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行动与逃亡
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前，除了物理、哲学和艺术以外，在玻尔研究所几乎很难找到其他的话题。聚集在玻尔研究所的除了来自本国和欧洲地区的学者以外，还有来自苏联、日本、印度和美国的科学家。维斯科夫曾说：“这里没有世界战争，没有政治隔阂，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个团队的整体性。这里的成员感到自己像个‘教堂里的牧师’那样虔诚……这种精神从纯粹科学精神中生长出来，尽管当时对科学尚不能有深度的认知，但是玻尔和他的团队不懈地致力追求着。”［167］
很快，欧洲风云突变，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指定为德国总理。大约有50万德国犹太人，面临被迫撤离德国的局面。然而，到了6月份，只有2万5千人成功地离开。4月7日纳粹政府颁布了“公务员职业保护法”，旨在驱除政治反对派、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法律明文规定只保护雅利安人，并对非雅利安人做了明确的定义，即其父母或祖父母只要有一个或以上拥有非雅利安人血统，即非雅利安人。这是自1871年犹太人遭受迫害的62年之后，再次遭受到的歧视。很快，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中313名教授被迫解职或退休，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者失去了工作，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科学家，包括20名已经获得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其中有11名物理学家，4名化学家，5名医学生物学家。这些物理学家是（括号内为获奖时间）：爱因斯坦（1921年）、弗兰克（1925年）、赫兹（1925年）、薛定谔（1933年）、赫斯（1936年）、斯特恩（1943年）、布洛克（1952年）、玻恩（1954年）、维格纳（1963年）、贝特（1967年）和伽伯（1971年）。1933年5月10日，在纳粹党怂恿之下，青年学生举行大游行。仅在柏林街头，一天之内就烧毁了2万本书籍。这些疯狂的年轻人从图书馆、书店里，把所谓“非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著作抢来，在4万人的目击之下，发动了这场焚书浩劫，由此把反犹运动推向高潮。
消息传来，德国统辖地区之外的科学家、教授和知名学者纷纷自愿组织救援行动。1933年，英国成立了学术救援委员会，主席是卢瑟福，在这个委员会的协助下，逃离德国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在瑞士、荷兰或法国做短暂停留后，被送往英国和美国定居下来。
同一年，玻尔和他的弟弟哈拉尔德成立了“丹麦流亡知识界人士救援委员会”，玻尔研究所成为难民物理学家的中转站。他们通过同事、过去学生的帮助，找到安置难民的职位空缺或临时停留的处所。很可惜，所有这些档案都在1940年德国入侵丹麦，特别是占领玻尔研究所期间被销毁了。但是所有经过玻尔救援过的人，都不会忘记他那不知疲倦的身影。以下情况是经过后人回忆整理出来的不完整材料。
由于德国的大灾难，使不少杰出的研究者投奔玻尔，其中就有他的老朋友赫维西。这一时期人工放射性刚被发现，赫维西到来不久，就成功地把放射性技术引入生物学研究，而此时玻尔为研究所刚建成的加速器装置也成为这一发明的必要条件之一。
得到玻尔救援的还有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弗兰克。在德国，弗兰克拥有一所规模宏大的物理实验研究所，他与赫兹合作，曾建成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脉冲实验装置。1934年，弗兰克逃离德国来到哥本哈根。在玻尔研究所，他与同年逃离德国的助手莱维（Levi）合作，建成了第一台盖革计数器与电子放大装置。这台实验装置为玻尔的原子理论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德国入侵丹麦后，在玻尔的协助下，弗兰克去往美国，而莱维到了瑞典。
波兰出生的罗森泰尔（Rozental）也是受到玻尔救援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在战前由德国逃亡丹麦，在哥本哈根研究所被玻尔留下，一直到玻尔出逃为止，都是玻尔的亲密助手。
在被玻尔解救的人中，还有另一位难民，即莱维的朋友海尔曼（Hellman）。经莱维介绍，玻尔收留了她。由于丹麦一直拒绝接受她永久居留，玻尔和哈拉尔德为她多方奔走，经过几番努力，最终她成为玻尔研究所的秘书。海尔曼通晓多国语言，处事干练，具有同时操办多种事务的能力，处理日常信件、书写备忘录、迎来送往，提示工作日程，打字、录稿，甚至为玻尔口述提词等各种大小繁杂事物在她的手中，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成为玻尔背后的得力助手和研究所事务主管人。
为帮助费米逃脱意大利，玻尔还做了件极不同寻常的事。他意识到费米也像其他犹太科学家那样将面临危险。1938年，他私下向费米透露了他将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泄密行为是不被谅解的，也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所不允许的。但玻尔的这个不同寻常举动对费米却至关重要。由于得到玻尔的暗示，费米事先做了准备，利用这次颁奖机会，费米带着妻儿从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下逃脱出来，在获奖之后，直接飞往美国，受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热情接纳。
1940年4月5日，玻尔应挪威工程师学会之邀，到奥斯陆做原子能问题的讲学。那时，玻尔对原子能应用的效用仍感到迟疑。他说：“原子通过裂变所获得的能量，在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上还不能一时得到定论，这只是一个开放性的思考而已。”［168］在回程的那天晚上，即4月7日，玻尔与挪威国王哈康（Hakon）共进晚餐，在座的有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玻尔回忆说，由于德国人已经逼迫到了挪威的四邻，晚宴的气氛凝重而阴沉。在这次晚餐中，大家谈到了德国马上要再次进行的大举进攻。果然，在4月8日晚，玻尔乘火车回到哥本哈根时，德国轰炸机已经飞临丹麦首都的上空，发动机的噪音震天，空气中充满黑色硝烟。
德国人很快占领了丹麦。玻尔立即给大学校长和政府有关部门写信，要求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可能受到迫害的研究所同事们。那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已经大幅缩编，所有外来人员也已经撤离。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情况下，生活条件也急转直下，食品和燃料定量配给，供暖和水电供应没有保障，然而留下来的人仍在照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玻尔发表了关于核裂变的论文，研究所的高压发生器的裂变实验及回旋加速器的实验还在继续，新的研究项目正在开发。在1941年到1944年间，研究所发出了4篇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玻尔的精神鼓舞下，全所的研究者们都有一股奋斗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玻尔写道：“这一时刻，我感到与世界完全隔离了，已经看不到美国期刊，也不知道《物理评论》的任何课题……无论如何，所里的课题还在继续，这是最令人欣慰的。”［169］1940年9月玻尔写道：“物理学还是令人感兴趣的，的确，有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眼前全欧洲都在经受着的巨大恐惧和焦虑。”［170］(https://www.daowen.com)
就在这一时期，内部消息传来，德国占领当局正在想方设法控制玻尔，研究所的周围已经布下了便衣，随时进行跟踪和窃听。虽然一些手法相当愚蠢，很快被识破而没有得逞，但是显然，玻尔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丹麦抵抗运动的地下组织一遍遍地催促玻尔尽快离开，同时境外的不少人也在为他着急。但是直到1943年9月之前，玻尔一直没有离开的打算。玻尔不只为研究所考虑，他还想到，自己的离开会使其他一些人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相反，如果留下，以他的身份和关系，还有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在犹豫之时，他向当时丹麦的外交部长斯科夫（Skov）征询了意见。斯科夫告诉他，如果他离去，会使丹麦的犹太人处于更危险的境地。斯科夫的意见对他影响很大。
玻尔的外祖母有着犹太血统，玻尔一家众多亲友相处亲密与和谐的关系也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传统。这些情况正在风传，如果他离开，更会造成有些人的口实，说他为此出逃。此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想放弃自己的国家。他感到自己深深地根植于丹麦的文化之中，这个信念曾在过去他所参与的“1940年丹麦文化节”（Denmark's Culture in the Year 1940）活动及相关著述（1941年刊印，由丹麦研究所发表）中充分表露过。“1940年丹麦文化节”是在玻尔的倡导和参与之下发起的，它的口号就是：“丹麦是我的出生地，这里有我的家乡，从这里我得到了全世界！”［171］
1943年初，玻尔收到了来自英国的一个秘密信息。英国情报部门通过丹麦抵抗运动地下组织秘密交给他一串钥匙，其中一把钥匙被掏空了，里面塞有一片只有半毫米大小的微缩胶片。玻尔经过三次曝光之后，借助高倍显微装置阅读了这封信。这封信来自他的一位亲密朋友，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1932年因中子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查德威克急切地邀请他立即去往英国。他说，除了玻尔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科学家能被我们的大学和公众所如此热烈的欢迎了。”［172］查德威克向玻尔保证，可以在英国任何他所选中的地方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查德威克随信表示，这一邀请当然也意味着（英国）期望他能在一些特殊的问题上提供更多的协助。同时还说，他不希望给玻尔以压力，只希望他能认真地分析当前的形势。
看过这封信，玻尔的心情异常复杂。过去，他曾谢绝过来自德国和美国的邀请，当初那种犹豫心情再次出现，经过反复思虑，同样再次做出了明确的表示，他更看重自由与人格的尊严，他说：“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抵御来自对我们事业自由的威胁，保护和协助那些被驱除和迫害的科学家是我的责任。到现在为止，我的这份责任还未完全兑现，我的合作者和亲人们还安全，甚至把我扣押在此地的威胁也还没有真的发生……我并不认为以后不会发生。经我仔细考虑，我深信尽管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但是（我认为）把最近关于原子物理学的惊人发现拿来近期应用的想法是行不通的。”［173］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玻尔对英国对他的期许心怀疑虑，表明这也是他不想受邀的重要原因。
玻尔的信回复几个月之后，德国在北欧收集大量重水和核原料的消息渐渐在哥本哈根传播开来。玻尔立刻把这个情况用密信的方式通过地下组织告诉了英国情报部门。在这封信中，他谈到了用慢中子实现核链式裂变的可能性，但是也指出，用这种方式很难实现核爆炸。为了实现爆炸，必须应用快中子，然而这将需要大量的铀-235，还要动用大量的技术资源，因此德国的近期行动并没有什么危险。
由于玻尔曾参与英—美联合开发核反应的研究，这年9月，瑞典驻哥本哈根大使秘密传来消息，他和弟弟哈拉尔德不仅面临被捕的危险，而且有可能与丹麦犹太人一起被德国人递解出境［174］。这个消息不是虚传，根据战后纽伦堡审判中所披露出来的情况，德国人确实曾计划把玻尔绑架到德国。然而由于丹麦的德国占领当局内部对此计划有歧见，一些赞成推迟计划的德国人认为，如果逮捕玻尔，将会干扰对丹麦犹太人的制裁，致使这一计划没能按期执行。
1943年9月，负责丹麦地下抵抗组织与玻尔保持联系的霍尔特（Holter）和林德斯特朗（Linderstrøm）以及动物生物学实验室的莱堡（Rehberg）安排玻尔及其家属出逃。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来到桑德海峡，按照事先的计划，在接到对岸发来的信号后，乘船穿过海峡逃亡。由于船小，玻尔的儿子汉斯（Hans）和欧内斯特（Ernest）只能先躲藏起来，第二天与助手莱维和女秘书海尔曼一起走，而阿奇·玻尔到了第三天才离开。在洋面上，不断传来过往船只的发动机声，他们不得不停船数次。经过紧张和焦虑的一晚，9月30日凌晨，他们在瑞典的利姆港登陆，当晚到达斯德哥尔摩。瑞典的内阁大臣波赫曼告诉玻尔，由于获悉德国要在丹麦大肆逮捕犹太人，瑞典政府已经向德国正式发表声明，警告他们此举将使全瑞典人震怒。德国的回复令他们安心，说这是个不实的传闻。但是到了10月2日，大批丹麦犹太人被押解到哥本哈根港口的一艘船上，驶向了德国。为了拯救这些犹太人，玻尔想尽办法通过熟人与瑞典皇太子和国王古斯塔夫接触，但被告知，援救的希望不大。很快，英国首相丘吉尔通过他的科学顾问柴维尔（Cherwell）传来信息，邀请玻尔去往英国。
多年以后，当时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与丹麦秘密联系，也是救援玻尔的组织人芒克（Munck）写出了一部回忆录《通往自由世界之门》（The Door to The Free World），其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德国人已经知道了玻尔在斯德哥尔摩，他们急切想抓住他，打算把他递解到德国，想从他的口中得知所需要的情况。德国人派出了大量间谍在斯德哥尔摩四处活动。当时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招募了几名雇员，这些人通晓瑞典情况。尽管玻尔在瑞典受到政府的保护，在斯德哥尔摩也有秘密住所，出行有政府便衣保护，接头使用暗语和假名，但时间久了仍有危险，一旦被发现，不仅救援行动会前功尽弃，还会累及更多的人，招惹更大的麻烦。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玻尔只得离开瑞典。
玻尔离开瑞典的那天，遇到了极其恶劣的天气，狂风暴雨加上轰炸，使飞机不得不高飞。当飞行到9000米高空时，必须使用氧气面罩。没有想到的是，带有面罩的头盔尺寸太小，玻尔无法使用，昏了过去。当驾驶舱发出的呼叫没有得到玻尔的呼应时，空乘人员才发现情况不妙，只得在挪威临时迫降。幸好，飞机下降后不久，玻尔苏醒了过来，恢复神智后也没觉得有大碍。玻尔再度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