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尔的国际影响

玻尔进入30岁时，来自国际国内的荣誉蜂拥而至。1918年，奥斯陆克里斯提阿尼亚大学授予他哥德堡奖章；1921年，获得伦敦皇家学会的休斯（Hughes）奖；1922年，获得诺贝尔奖；1924年，获得丹麦奥斯蒂（Orsted）奖；192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Barnard）奖和富兰克林奖；1930年，获得普朗克奖和法拉第奖等。同样，玻尔还被授予许多荣誉职位，如1923年，瑞典、挪威、芬兰与荷兰的国家科学院成员；同年，剑桥、利物浦的荣誉学位；1924年，罗马林琴科学院院士；1925年，美国、苏联、奥地利、英国等国科学院荣誉院士；1925年曼彻斯特、1926年牛津、1929年爱丁堡和基尔的荣誉称号。玻尔一直希望寻求国际合作与跨国界交流，并使他的研究所成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中心之一，这些荣誉称号无疑使他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

正在玻尔筹措研究所的扩大计划时，他收到第一个来自国外教授职位的邀请，这个邀请来自德国。普朗克告诉他：“我周围的同事都提出了这样的想法，有没有可能你到这里做长时间停留……我们认为你有可能被选为科学院成员，获得像爱因斯坦一样的位置与薪酬。在这里，我们已经给予他的思想与研究充分的自由，有在大学教学的权利，但也可以不必尽这个义务，还可以自由地使用这里的研究所。”与此同时，玻尔再次收到了来自英国的邀请。这时，卢瑟福被指定为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汤姆逊教授席位的继位人，打算邀请玻尔与他合作。无论是来自卢瑟福，还是来自普朗克的邀请，对玻尔的诱惑力都很大。

来自英国的邀请不只是卢瑟福的亲笔信，还有由英国皇家学会发出的正式公函。皇家学会主席金斯告诉他：“皇家科学学会通过了一项提案……指定了增加的新教授成员……这项指令只授予具有非凡能力的人，并给予充分的自由。”金斯提出的薪酬竟然是玻尔在丹麦的3倍。金斯来信的同时，还附有一封卢瑟福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你将很快收到来自金斯的消息……皇家科学院给了你首席亚罗（Yarrow）教授职位……这里每个人都为你能来剑桥而高兴……我敢肯定，在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够咱俩使用，也有很多工作供咱俩合作……你再也不必为行政管理事务操劳，我知道这也是你所希望的。除了所指定的一些讲座之类的事，亚罗教授可以不必参与教学。”他敦促玻尔认真考虑，做出“理性”的决定［60］。

与这些邀请形成反差的是，玻尔在丹麦却有诸多不顺。克拉默斯的讲师职位申请遭到教育部的拒绝。克拉默斯在研究所已经有了突出的成果与研究地位，然而却没有正式的职位与薪金，只能靠卡尔斯堡的助学金生活。此时，不知什么人把来自英国的邀请函透露给了丹麦教育部部长，这位部长才批准了玻尔的申请。(https://www.daowen.com)

不久，玻尔受邀到美国讲学。1923年9月，他带着克拉默斯先到英国伦敦开出讲座，接着到了多伦多，然后去美国，先后来到麻省大学爱莫斯特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巴尔的摩、华盛顿D.C.、普林斯顿，最后来到芝加哥参加美国物理学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做了题为“关于7电子原子的量子理论”的讲座，来自美国各地的听众有350多人。接着，他又在这里开出了9天的系列讲座，在耶鲁大学开出成系列的6次讲座。玻尔在美国的活动，每天都有报纸报道，《纽约时报》称玻尔是“带有伟大使命的现代维京人[2]”，是“20世纪关于物质结构进展的核心人物”，“他是第一个赢得这么广泛听众的人”。1924年1月6日和20日，《纽约时报》周日版以长文介绍了玻尔原子论；在2月3日的报道中说：“去年玻尔博士来到这个国度，他在耶鲁大学开出了原子结构的讲座，这个关于极小物质粒子性质的革命性发现，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近日来，玻尔的原子论再次掀起了公众的热潮，这一话题甚至流行在从不谈论此类话题的人群中。”

美国之行玻尔大获成功，他举办了多次讲座，参加了数次学术会议，接受了媒体的多次采访，广泛进行了同行间的接触。玻尔的到来，使美国物理学界意识到，在理论物理领域美国远远落后于欧洲，于是有人建议，留住玻尔以推动美国量子理论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向玻尔提出了永久教授职位的邀请；费城的富兰克林研究所也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接受巴托尔教授职位。这个研究所的主任对他说：“我相信，在这个国家，这里是最值得你考虑的地方，无与伦比的研究设施……自由的活动空间，慷慨的资助，丰厚的个人收入，那些烦琐的事务也都有专门的行政部门负责。”他们所提供的薪金不仅超出他在丹麦的4倍之多，还答应把他的好友赫维西带来，成为他的合作伙伴［61］。玻尔在芝加哥的好友，著名物理学家迈克尔逊（Michelson）也向他发出了邀请。迈克尔逊说：“你想不想永久移居到美国，到我们芝加哥瑞尔森（Ryerson）实验室来跟我们一起工作？”［62］然而这一切都被玻尔婉言谢绝了。玻尔决心留在丹麦。他认为自己在丹麦出生、长大，与丹麦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此外，他不想放弃经他一手创建的研究所。玻尔在写给卢瑟福的信中说：“尽管活动非常紧张，访问美国仍是一段非常新鲜的经历。它使我想了很多，不只是科学方面，还有生活和其他方方面面……我不认为自己会喜欢在那样的地方生活，我不喜欢对传统东西的迷失，尽管这种演变是和平的，那也是一种灾难。在一个古老的国度里生活，它会赋予你丰富多彩的人生。”［63］

随着玻尔国际影响的扩大，访问哥本哈根研究所的学者逐渐增多，除了来自丹麦和欧洲大陆，还有来自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学者，仅来自美国的学者，一次就有15人。研究所原有规模已不适应，甚至玻尔都被挤到了大楼的底层，研究所的扩建势在必行。资金再次成为问题的焦点，经友人多方斡旋，第一笔资金来自国际教育董事会（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IEB）。玻尔一次性从IEB获得4万美金的资助，这笔钱直接由洛克菲勒基金拨出。很快，玻尔又通过父亲过去的老关系，从卡尔斯堡基金会中得到了1.4万平方米的土地捐助，其面积相当于现有研究所的两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