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尔的研究方法

玻尔的研究方法很独特，有人称它为“玻尔法”（Bohrian），凡是与他合作过的人，都能很快了解他的研究方法。在与他的合作中，常能体味到一种哲学意味或“悖论”的乐趣，其中也渗透出叫人意想不到的新视点与新思想，其中还夹杂着玻尔特有的倔强、不懈努力与追求完美的偏执。

玻尔喜欢口述物理，更热衷于物理对话。在讨论中，他常能尖锐地发现问题，但提出的批评意见却并不强烈。他很注意他人的感受，喜欢物理学中的热门话题，热衷于对问题的深挖细究，无论是同意的，还是要反驳的，他都想方设法找到容易接受的形象性语言或比喻来说服对方。他的讲课极具说服力，常能使听众感到快乐与满足。由于事先经过深思熟虑，他很少使用讲稿。

然而，在文字表述中，玻尔却常因找不到合适的词而难以下笔。有时为了推敲一个词，他翻来覆去花去不少时间，有时甚至夜以继日地苦思冥想，直到找到合适的表述为止。玻尔曾对物理学家卡尔卡（Kalckar）说，他认为“各种表述间有着细微的差异，这会使真实程度受到影响”。［64］他的同事罗森泰尔（Rozental）说：“玻尔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从来不用笔记一类的东西。但是在准备时，他却一遍遍地写，带着无穷无尽的耐心。他慢慢地、一丝不苟地修改，直到可以发表的程度为止。”［65］与他合作的人很多，他们发现自己不仅逐渐成为玻尔的倾听者，而且也成为他的论文、讲稿甚至书信等文字表述的澄清者和决策者。

玻尔喜欢就物理问题进行对话和争辩。罗森泰尔曾回忆道：“独处时，他常和自己争辩，也常抓住从身边经过的学生或来访者争辩，有时为了一个问题常辩论到午夜，但如果对方有足够的聪明机智，这样的争辩倒也不会太长。”他还说：“玻尔总需要有个人在身旁，此时他才能自如地思考。面对一个对手或倾听人，他高谈阔论，从中常能把自己的思想形成理论。”［66］一经发现对方是个知音，能立刻领会他的意图，能分享他的困难，玻尔就兴奋得像个孩子。

有一阵，玻尔为“1940年丹麦文化”主题活动撰文。由他口述，罗森泰尔为他记录。提起此事，罗森泰尔有很生动的描写。他说，书写这篇文章“是一个很特殊的过程，也是一段令人激动的日子。我们从几个视点开始，令思绪逐渐发展。当思绪以一种特殊方式逐渐积累起来时，文章也逐渐积累到一定的长度……这篇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简直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从一个羸弱的小东西开始，逐渐长啊、长啊地改变了面貌。它在长大过程中，从各种不同源头逐渐吸取营养，有时一个词、一个句子都要讨论很长时间。通过这种方式，使它们的含义逐渐准确和清晰。这就是丹麦人的处事态度。作为一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小国，同时又要向世界开放，从中可以体味丹麦人的作风，同时它也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题。”［67］

玻尔还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在他思考问题时，很少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不时地站起来，来回走动，有时绕着自己的书桌，有时甚至绕着同事的桌子来回转；有时到屋子角橱柜上翻出块巧克力吃；有时点着烟斗，点着了却忘了吸，灭了再点，点了再灭。凡是这种事频繁出现时，同事们都知道，他正在思考着一个难题。有一次，在他生日时，同事们凑钱送给他一个巨大的盒子，里面装满了火柴。［68］(https://www.daowen.com)

对玻尔充满魔力的工作精神与待人的亲切热情，体会最深的还有薛定谔。1926年夏末，在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玻尔邀请薛定谔到哥本哈根来，就量子原子论和量子力学的问题做正面的讨论。在那次争辩中，两人就“量子跃迁”“电子波”等问题一连争论了几个日日夜夜。薛定谔事后回忆说：“这一场争论使我对玻尔个人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玻尔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他对人照顾得非常周到和体贴……这次讨论涉及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这样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他强烈坚持。他那令人畏惧的义无反顾的坚持，他那完整性和清晰性的争辩，他那决不放弃的顽强，使我们一连争论几个小时。”海森堡是这次争辩的见证人。他说，薛定谔终于在原则上承认，他的那个诠释不够充分，他一开始希望能有个好结局的企图“在无穷尽的艰苦争辩中都被一点一点地驳倒了”。［69］虽然薛定谔的波动方程在原子稳定态的原理上，给出了非常漂亮的理论，但在经典波动诠释上却遭到了玻尔有力的反驳。而玻尔像往常那样，从这次对话中汲取了营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为互补性原理的提出铺平了道路。

玻尔的学生或同事，不仅对他特殊的工作方式有深刻印象，也被他充沛的精力所折服。他不仅是位严肃认真的老师，也是位兴趣盎然的“玩伴”。他对年轻人有着慈父般的感情，也是他们平等的合作者。他是个物理学发展的领衔者，需要不停地追赶时代的步伐，关注对外学术交流，讲学、发表论文、书信来往，关注物理最新发展动态。外界人很少知道，他在经营研究所大小事务、发展规划、用人与官方打交道等诸多令人乏味的事情中，责任、使命和情感都给他带来重压，当然还要应付书写方面的困扰。他在写给一位英国友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知道，你能理解这些。从科学事业的角度上看，我的一生是在幸福和绝望中度过的。在开始撰写论文的时候，我感受过精力充沛，但是在论文没有得到发表时，我也感受过沮丧、劳累，甚至精疲力竭。但是这些经历也逐渐改变了我对量子力学是一个可怕之谜的看法。”［70］

有人说，玻尔在哥本哈根的角色只是被一群虔诚信徒包围的权威大师。对这种说法，纽曼（Neumann）有自己的看法。他曾与玻尔在普林斯顿有过一段合作经历。在一次访谈中，纽曼说：“这种看法显然是对玻尔人格的一种曲解。我要强调的是，权威是一种具有玄妙深奥的神谕般的智慧。玻尔却全然不是这样。他尽一切努力把自己所知与他人分享，为此，总是选择最普通、最简单的语言与他人交流，而这一点并非是他的长处，所以，他不可能花言巧语或故弄玄虚地哗众取宠。许多人很尊重他，但并不完全接受他的思想，正因如此，才使得他不断地做着对话与辩论。”［71］爱因斯坦逝世前不久，在提到玻尔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他说出自己的意见，也像是不断摸索地前行。他从不像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拥有明确的真理。”［72］爱因斯坦不仅是位物理天才，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在这方面玻尔与他相似。

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物理学界名人，玻尔没有给自己和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回忆录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