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哥丁根
1933年1月，希特勒被指定为德国的总理，纳粹的庆祝活动席卷到全德国，接踵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大规模宣传。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后，一系列限制公民自由的紧急状态法出笼。为了大选，纳粹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宣传方式。这种疯狂，哥丁根也没有幸免，小镇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宣传品。玻恩从外地归来，见到车站内外、城镇的街道及房屋建筑上挂满了纳粹旗子，他预感到厄运即将到来。他对随行的学生洪德（Hund）说：“当这些旗子挂遍全德之日，就是我离开这片土地之时。”［94］没有想到，玻恩此话竟然言中了。
从本质上说，法西斯运动的特点就是大规模的、疯狂的集体犯罪以致国家犯罪。当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自命为“道德标准”时，当他们利用广泛宣传煽动群众的某种情绪时，当大众媒体变成国家机器的一环，使意识形态被控制时，民众的意愿遭到了践踏，军队和警察被错误的思想发动起来，加上某些激进的民众一起，他们在国家机器的指挥下，开始了冒险行动，举国范围的历史悲剧最终将不可避免。
此时玻恩的《光学》一书即将完稿，但作为犹太人，他的书不可能被出版，更重要的是，他与妻子海蒂都是犹太人，整日生活在极度的惊恐之中，一家的生活难以为继。最后，大难终于来临，纳粹军队进入哥丁根，法西斯青年暴徒用石头袭击犹太人商店，在街头殴打所遇到的犹太人，威胁恐吓的事件也接踵而来。一天晚上，玻恩家的电话传来陌生人的声音，“滚出去，犹太人！犹太人必死，犹太人必亡！”接着，就是一阵纳粹赞美歌——霍斯特维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95］。还有一天，玻恩家的朋友玛利亚·斯坦恩（Maria Stein）经过玻恩的门口时，大约有50个穿纳粹制服、带纳粹袖标的年轻人拦住了她，对她高声唱着：“让犹太人的鲜血染红我们的刺刀，这将使一切变得更美好……”同年4月，法西斯暴徒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他们阻止居民到犹太人商店购物，大街上布满标语，上面写着：“所有的犹太人都企图消灭德国，德国人要起来保卫自己，禁止到犹太人商店购买东西！”此后不久，一个新的法令出台，使清除“非雅利安”人种的行为合法化，随之，大清洗开始了，在1年内，全德国仅大学教师就有1145人被解雇。
因为边境马上面临封锁，玻恩在瑞士的亲属劝他们一家尽快离境。玻恩、考兰特和弗兰克一起商讨对策，弗兰克坚持三人一起辞职，心中的一份使命感使玻恩还抱有幻想，想拯救即将垮掉的研究所，玻恩和考兰特还想留一段时间看看再说。4月17日，弗兰克独自向教育部递交了辞职书。在这份辞职书中，他声明这个决定纯粹是“出于对德国政府对犹太人的不公正态度”。［96］他同时还给哥丁根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们，作为正直的德国犹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作了自己祖国的敌人。这种做法，势必使我们的下一代在成长中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被接受成为真正的德国人。”［97］弗兰克辞职的消息立刻被刊载到了全德报刊上，同时也披露到了国际报刊，而他的辞职声明却被掩盖了下来。
哥丁根的气氛异常紧张，在私下里盛传着弗兰克的辞职是受到了玻恩和考兰特的指使，同时报纸上登出了由42位教授联名的一封公开信，“我们全体一致认为，上述的辞职书是一种破坏性的怠工行为，政府对此行为所作的惩罚是一种公正的决定。鉴于此，我们希望政府应尽快认清清理队伍的必要性。”［98］在这42位教授中，不少是在新政策出台后迅速被提拔上来的人，还有一些人的名字立即燃起了玻恩的回忆，早在他当主任时，这些人就对他怀有敌意。
除了平时最亲近的朋友，弗兰克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而平时那些与他称兄道弟的人也避而远之。自从辞职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后，他家里的电话也不再响了。此时，玻恩和弗兰克过去的助手约旦前来看望他们，约旦对弗兰克的辞职非常伤心，担心此举牵连到他的导师玻恩。这次拜访之后，约旦对他的母亲说，他希望自己能叫别人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该做的，他希望自己有足够强大的影响力，他必须为导师做点什么。几天以后，他参加了纳粹党，天真地奢望能从党内扩大他的影响力。
教育部的行动很快，他们希望从速建立国家的新教育体制，以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在教育体系内尽快落实新公民服务法。为了显示贯彻程序的合理性，他们在教职员工及学生之间散发了调查问卷，以决定谁该最先被裁员。
当时哥丁根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学生组织是一群年轻的狂热分子，也是学校最早的纳粹党徒。他们的目标是有钱的犹太人，其中就有玻恩和考兰特。几个月之后，这些学生在考兰特所领导的研究所贴出了大字报，声称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所领导的数学所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本营”；而在玻恩的物理研究所的门上贴出了“共产主义的教化所”的大幅标语［99］。1933年4月25日，报纸上也登出了消息，称玻恩、考兰特和另外4位教授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嫌疑人”，应该成为哥丁根大学第一批“专业公务员恢复法令”下的解雇者。虽然早有预感，但听到这一消息时，玻恩依旧感到极为震惊。
早在12年前，当玻恩刚来到哥丁根时，曾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奋斗目标，他要“把哥丁根推向新物理时期的巅峰”［100］。为此，他为弗兰克的任命作出了担保；为哥丁根研究所的发展寻求投资资源；他亲自挑选年轻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8名成员都是经他亲自搜寻和筛选而来，其中包括海森堡、泡利、葛培特、德布鲁克、费米、维格纳、鲍林（Pauling）和赫兹伯格（Herzberg）；此外，还有几乎同样杰出的天才，如约旦、洪德、奥本海默、韦斯科夫、泰勒、伦敦和弗兰克尔（Frankel）等也先后到来。在他的努力之下，哥丁根不仅确实达到了新物理的巅峰，也成为公认的世界物理中心；在他的带领下，这些物理精英们成为量子物理革命的开路先锋。
玻恩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苦心经营的象牙塔在一夜间坍塌下来。很多年以后，他回忆道：“12年来，为建立这个研究所一路付出艰辛而获得的成果，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对我来说，这如同世界末日。我不停地在林中行走，心情异常沮丧，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到底该如何做？”［101］玻恩的同事听到玻恩是个“亲共分子”的传言，但是谁也不公开说出来，也没有人来直接问他，这让他感到难以承受的痛苦。他写信给埃伦菲斯特说：“一想到要面对这些轰我的学生，或要生活在这些同事之中，一想到无论是他们编造什么理由，要把我这样轰出去，我就浑身不停地颤抖。”［102］
此刻，玻恩才想到了离开哥丁根。在此，他度过了大半生，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异常艰难。不离开也不行了，里克（Reich）已经接替了他的工作。他只得对里克说，由于哮喘病的发作，需要休息一阵，而且承诺，只要需要，他将立即回来。递交了这份申请并得到允许的当夜，他来到柏林，想亲自听听薛定谔的意见，柏林之行更坚定了他离开的决心。第二天，即1933年5月10日，他和海蒂带着儿子古斯塔夫一起离开了哥丁根，乘火车去往意大利南部的蒂洛尔，全家随身只带了两个行李箱。此时，他感到一切都已在身后，而未来渺茫。
离开哥丁根，乘坐在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玻恩亲眼看到成群的学生把一捆捆的书扔向火堆。火车开至很远，远处的天边依旧火光冲天，他的内心感到极度的悲凉。
奥地利政府为了迎合纳粹制定了临时政策，要求每个去往意大利的人必须缴纳1000马克的签证费，玻恩一家不得不经慕尼黑先到苏黎世，再经米兰转到博尔扎诺（Bolzano）。他们被迫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再从博尔扎诺进入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南部的目的地，这就是每天都要下雪的海拔5000英尺的塞尔瓦（Salva）。(https://www.daowen.com)
来到塞尔瓦，玻恩一家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幽静而平和的地方，他们暂住在一个伐木工人家里。在写给埃伦菲斯特的信中，玻恩说：“这里高山上的空气新鲜，风景如画……山下的大片草原一片青绿，野花遍地，五彩纷呈……越往高处雪越深，使得远处一片银白。太阳出来以后，那景色更加漂亮了，甚至出现了雪与雾交融的景象……下午我们全家沿山坡漫步，采集着野花，古斯塔夫甚至在雪坡上打起滚来……我们忘记了一切邪恶和不幸，当然真正清醒过来还需要一段长时间。对我来说更为珍贵的是，把我从过去习惯的生活轨道上拽了出来。这也许并非坏事，因为可以尝试一个新的开始。这也让我想到，自己本是无足轻重的……你不要再为我发愁，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并不多见，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于我们的未来。”［103］
那个春天，在全德有2.5万名犹太人被迫离开了家乡，而另外5万人中的3万犹太人，也陆续离开了德国。尽管玻恩叫埃伦菲斯特放心，但毕竟失去了工作和家园，生活失去了支撑，同时感到自己被世界所遗忘。当然，不时接到一些老朋友的信，如弗兰克依旧用“Maxel”称呼他，使他感到温暖。因为怀疑信件被窃或被偷看，在与德国旧朋友的往来信中，他们使用着暗语。玻恩给海森堡的信件就是通过埃伦菲斯特转发的。
当海森堡得知玻恩决定不再回德国，感到很惊讶，处于他的地位，不可能理解玻恩的处境，因而不明白玻恩为什么要这样做。与当时大部分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海森堡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总觉得事态会很快平息，他对玻恩说：“我敢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会变得柳暗花明，未来的形势发展，值得我们再等待一阵。”［104］他期望着到了秋天，还能与玻恩一起讨论课题，劝玻恩到秋天再做决定。
海森堡这封充满感情的长信激起了玻恩心中的波澜。在回信中，他宣泄了自己的失望、怨恨和痛苦。他生于德国，长于德国，为德国奉献一切，却因犹太身份离开家园。他向自己的学生倾诉了内心的矛盾与困惑，他说，如果自己没有受到那样的怀疑，他有可能不像弗兰克那样毅然离去，而是选择继续工作。因为似乎有一种声音对他说，形势会好转起来，然而另一种声音却警告他，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他不无感慨地说：“现在，像许多人那样我已经置身度外，在浪迹天涯中吞噬着苦涩……你看，各种因素变化多端，彼此相互对抗着、矛盾着，这一切就是人生的复杂性。”［105］
为了筹划未来，玻恩试图与德国境外的学生联系，其中有正在霍普金斯大学的葛培特、俄亥俄大学的兰德（Lande）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拉登堡（Ladenburg）。拉登堡的反应很快，他立即给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访问的玻尔写信，询问玻尔能否在那里与伯克利或芝加哥大学联系，为玻恩找到一个立脚的机会，同时他表示，愿意从他的私人存款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暂时救急的资助。
1933年5月底，玻恩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兰德的来信。兰德曾先后是玻恩在法兰克福和哥丁根的学生，来信询问他能否在俄亥俄大学待上一阵。因为直到此时为止，玻恩没有收到任何地方的邀请，他立即答应了。接到这个邀请之后，玻恩才开始在晚上睡上整觉。
令玻恩没有料到的是，可能由于不少朋友的暗中帮忙，从这时起，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信纷至沓来，使他难以招架。其中有他的朋友里昂·布里渊邀请他到巴黎，有来自列宁格勒的雅科夫·弗兰科尔（Yakov Frenkel），还有的来自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布鲁塞尔，爱因斯坦也向他发出邀请，建议他去耶路撒冷。对爱因斯坦的这个建议，玻恩感到很犹豫，他回信说，对自己是个犹太人，他已经感到惧怕和担忧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想让这个厄运再延续到孩子们的身上，他希望孩子们永远脱离这个厄运。同时，他告诉爱因斯坦，真正想去的地方是英国的剑桥。过去，玻恩曾在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过，在那里结识了J.J.汤姆逊，对那里的研究气氛印象深刻，曾期望有朝一日再去那里研究核物理，却一直没有找到时间和机会。现在，他有了大量的时间，机会却渺茫了。
几周之后，剑桥有了回应，玻恩接到英国圣约翰学院教员董事会秘书纽曼（Newman）发来的邀请，聘任他担任为期3年的数学教授。玻恩深知这是一些人暗中帮助的结果。尽管所付的工资仅是在德国的一半，处于当时的情况，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当时，不仅德国，欧美的经济也很不景气，许多青年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济萧条加上众多难民的巨大压力，使这个机会变得很珍贵。爱因斯坦曾在信中告诉玻恩美国当时的情况，他说：“这里的条件极为困难，作为大学教师，也只能糊口。即使这样，大学也只是在私人募捐下维持着，许多学校，不得不缩减开支以维持生存。正因如此，许多本地的有为青年也失业了。”［106］
与美国相似，英国也是经济紧缩，不少本国人也在等待着就业，给外国人留下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紧急救援委员会在全世界范围的教授援助名额有300名，他们不得不把这些名额分散在苏黎世、布鲁塞尔、日内瓦、伦敦、纽约、伊斯坦布尔和贝尔格莱德，以避免使一个地方的负担过重。
洛克菲勒基金会面临的压力同样很大，到了这年5月，用于救援的拨款已经达到140000美元，而世界各地的救援机构期望资助和安置的遇难学者越来越多，要求拨款的总数不断地飙升。一开始，玻恩还期望在自己的努力下，使一些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如他的学生海特勒（Heitler）、诺德海姆（Nordheim）、伦敦和泰勒等人也能获得救援的机会。他向IEB提出了多次申请，但都遭到了拒绝，他感到既失望又焦急。在写给埃伦菲斯特的信中，玻恩提起泰勒，说他“具有非凡的才智，但是匈牙利犹太人身份使他堕入了深渊，现在急需帮助”。［107］当玻恩得知牛津大学的林德曼开始组织营救犹太学者时，立即写信给林德曼，嘱咐他“千万要把泰勒这个名字记在心上”。［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