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索末菲
泡利到达慕尼黑两个多月之后，索末菲在写给奥地利时的同事吉特勒（Geitler）的信中说：“我早已听说维也纳知识界对这位年轻人的赞扬，这是一位维也纳医学化学家的儿子，虽然只是一个一年级的新生，但是他的才智远胜德拜（Debye，是索末菲的第一个助手）。”［7］
索末菲对泡利赞赏有加，从另一个侧面也得到了证实。1959年6月22日，在泡利去世后，物理学家梅特纳（Meitner）在写给泡利遗孀弗兰卡（Franca）的信中说：“1921年，我在龙德（Lund）遇到了索末菲，他告诉我，他得到一个天才的学生，只是因为德国学校的规定，这位学生不得不‘坐等’6个学期，才有可能拿到博士学位。”［8］
索末菲研究所位于慕尼黑大学的校园内，在索末菲精心治理下，这个研究所成为一个几乎与外界混乱时局隔绝的学术天地。从培养计划到课程设置，索末菲安排得井井有条。他的经典物理课分为6个部分，以6个学期进行，三年一个轮回。此外，还增加了每周2小时的特殊专题课，专门用于讨论当前的热门课题。在索末菲的影响下，1928年，泡利在担任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时，也效仿索末菲设立了循环课程，并把讨论热门课题的研究课程移植了过来，所不同的是，他的课不在上午，而是午饭以后进行。
战时的生活环境极为恶劣，索末菲不仅坚持上本科和研究生课，还要亲自编写教材。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在那个战争年代，我决定为这些课程编撰教材……没有这一工作，我几乎不可能忍受战争动乱的煎熬。”［9］很遗憾，由于战时资金紧张，这些教材的纸质太差，留下的已经残破不全。索末菲逝世后，他的学生波依普（Boyp）和梅克斯诺（Meixner）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补充与修订，最后出版了一整套索末菲研究生教材，它们不仅成为经典，而且被译成英文和俄文广为流传。
尽管外界局势混乱不堪，但是在索末菲这里，孩子们像是生活在自己的家里，索末菲就是他们的“父亲”，孩子们都称他为“研究生之父”，他也称这些学生为他的“孩子”。他对学生非常尽心，尤其对那些被他看中并具有天赋的优秀学生。他的第一个助教是德拜，德拜后来成为康奈尔大学教授，193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泡利到来时，索末菲的助教是爱瓦尔德（Ewald）。1912年，爱瓦尔德从索末菲手里拿到博士学位一年后，到哥丁根成为希尔伯特的助手。接替爱瓦尔德的是格里格·温策尔（Gregor Wentzel），温策尔既是泡利的老师，也是泡利的好朋友。
在索末菲的手下，泡利并不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在这里，他养成了晚睡的习惯，有时常到午夜才入睡，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除索末菲的量子物理课以外，他很少听上午其他的课，有时索末菲的课也只能听个结尾，或者只能看到板书。索末菲对此很容忍，对泡利不规律的生活习惯，从没有批评过一个字，还特意把他认为对泡利重要的课，例如每周1小时的“特征光谱”课，放在周一下午进行，这个时间当然对泡利是最合适不过的［10］。(https://www.daowen.com)
索末菲并不担心泡利的学位，除了了解他的能力，更理解这是泡利在“坐等”博士学位的无奈。对于泡利自己，也有点事出有因。20多年后，当他提起这段生活时，他说：“我（那时）不能原谅一些物理学家，他们已经知道了玻尔的量子理论的那些基本假设，可还是沿用自己原有的经典方式思考问题。”［11］
索末菲希望泡利尽早进入研究状态，他叫泡利研究一个令他自己极为头疼的问题，这就是利用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修改关于氢分子的电离理论。索末菲要求泡利从理论上解释，在电离时两个氢原子间的电相互作用。果然不出索末菲所料，泡利的理论分析相当完美，不仅立论清晰，推演也无懈可击，唯一存在的也是最致命的问题是：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不符。无奈，泡利推倒重来，又做了第二次尝试，还是不相吻合，这使泡利非常灰心。
在索末菲“特征光谱”课的启发下，泡利的博士论文也与此相关，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课题。索末菲经常说，物质的光谱好比“琴弦”，它们用“乐声”向人们诉说自己的事。而泡利就是想要知道，在这些“琴弦”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他的学位论文课题是讨论氢分子系统的电离能。为此他自修了“多体理论”。后来，这一理论不仅成为他的拿手好戏，而且在多个课题上都获得了应用。根据“多体理论”的要求，他把氢分子看作由两个核与两个电子组成的四体系统，其中两个氢核由一个虚拟的“形状轴”（figure axis）连接，两个电子在其中值平面上做绕核转动。根据平衡的需求和向心力的需求，他做了一系列的复杂计算，最后导出氢分子的电离能。这篇论文不仅有严密的物理逻辑，还有高质量的数学推导以及对结果的精密分析，论文最后还对旧原子量子理论提出了关键性的追问。这篇高质量的论文使泡利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索末菲对他的学生要求很严格，但他对这些男孩子的“点拨”却是不露痕迹的，从泡利的来信可以看出这一点。1938年12月5日，在索末菲70岁生日的时候，泡利给他的恩师寄来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信中说：“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你时那样，你对我只要皱一皱眉，虽然仅有的那么几次，就立刻使我对你产生深深的敬畏，这是我多年藏在心里的一个秘密，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你能一直这么成功地鞭策着我的原因。从1919到1921年的那段日子里，你真是为我们操碎了心。想起那一段愉快的学生生活，我认为，没有你的爱护，我将一事无成。你对我的‘点拨’，特别是你向我提到的那个数列，2，8，18，32……真是让我花了很多时间，直到不相容原理最后的发现，才算把这个谜团解开。”［12］
像索末菲教导过的所有男孩一样，泡利对索末菲怀着深深的崇敬。很多年后，在泡利的一篇回忆录里，他说：“是他（索末菲）给了在慕尼黑的这些男孩们以灵感与生气，以致这些人后来分散到了大西洋两岸的很多国家，始终诚挚地感谢他所传承的优秀传统。这一传统必将再传承给更年轻的一代，以至他们的子子孙孙。”［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