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与幼童留美
1872年8月11日，30名拖着长辫，身着长袍，脚穿厚底布靴的幼童，在监督陈兰彬的率领下，由上海登轮赴美留学。随后，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30名幼童由黄胜率领前往美国。1874年9月19日，第三批30名幼童由祁兆熙率领出国。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30名幼童由邝其照率领赴美（其中第二、第四批分别有7名和3名自费生随行）。上述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先河，其倡导、组织者是容闳。
1.容闳和派遣留学生计划
容闳（1828-1912年），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1847年，他与同学黄宽、黄胜一起，随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夫妇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成为近代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的中国人。
容闳是一位爱国者。他在美国留学7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的同时，时刻惦记着祖国和人民。他为国家的腐败而痛心，为人民的痛苦而忧愤。他写道：“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140]他立志要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见诸实用”，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经过多年酝酿，到大学第4学年时，他已把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41]具体来说，即是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造福于国家和人民，1854年11月13日，容闳不顾留在美国的种种“吸引力”，毅然踏上了归程。回国后，他曾做过多种尝试，历经挫折，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初衷不变。机会终于来了。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曾国藩、丁日昌等奉命前往处理，容闳受命任译员。容闳抓住机会，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正式提出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的计划：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为定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142]
对于容闳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早在数年前已略有所知，再加上丁日昌对此又大为赞许，因此他很快表示同意，并领衔联名上奏清政府。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笫间”[143]。
1870年冬，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正式得到清政府批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曾国藩、李鸿章组织人员拟定了《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和《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分别在1871年9月3日和1872年2月27日上奏清政府。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文件，前者12条，后者6条，对于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有关事宜作了具体规定。主要内容有：（1）委派陈兰彬、容闳为留美学生正副委员（监督），经办一切留学事宜；（2）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刘翰清负责，经办挑选幼童、派送出国等事；（3）每年选送聪慧幼童30名前往美国留学，4年共派遣120名；（4）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幼童年龄在12岁至16岁之间；（5）留学年限为15年，学成归国，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也不准私自先回自谋别业；（6）赴美幼童学习1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缺额在旧金山15岁左右的华人中募补；（7）幼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幼童宣讲《圣谕广训》，每逢三大节及朔望等日，由驻洋委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幼童，望阙行礼；（8）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各项经费预算。
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招生是重要的一环。当时，社会风气未开，消息闭塞，国人对于外国的情况了解甚少，许多人甚至误以为那里“蛮夷遍地，将会剥掉孩子们的皮，再蒙上狗眼，把他们弄成罕见的动物去展览”[144]。再加上送幼童出洋留学，家长还必须在“甘结”上签名画押。下面是詹天佑父亲詹兴洪的“甘结”：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惟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曾祖父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145]
这份类似卖身契的“甘结”，使许多人疑虑重重，望而止步。即使像詹兴洪这样的开明人，也是在邻居好友的反复劝告下，并答应将自己的第四个女儿许配给詹天佑之后，才怀着沉痛的心情勉强在“甘结”上签字。由于报名者不多，容闳的招生工作困难重重。到1871年夏，第一批30名的定额还没有招满。不得已，“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146]。可见，冲破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登船赴美留学。随后，第二、三、四批各30人也分别于1873年、1874年、1875年相继成行。这120名幼童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10岁，十三四岁的占大多数。从籍贯上看，广东84人，占70％；江苏21人，占17.5％；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占1.7％；山东1人，占0.8％。而广东人中，又以香山最多，40人，占33.3％。[147]这120名幼童，谱写了中国近代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新篇章，掀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
2.幼童留美半途夭折(https://www.daowen.com)
幼童们到达美国后，大体上按两人一组，分散寄居在美国居民家中。这种方式，既使幼童的生活得到照顾，同时也使他们融入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利于语言学习。过了语言关之后，他们便入当地的小学、中学肄业。中学毕业后，又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学习。由于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他们中不少人进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大学深造。中国留学生的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礼貌谦虚，赢得了美国友好人士的赞誉。耶鲁大学校长朴德等在给总理衙门的联名信中称：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148]
然而遗憾的是，幼童们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学业，而于1881年被提前撤回。幼童留美半途夭折，留学事务所内部的顽固派的破坏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则是留美学生受到资本主义的“同化而渐改其故态”，而这些，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都是不能接受的。曾国藩、李鸿章等赞成容闳的建议，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其“初心”是为了“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49]。同时，他们也担忧幼童“早岁出洋”，腹少经书，会“沾染洋习”。因此，在规章制度中，十分强调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封建礼仪的训练，加强对幼童的防范，使他们“不至囿于异学”。幼童出国后，他们又一再告诫：“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紧学习，规矩不可变更。”[150]应该说，初到美国时，幼童们还是遵守规定的。他们每隔3个月到留美事务所学习“中学”，既学做“中学”作文，也练习小楷。星期天，寄居的主人带他们到教堂去，他们吓得惊慌失措，慌忙逃出教堂。然而时间一长，情形就不同了。他们“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151]。谒见留学生监督，“均不行跪拜礼”。信教学生增多，有的已受洗为基督徒。洋务派担忧且严加防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对于留学生的这些变化，在容闳看来，“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但在顽固派眼里，是大逆不道，洋务派也认为“适异忘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顽固派和洋务派走到了一起，而容闳则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因此，李鸿章“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152]。1881年6月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决：“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153]
此外，幼童留美夭折，也有国际背景。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有条约依据的。1868年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亦称《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154]可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反对华工的风潮，国会还通过了禁止华工的议案。1878年，容闳向美国政府提出，选送一部分中学毕业生进入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而遭到美国政府拒绝。这样，留美学生既不可能学到洋务派所期望的军政、船政之学，又所谓“沾染洋习”，再加上顽固派背着容闳，“日通消息于北京”，从中破坏，“留学事务所之运命，于是告终，更无术可以挽回矣”[155]。
3.幼童留美的意义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虽然半途夭折，但其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近代以来，主张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早就有人提出。如1863年，拣选知县桂文灿在给总理衙门奕訢的条陈中，建议效法日本派遣幼童出国留学。他写道：
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为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行之。[156]
1865年，薛福成在《上曾侯相书》中也建议以俄国为例：
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157]
然而，直至幼童赴美留学，中国近代历史上才有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才从少数人的先进思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58]
其次，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120名学生中，除因故已撤回和在美国病故者之外，其余94名，分3批回国。头批21名均入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配到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这些学生中，2人已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其余则分别在大学、中学和小学肄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学业尚未完成，但在美留学多则10年，少则也在5年以上，对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凭借自己的努力，数十年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重要人物，或者是工矿、铁路、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据统计，这批学生后来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从事工矿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经商者7人；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159]由此可见，这批留学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积累了经验。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初次尝试，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留学教育提供了启示。派遣船政学生留欧，即是受到了幼童赴美留学的影响，同时，在留学生的年龄、外语要求、学识以及留学年限等重要问题上，显然是吸取了幼童留美的经验教训，作了重大改进。这是船政学生留欧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总之，幼童赴美留学，尽管筚路蓝缕，半途夭折，但毕竟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声。因此，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