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容美纪游》是清代顾彩游历容美土司期间所写的日记。是一本颇有价值而又十分有趣的书。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央政权如何处理与各民族、尤其是边地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加强统治，一直是历史上一个既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土司制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史稿·土司列传》记载：
在宋为羁縻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湖广之田、彭，四川之谢、向、冉，广西之岑、韦，贵州之安、杨，云南之刀、思。远自汉唐，近亦自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根柢深固，族姻互结。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皆蛮之类。
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土司制对争取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各部头领之归附，稳定边地，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应看到，土司制保留奴隶主、封建主的经济、政治、军事特权，且以世袭制加以保障，从而使特权阶层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人民。在土司统治地区，人民深受土司和封建政权之双重剥削、压迫，苦不堪命。统治者为权利之再分配而各据一方，互相攻伐、兼并。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土司制便日益显出其落后性。后之“改土归流”，亦历史发展之必然。
湖广之西南一隅，战国时期属巫郡、黔中，其间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域相连，西与川东巴、夔接壤，南通黔、滇。元代于其地设置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等，明、清两代大体承袭，至雍正年间先后改土归流，设置州、县。
容美古有柘溪、容米、容阳诸称，辖地甚广，今鹤峰、五峰、长阳三县之大部，及建始、石门、巴东、恩施等县与之接壤的边缘地区均属之。其地崇山峻岭，危关险隘，为古巴人后裔土家族聚居之地。
容美土司历为田氏家族统治。史载唐有田行皋，宋有田思政、田崇钊，元有田乾亨，明有田光宝、田世爵、田九龙、田楚产、田玄、田霈霖等。入清，则有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传至田旻如，以“奸邪不法”受湖广总督迈柱参劾，奉旨诣京讯问，于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末自缢死。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改土归流，撤容美土司，设置鹤峰州。
田舜年为田玄之孙，田甘霖之子。《宜昌府志》载：“鹤峰州旧为容美土司，土官田姓。国初有名舜年者，字韶初，号九峰，铁峰（田甘霖之号）公之长子也。”据容阳堂《田氏族谱》记载，田舜年“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卒于武昌，年六十有七。”推知他生于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田舜年之死，据载是因“私造宫殿，暴虐奸淫”而受到湖广总督石文晟之参劾，赴武昌申诉被拘，病死于狱中。
田氏家族于传统文化有深厚修养，饱读经史，交接名流，崇尚儒雅，诗文之作颇丰。田舜年曾辑其祖辈田九龄之《紫芝亭集》、田玄之《碧秀堂集》，父辈田霈霖之《镜池阁诗》、田既霖《止止亭诗》、田宗文《楚骚馆集》、田甘霖《敬简堂集》等为《田氏一家言》。明太史严守升为之作序曰：“忆自嘉、隆，子寿先生与吾邑孙氏云梦山人，颉顽王、李。继起者太初使君，家声益振，有丈夫子三人，长双云，次夏云，又次特云，古称三珠不啻也。特云座上常满，刻烛成诗，迥绝一时。今韶初使君，其家嗣也。克昌世业，刚大塞於天地，而诗文又冠绝古今。卷帙盈笥，灿然如万花谷矣。爰辑高、曾以来，傍及群从，著为《田氏一家言》。”
田舜年于袭职前就读于长阳县学，多次应科试。 “尤善文艺”，“所交皆一时名士。著有《廿一史纂》、《容阳世述录》、《白鹿堂诗文集》、《许田射猎传奇》等书。”（《田氏族谱》）伍骘《白鹿堂诗序》盛赞之曰：“韶初使君博极群书，风采如高岗凤，珠玑如万斛泉，重振大雅，苦心构句，烂乎如金谷之方春，萧然若山阴之欲秋。……”
顾彩之入容美，乃因孔尚任之引荐。孔尚任与田舜年之交往不详所始，大概是由于《桃花扇》传奇为田舜年所赏，迅即传入容美，乃仰慕其人，遣使投诗赞之，其时当在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孔尚任被罢官返里之后。因为孔尚任之答诗抒写了罢官后的心情，隐约吐露了罢官的原因，并“从此水乳神交切”。
田舜年对《桃花扇》传奇情有独钟，亦非偶然。田氏家族世受明王朝恩宠，甲申事变后，仍存眷恋之情。田玄在诗中一再写道：“坐叹龙髯杳，谁攀羲辔还。旧恩难遽释，孤愤岂徒悬！”“矢志终身晋，宁忘五世韩。”“虚抱三闾憾，谁将一木支！”如此浓烈的情绪，能不给田舜年以薰染？《桃花扇》传奇正是以抒写“兴亡之感”为其特征。不难看出，就是在这一点上田舜年与孔尚任“心有灵犀一点通。”由此来看孔尚任之罢官，也就似乎可以理解了。
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六月，《桃花扇》传奇三易其稿而成，一时为之轰动，致使京城纸贵，演出更岁无虚日，康熙也甚为关注，故“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次年二月，孔尚任由户部主事晋升为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但到三月中旬便不明不白地被罢了。关于罢官的原因，无论是当时的亲友还是後来的研究者都有种种不同的猜测和分析。但有一点，即与《桃花扇》传奇之创作、演出相牵涉，大概是多数人所首肯的。不管作怎样的解释，选取南明这段史实作背景，便免不了要勾起人们故国黍离之痛。不然，何以当场便“令观者感慨涕零”呢？（见《〈桃花扇〉小引》）
当时的枝江县县令孔振兹，对顾彩入容美也颇有关系。孔振兹名毓基，据乾隆《枝江县志》载，为孔子後裔，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至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任枝江县令。疑与当时之衍圣公孔毓圻（翊宸）为同辈。孔尚任与衍圣公府关系密切，与孔毓圻父子更是互相唱和的好友。而顾彩长期为衍圣公府之西宾，与其子传铎、传志“情同旧雨，日共笔砚”（见孔传铎《往深斋诗集序》），他们资助顾彩刊印《往深斋诗集》，父子三人为之作序。孔尚任与容美之交往，或许多由孔振兹作中介。李书城先生《馆藏钞本〈容美纪游〉序》中曾有“东塘之客枝江”之说，则孔尚任此前当有枝江之行，但未见记载。洪柏昭先生在《孔尚任与〈桃花扇〉》中提到过孔尚任曾有湘、鄂边地土司之游，游览了保靖宣慰司花园。引《永绥厅志》曰：“康熙中，曲阜孔尚任来游此园，观演所制《桃花扇》，欢极而散。”不知是否即此时，亦不知是否曾“客枝江”，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有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孔尚任南游至武昌的记载，但是否“客枝江”未有说明，且其时已在顾彩游容美之后数年了。(https://www.daowen.com)
顾彩是在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冬携带孔尚任的书札往游容美，并有事过枝江，又得到孔振兹的怂恿，才得以成行。
顾彩，字天石，一字湘槎，号梦鹤居士，江苏无锡人，顺治七年（一六五〇）生。其父顾宸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举人，为东林名士，曾列名声讨阉奸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弟顾彬，字天湜，精音律，工词曲。顾彩于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前后以博学鸿词入国子监；二十六年（一六八七）游曲阜，后为衍圣公孔毓圻所赏识，聘为西宾；次年过扬州，与孔尚任晤，成知交；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到北京，时孔尚任户部主事，过从甚密，共结诗社相唱和；三十三年（一六九四）秋，与孔尚任“刻烛分笺”，合作完成了《小忽雷》传奇的创作；后又为《桃花扇》传奇作序，足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顾彩亦有传奇五种，其《南桃花扇》，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论及，顾彩游容美期间曾演出过，见“附录”《云来庄观女优演余南桃花扇新剧》。其《楚辞谱》，孔尚任《燕台杂咏四十首》之十七专咏其事。孔尚任罢官返里，顾彩尚在曲阜，二人时有往还唱和。孔尚任诗集中给顾彩的最后一首诗《柬顾天石》，即因顾彩入容美久不归，思念之切而作。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顾彩离曲阜，十年后（一七一八）与孔尚任同年逝世。
顾彩性好游，自称“逢山耻不登，遇石辄思拜。”（《登岱》）但他的好游非寻常的游山玩水可比，而是别有深意。他在《遣兴三首》之三中说：“屈原滞湘潭，李白流夜郎，杜甫客巴蜀，昌黎到衡阳。古来贤达士，远游乃其常。不睹山川异，安能发文章？……”（《遣兴三首》之三）《容美纪游》的写作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观念。
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冬顾彩抵枝江县署，次年二月初四日出发入容美，直至六月二十五日从云来庄出发返枝江县，前后阅五月。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往返途中，还是与田舜年相伴逗留容美，几乎逐日作记赋诗，内容丰富多彩。李书城先生说：“此稿虽游记体，而于容美兵刑礼乐制度，甄述綦详，足备掌故。”（《馆藏钞本〈容美纪游〉序》）确实如此。如关于封建领主制之记载，土司拥有全部的田地、山场，粮食生产、药材经营、矿产开发等等，无不为土司所有，甚至还以定期服劳役的形式，部分地占有了山民的人身。又如关于高度封建集权制的记载，一切大权集中于世袭的土司首领之手，实行严密的层层统治，稍有违逆，即施以残酷而野蛮的刑罚。再如关于军政合一、兵农合一的政治、军事体制的记载，土司首领既是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最高军事统帅。“其田任自开垦，官给牛具，不收租税，民皆兵也，战则自持粮糗，无事则轮番赴司听役。”
还有关于容美土司与清王朝之间关系之记载，如前所述，田氏家族对明王朝存眷恋之情，顺治初田甘霖与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刘体纯等联结抗清；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吴三桂叛清反正，田舜年父子均受其封，尽管后来他们一再洗刷、表白，清王朝却迟迟不予复职，不颁印信，田舜年对此不能不心存芥蒂。顾彩对这种微妙关系十分敏感，时时加以弥合。如上述二事，就极力掩饰其“不臣”的一面，而宣扬其君臣相得，宠锡有加的一面。又如田舜年之参郭制台，顾彩便感“微失恭顺之意”，乃赋诗“略寓讽焉”。又如得胜桥成，田舜年请顾彩作记，顾彩即借以颂圣，宣扬“不忘君父之义，不亦大乎？”顾彩之用心可谓良苦矣。此外，还写及容美土司与相邻土司之恩恩怨怨关系，或结为婚姻，或互为世仇，此处不加烦叙。
至于文化方面，则有更为丰富的叙写，在容美的文化现象中，往往表现为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原地区文化和土著文化诸因素之杂揉，显出一种不纯净、不稳固，乃至不甚协调的状态。如风流雅致与粗暴迷信；森严的等级制与“官登三品类编民”；崇礼乐教化与争胜好斗、严刑峻罚；……凡此种种，都会引起我们对于这片神秘土地之浓厚兴趣。狭义的文化活动，诸如诗会唱和、磨崖刻字、流水曲觞，尤其是戏曲演唱的记载，亦均别有情趣。而通过顾彩、孔尚任、蒋鑨、文安之等人物交往与经历的叙写，对明末清初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亦有曲折反映。此外，奇风异俗、珍禽怪兽、山光水色，乃至履艰涉险的穿插描绘，往往令人如身临其境，心魄为之震动。
诗文并载，相得益彰，是《容美纪游》的一大特色。文以纪事，将自然、人事、心情融为一体。其记事之条畅，描摹之生动，文词之朴雅，莫不引人入胜；诗以抒情，或即事抒怀，或借景生情，或怀古，或讽今，且诸体皆备。孔毓圻评曰：“立旨深，取材精，缘境发情，缘情别体，汉魏唐宋无所不兼，而琢辞镂藻则高若奇云，妙若异卉焉。”（《往深斋诗集·序》）
《容美纪游》我所见现存有三种版本。一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清·王锡祺编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二），又于光绪二十年（一八九五）、二十三年（一八九八）补编、再补编，上海著易堂刊。一为《舟车所至》本，清·郑光祖辑于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琴川祁氏清玉山房刊。一为湖北通志馆藏钞本，首页有当时馆长李书城先生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序，序谓《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舟车所至》本“皆系选刻，于原本多有去取”，惟湖北通志馆藏钞本为“原稿全帙。视诸选刻，多至倍蓰，诗文并载，年月衔接。”其实李书城先生所说并不准确，三本中惟《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有文无诗，《舟车所至》本亦“诗文并载”，并非“选刻”。且三本相校，《舟车所至》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略优于湖北通志馆藏钞本。整理中择善而从，不另出校记。但为慎重，对有歧义的异文于注释中标出，以便查考。诗的部分，还参阅了《往深斋诗集》，发现从诗篇、诗题，直到诗句与《容美纪游》多有不同，《往深斋诗集》是孔毓圻、孔传铎、孔传志父子编定刊印的，可能在整理、写作《容美纪游》时顾彩再次作了选择和修改，故不作为整理、校注的依据，仅作参考，纳入注释和附录之中。
本书注释力求简明。对一般不甚艰难的词语不注或少注，而多释涉及历史、文化的内容。
“附录”选取若干相关的材料附列于正文之后。此外，作为游记，顾彩详细地记载了进出容美的线路和诸游览景点，今特请杨君世灿绘制为《顾彩容美游踪图》一帧，以资参考。
吴柏森
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