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宣言 与爱因斯坦的友谊
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向俄国宣战。这年8月，德国军队占领了中立的卢森堡，转而进军丹麦和法国，准备扫清西部邻国后转头进攻东线，目标就是俄国。
在一战的动荡之中，以德国物理学界享有最高地位的普朗克与另一位科学家保尔·埃里克（Paul Ehrlich）为首，联合一部分科学家联名发表了一份宣言，有93人在其上签了字，这就是在德国科学史上臭名昭著的“93宣言”。这份宣言在所谓“坚持到底，继续工作”的口号下，拒绝将这场战争的一系列灾难归咎于德国。宣言写道：“说德国应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这不是真实的……说我们破坏、违反了比利时的中立，这也不是真实的，说比利时人的生活、财产受到我们战士的侵犯，甚至比利时人受到了德国人的攻击，这更不是真实的。”一些人并没有看清这份宣言中那些激烈言辞到底说了些什么，仅出于一时的激愤就签了字，然而更多的人，却对宣言保持冷静态度。由于对宣言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希尔伯特拒绝签字，玻恩也没有签字，爱因斯坦更表示自己坚持和平主义，不仅拒绝签字，还提出了反对战争的主张，为此几乎入狱，只因他具有瑞士国籍而幸免。
“93宣言”影响恶劣，因为它的颠倒黑白、亵渎正义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英国与美国科学家对它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有6位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布拉格（Bragg）和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号召英国人和比利时人为保卫自由与和平而战，就这样，两派科学家对峙了若干年。
在战时的德国，不少教授和学生先后到了前线，哥丁根的图书阅览室从350个骤减为98个，听玻恩课的学生也不多了。利用这段时间，玻恩继续听希尔伯特的课，并进行了关于晶体光学和玻尔原子模型的研究。
这年7月玻尔来德讲学，引起不小的反响。不少人对玻尔理论深信不疑，但也有一批持反对态度的人。在玻尔讲话时，有的怀疑者坐在第一排不停地摇头，甚至有人说，“如果这不是胡说，起码可以认为它没什么道理”［35］。玻恩受到了玻尔理论启发，利用玻尔的量子理论对氢原子的辐射进行计算，所得到的氢原子谱线数据竟然与实验结果相符。这年冬天，他写出了一份长达10页的论文，题目是“玻尔原子模型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在以前所发表论文的基础上，他正在撰写一部关于晶体点阵结构的著作，其中包括晶体点阵结构动力学，以及固体的比热容研究与晶体点阵的光学衍射现象等。次年，这部大作《晶体点阵动力学》问世。这部书产生于激荡的战争年代，它的问世立刻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被公认为是关于固体物理学的经典著作［36］。
1915年初，玻恩被柏林大学选聘为增设席位的教授。同年3月11日，玻恩夫妇连同1岁的女儿依琳（Irene）迁往柏林。在柏林定居不久，战事趋于紧急，许多教师和学生奔赴前线，尽管玻恩有哮喘病史，也没有躲过这股战争洪流，他被应召到无线电通讯部，经过短期培训，成为无线电通讯操作员。但是没有多久，感冒加哮喘病复发，使他病倒在床上。
在柏林，玻恩一家住在郊区，离柏林大学几英里远，每天玻恩乘电车上班。不久玻恩发现，爱因斯坦的住所离他家很近。当时爱因斯坦是瑞士公民，1914年普朗克和能斯特把他从瑞士邀请过来，在新成立的科学研究机构——凯撒·威廉物理研究所担任主任。在与爱因斯坦的接触中，玻恩发现他们两人不仅对时局、战争和人际关系有很多可聊之处，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这就是音乐，他们很快成为密切来往的朋友。(https://www.daowen.com)
在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中，不少人具有音乐天分，玻尔不仅善于弹奏钢琴，还会吹黑管；普朗克、海森堡、玻恩和埃伦菲斯特都弹得一手好钢琴；爱因斯坦则喜好拉小提琴，他认为“音乐与科学研究，都有着同源的联系，在它们互相补充彼此完善中，可以求得令人满意的回赠。”［37］
1916年初，爱因斯坦来到玻恩的家，玻恩的妻子海蒂是这样描述的：“一进门，他握了我的手说，‘听说你又生了一个小娃娃？（指玻恩的二女儿葛瑞丽）’，然后，他把小提琴放到了屋子角，脱下了护袖（当时节俭男人把它作为袖口的一种装饰物），把它们扔到了墙角。接着，他和玻恩一起聊天喝茶，弹奏海顿的乐曲。从那时起，我们三人经常这样度过愉快的晚上。”［38］
在爱因斯坦的影响下，玻恩本来就反战的观点更加强化。此时他已经34岁，比爱因斯坦小3岁，与爱因斯坦一样，他“厌恶杀戮”，也预料德国会输掉这场战争。他们更带着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德国能从战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希望一个充满民主与自由的新德国能从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
玻恩和爱因斯坦经常讨论物理和哲学问题。这一时期，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刚发表不久，玻恩在第一时间读到了这份稿件，认为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思考”［39］，写出了一篇9页的文章，题目是“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读过之后，认为玻恩是当时能完全读懂自己理论的少有的几个人之一［40］。可以说，玻恩不仅是爱因斯坦的好友，也是首先窥见他研究世界秘密的少数几个知音之一。
这之后，在科学的争辩中，在跨洋越海地域之隔中，在历史动荡变迁中，虽然人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有着很大的改变，但是玻恩与爱因斯坦之间始终保持着长达40年之久的友谊。后来，玻恩在回忆柏林往事时写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日子里，带着最渴望、最焦虑的心情，我仍然感到，那时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因为爱因斯坦就住在我的近旁。”［41］
随着战争的进展，生活状况日趋恶化，由于英国对海岸的封锁，德国的食物和日用品日渐短缺。虽然柏林比其他地方好些，但每个成年人每周只供应6磅食品、2根胡萝卜。为了不使孩子饿肚子，海蒂不得不求助于黑市，亲自跑到郊区农民家买些高价蔬菜。在1916—1917年，德国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海蒂称它为“胡萝卜的严冬”，饥饿与瘟疫流行，黑市与窃贼猖獗于市，使民众普遍感到没有前景。与爱因斯坦的友情激励着玻恩一家，海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无条件的独立性与彻底的客观性，他看待时局前景的平和态度，激励着我们战胜和熬过那一段令人恐怖的黑暗日子，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前景，渴望着以后的日子会好些。”［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