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的未来

玻恩在剑桥的工作是暂时的，从1934年开始，剑桥董事会把玻恩纳入了“储备教师”（stokes lecturer）的位置上，既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也没有任何薪水。玻恩怀着希望，认为这不意味着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只要有机会，还可能获得永久的职位。但是几个月过去了，福勒和卢瑟福都告诉他，作为一名外国人，他不可能在这里获得永久职位，他们尽其所能，也只能叫玻恩再维持1年的时间［117］。

此时的英国，已经成为“外来移民的交换所”（claringhouse），英国公众舆论对这种做法持各种不同意见，例如英国的一个难民组织就声称，“如果叫资深的德国科学家去竞争一个初等职位，这就是意味着不公平的竞争……这不仅损害了学术环境，也是对英国青年学者的不公正行为”。正因为有这一层考虑，英国严格限制外来移民获得永久职位的人数，特别是资深学者的人数。

玻恩只得找林德曼商议对策。林德曼与玻恩不仅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是老相识。他的父亲就是个德国人，本人也在柏林大学读过书，德语十分流利。此人富有，熟悉英国贵族的上层社会，为人傲慢，喜欢嘲笑别人，令许多人，甚至包括他的朋友都不喜欢他［118］。多年以前，玻恩曾拒绝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但在其他方面却很佩服他，认为他“聪明，有活力，又有判断力，无论学术上如何，在人际关系上，他从来不看别人的眼光行事”。［119］林德曼建议玻恩去美国，认为那里的机会比英国更多些，但在美国纽约安顿下来的考兰特却持不同意见。因为这样一来，玻恩不得不再去找过去的经办人戈尔德曼（Goldman）。可是戈尔德曼已经在紧急情况下破例安排了弗兰克和艺术史学家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玻恩只能成为下一批需要解决的上千个需要帮助的人之一，这将使希望更为渺茫。

1933年，在希特勒签署公民法一年半之后，据不完全统计，外逃的高薪难民人数约有650000人，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有来自德国，也有来自德国联盟国家。其中科学院、研究所的专家有13000人，大学教授5500人，大学生7000人。这些人中，只有一小半人找到了工作，有些工作还是临时的，或根本不合适的，而且大多数人安置到了巴勒斯坦［120］。当时，玻恩被指定为两个难民组织的代表，负责确定需要被营救的人选，每天要汇报需营救人的情况，包括这些人员的专业情况、与外国熟识人的情况、适合的工作以及优缺点等。就这样，在他的帮助之下，弗兰克、考兰特和拉登堡等人都去了美国。那一时期，几乎是刚安置好一批，另一批需要安置的名单又下来了，繁忙的救援工作使他精疲力尽，以致来不及考虑自己。他自己既需要位置，又需要钱，可是这两样都很不容易得到。

在这个时期，玻恩也曾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往印度。印度一个研究所的主任，也是诺贝尔奖得主拉曼（Raman）曾邀请他去班加罗尔（Bangalore）。拉曼想在那里建成印度一流的科学组织，需要数学、物理的杰出人才，尤其是能成为理论物理方面领衔的人物，他相中了玻恩［121］。经玻恩再三考虑，认为接受这个职位的代价太大，一是牺牲了剑桥的科研环境，二是他将与妻子和孩子分开，此外，他脆弱的呼吸道也承受不了印度的湿热天气。尽管他回绝了，但还是决定到那里去讲几个月的课，以解决燃眉的养家问题［122］。在印度，玻恩在拉曼研究所开出系列晶体物理学课。1935年11月9日，玻恩在南印度物理学会以“奇异的常数137”为题做了演讲，指出这一常数对于电磁场与电荷的相互耦合作用的意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即将发展的量子电动力学问题。

在这一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每年递减地压缩救济个人的资金。迫于经济上的压力，玻恩在剑桥不得不写一些科普读物维持生计。在这一时期，他以近几年的讲座为基础写成了《无休止的宇宙》和《原子世界》两本书。为了这两本书，他暂时停止了与因菲尔德合作的统一场论研究。(https://www.daowen.com)

玻恩与因菲尔德的统一场论研究已经持续了数年。一开始，他们就意识到，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已经不适用于原子世界，必须从量子理论出发，将这个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以确定物质与场在原子尺度下的相互作用关系。现在这项研究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这就是对所获得的新场方程加以量子化。他们假定电子的质量起源于场的能量，这个计算既艰难又复杂。为了克服其中的复杂性，他们对原来的假定又加以修改，并改变了一些通用的量子化方法。玻恩本来希望依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一步步地走向终点，以挖掘出某些基础性的东西来，但是他们不断碰壁，只好暂停下来，一方面写书，一方面重新思考这个研究的方向。

1936年2月，玻恩收到来自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Kapitza）的来信。1921—1934年卡皮察曾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由于他的强磁场研究及其他课题的成果使他成名，并被授予三一学院的正式成员。1934年回到苏联度假，受到伽莫夫（Gamow）逃跑事件的牵连，他被政府拘禁，不得回到剑桥继续他的研究。几年后卡皮察成为莫斯科新研究所的主任，而伽莫夫则成为世界物理学界升起的一颗新星。

卡皮察得知玻恩的现状后，写信告诉玻恩，他打算在研究所内设立一个理论物理学院，希望玻恩到那里任职［123］。卡皮察是一个值得合作的伙伴，所提供的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又有庞大的社会体系支撑，对于一个渴望有永久性安全工作保障的玻恩来说，都是相当诱人的。然而，当时德国和苏联的仇恨很深，如果获得了这个职位，以后回到德国的希望将会破灭，这意味着有去无回。何况儿子和女儿都已经在英国长大，他们适应了西方的生活，玻恩很犹豫，反复思考接受这个工作将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恰在玻恩犹豫期间，同年7月，物理学家达尔文（Charles Galton Darwin），即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之孙，给玻恩来信，询问他是否愿意继任他在爱丁堡大学自然哲学的教授职位，玻恩没有再犹豫，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并将这件事告诉了卡皮察。此时玻恩成为在英国难民物理学家中，唯一一个拿到永久职位的人［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