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八，民国9年（1920年）铅印。
[30]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第523页，第523页。
[31]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4页。
[3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4页。
[33]《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六〇，清光绪31年（1905年）金陵刻本。
[34]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6页。
[3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页。
[3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页。
[3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页，第528页，第529页，第524页。
[38]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页，第528页，第529页，第524页。
[39]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页，第528页，第529页，第524页。
[40]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页，第528页，第529页，第524页。
[41]转引自董宝良著：《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原文见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第194页。）
[4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三八，清光绪31年（1905年）金陵刻本。
[43]（清）张之洞撰，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六，民国9年（1920年）铅印。
[44]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5页。
[45]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59～560页。
[46]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59～560页。
[47]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78页，第578页，第579页，第579页。
[48]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78页，第578页，第579页，第579页。
[49]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78页，第578页，第579页，第579页。
[50]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78页，第578页，第579页，第579页。
[51]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1页。
[52]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页。
[53]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0页，第561页，第580页。
[54]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0页，第561页，第580页。
[55]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0页，第561页，第580页。
[56]（清）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57]（清）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58]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59]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60]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页。
[61]（清）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62]（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63]关于同文馆开馆时间，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8.20）奕訢等折中称“因于上月十五日……来馆试行教习，即以此学为同文馆”，上月应当是六月十五日，公历当为7月。同治四年四月初五日（1865.4.29），奕訢等“请将英文馆学生展缓考试片”中称“英文馆于元年五月初间开馆”，五月当为公历6月。
[64]（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65]郭嵩焘著、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83页，第94页。
[66]（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67]根据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第7～25页制表。
[68]（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〇，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69]（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70]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71]根据光绪二年（1876年）公布的八年课程表改制，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7页。
[72]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134页。
[73]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74]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75]据《同文馆题名录》关于历任汉洋教习的记载制表，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5～69页。
[76]据《同文馆题名录》关于历任副教习的记载制表，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1页。
[77]（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卷一五，卷四六，卷四六，卷四六，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78]（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卷一五，卷四六，卷四六，卷四六，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79]（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卷一五，卷四六，卷四六，卷四六，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80]（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卷一五，卷四六，卷四六，卷四六，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81]（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卷一五，卷四六，卷四六，卷四六，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82]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8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3～64页。
[84]《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第37页。
[85]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
[86]《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第37页。
[8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
[88]据《清会典》、《记同文馆》制表，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89]（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七，民国18年（192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
[90]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第118页。
[91]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第118页。
[92]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第34页，第147页，第158页。
[93]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第34页，第147页，第158页。
[94]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第34页，第147页，第158页。
[95]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第34页，第147页，第158页。
[96]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页。
[97]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98]郭嵩焘著、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6页。
[9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第6页，第28页，第138页，第26页。
[10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第6页，第28页，第138页，第26页。
[10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第6页，第28页，第138页，第26页。
[10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第6页，第28页，第138页，第26页。
[10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第6页，第28页，第138页，第26页。
[10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449页。
[10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449页。
[10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449页。(https://www.daowen.com)
[107]关于学堂最初的地址，目前有几种说法：林献炘在《海军各学校沿革之概况》中说是“假省垣内白塔寺，暂行招生授业”；韩仲英在《福建船政始末记》中说“借福州城内神光寺开课”（均见《清末海军史料》）。这里采用的是严复在《海军大事记严序》中的说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8），第479页）。
[108]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45页。
[10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5～116页，第67页，第337页。
[11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5～116页，第67页，第337页。
[11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5～116页，第67页，第337页。
[112]最初是2年。后来在中法战争中，鉴于有的兵轮管带“临事仓皇不能出奇制胜，固由船小力单，亦各船疏于训练所致”，因而裴荫森在署理船政大臣时，一面提出增设练船，一面主张延长练船实习时间，“三年为期”（《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六日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见刘名誊《越事备考奏义》卷三，第11～13页）。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4页。
[113]《续陈轮船工程并练船经历南北洋合情形摺》（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沈文肃公政书》卷四，第62～63页。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9页。
[114]《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船政教导功成
恳奖励折》，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6页。
[115]《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船政教导功成
恳奖励折》，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6页。
[116]《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船政教导功成
恳奖励折》，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6页。
[11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9页。
[118]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6页。
[11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页，第55页，第453页。
[12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页，第55页，第453页。
[12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页，第55页，第453页。
[12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9页，第359页，第339页，第358页，第339页。
[12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9页，第359页，第339页，第358页，第339页。
[12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9页，第359页，第339页，第358页，第339页。
[12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9页，第359页，第339页，第358页，第339页。
[12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9页，第359页，第339页，第358页，第339页。
[12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第38页，第146页。
[128]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第38页，第146页。
[12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2页。
[130]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327页，第354页，第372页，第878页。
[131]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327页，第354页，第372页，第878页。
[132]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327页，第354页，第372页，第878页。
[133]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327页，第354页，第372页，第878页。
[13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1页。
[13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1页，第372页。
[136]《光绪政要》卷二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189页。
[13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1页，第372页。
[138]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05～606页。
[139]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140]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41]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第86～87页，第90页。
[142]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第86～87页，第90页。
[143]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第86～87页，第90页。
[144]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145]徐启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146]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147]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148]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14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页。
[150]宋晞：《旅美论丛》，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1968年版，第36页。
[151]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103页，第107页。
[152]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103页，第107页。
[15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页，第153页。
[15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页，第153页。
[155]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15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1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549页。
[157]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158]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7页。
[159]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16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6页，第117页。
[16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6页，第117页。
[16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0页，第144页。
[16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0页，第144页。
[16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7页。
[16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7页。
[16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7页。
[167]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4），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24页。
[168]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4页，第237页，第190页。
[169]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4页，第237页，第190页。
[17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4页，第237页，第190页。
[171]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146页。
[172]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0页，第460页。
[17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0页，第460页。
[17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7页，第252页。
[175]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7页，第252页。
[176]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17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6），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6页。
[178]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179]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7页，第182页。
[180]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7页，第182页。
[181]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