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风暴
1933年1月底，德国总理兴登堡（Hindenburg）指定希特勒为纳粹党主席并出任新内阁的总理。与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预料相反，希特勒控制住了局势之后，整个德国的形势急转直下，帝国议会被解散，宪法被迫终止，紧接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不同政见者失去了工作，许多人被迫离开了德国。与此同时，第一个集中营建立并开放，成为集中关押不同政见者、“不良分子”的监狱。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宣传、暴力、威胁和恫吓，反对纳粹党一元统治的任何企图都被消灭在萌芽里，击破和压垮了不同势力的纳粹党完全控制了德国。
1933年2月27日帝国大厦纵火案之后，形势更加恶化。各省政府部门以“保障安全”为名，加强了管制，反犹太被合法化。当年开启了“抵制日”，以抵制犹太人的买卖行为，接着又制定了臭名昭著的“公务员补偿法”（Restitution of Civil Service），在这个法令之下，中学和大学以“人满为患”为名，“抗拥挤”政策出台，纳粹开始了第一轮的“大清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暴徒不仅冲进犹太人商店，骚扰店主与顾客，还冲进图书馆、实验室、教室和法院，强行把正在工作的犹太人和不同政见者轰出去。从此，全国上下，一场骇人听闻的纳粹血腥行动开始了。
德国的大学是这一运动的重灾区，有近四分之一的物理学学会等组织被迫关闭或解散，其中包括二分之一的理论物理学会。到了1936年，有1600名学者被解雇，其中三分之一是自然科学学者，包括20位已经获得诺贝尔奖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其中11位物理学家，4位化学家和5位医学家［95］。
这一时期，像其他德国城市一样，莱比锡也陷入了恐怖之中。1933年4月，在一系列反犹太法案之下，除了纳粹学生联盟，其他学生组织全部废除，大学校园的学生活动被纳粹控制。纳粹学生联盟组织各种暴力活动，他们公开恫吓犹太人和一些持其他政见的教授，一位从意大利到莱比锡访问的学者写道：“在莱比锡戴有十字纳粹标记的人处处可见，他们以迫害犹太人为乐，在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中，有的人以有所建树为条件，寻求更好的工作。”［96］到了1933年终，莱比锡大学因辞职、解雇、强迫退休以及因迫害致死就失去了21位教授，其中8位教授和其他11位助手被解雇［97］。海森堡失去了助手布洛克、助教德昂菲尔德（Dornfeld）和一位技师，而德拜失去了助手萨克（Sack）、无线电部门主任马科斯（Marx）和他的两名助手。
布洛克和萨克两人都是当初在苏黎世度假时，被正在苏黎世的德拜召到莱比锡的数学物理高手。在纳粹学生组织的唆使下，校园里到处传播着这些被解雇人的小道消息，学生组织宣布对这些人立案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克和萨克决定离开莱比锡，德拜为萨克在布鲁塞尔找到了工作，而布洛克经过一番周折，最后通过洛克菲勒奖学金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
在这个危难时刻，海森堡还对另外三位物理学者提供了帮助。这三个人是赫兹堡（Herzberg）、斯庞娜（Sponer）和贝克。1934年，赫兹堡因太太是犹太人被解雇，得知这个情况后，海森堡立即写信给教育部门，坚称根据公务员法，赫兹堡不应列入解雇范围，但他的申诉被否决，海森堡只好帮助他们离开德国，最终，在他的帮助下，赫兹堡夫妇定居到了加拿大。斯庞娜在哥丁根弗兰克教授手下工作，她不是犹太人，但在纳粹德国一个女人不可能有什么出路，后来失去了工作。经过数度周折，海森堡帮助她在马德里找到了工作，后来斯庞娜移居到了芝加哥，在那里与弗兰克结婚定居下来。贝克是个犹太人，纳粹上台之后被解雇，由于无处可去，玻尔为他找到了一笔资金，可以资助他在布鲁塞尔临时逗留到1934年的复活节，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职位，玻尔和海森堡不得不为他寻求其他资金来源。1933年底，海森堡为他在布拉格的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份由丹麦和瑞士联合资金提供的职位。贝克在布拉格停留几年后，经由苏联、法国，最后又从德国占领下的法国逃离到了拉丁美洲。他的艰难经历称得上是一部惊险小说［98］。
希特勒上台之后，正在美国访问的爱因斯坦决定不再回到德国。在一次受访时，他宣布“只要我还能对事情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将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即在法律面前，公民有自由、受到宽容并享受平等……而现在，德国已经不具有这些条件，人们，包括一些顶尖的艺术家们，他们为国家和国际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在却在那里遭受着迫害。”声明之后，爱因斯坦辞去了普鲁士科学院的教授职位，并号召所有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抵制纳粹［99］。
以普朗克为首的一些科学家，试图通过谈判或和平交涉解决这种“对峙局面”，并强调以“和平的沉默”反抗，但爱因斯坦决定不这样做，他对劳厄回信说：“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说，对待政治事务的态度，也就是对待人类的态度。你们所说的‘静观事态’我不能苟同……难道这种‘克制态度’不意味着不负责任吗？如果都持这种态度，我们还能有像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那样的男人吗？我曾说过一句话到现在也不后悔，而且始终笃信，我的行为就是要服务于人类。”［100］(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一系列反犹太法令生效日以前，许多犹太学者离开了德国。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哈伯（Haber）和弗兰克果断地辞了职，玻恩被禁止出入教室，最终在得到允许之后离开德国去往意大利北部。1933年6月，他分别写信告诉爱因斯坦、海森堡及薛定谔的妻子，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其诞生的国家里被当作二等公民，同样他也不愿意在反犹太指控下离开，他反对在哥丁根时强加给他的那些无端的指控及诬陷之词［101］。
哥丁根，这座世界著名的德国小镇，这个科学研究的世界中心，它培养了许多像海森堡这样的天才，将他们推向了科学的顶峰，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这个小镇既见证了量子力学的诞生和顶尖物理学家的成长，但也见证了许多顶尖科学家的被迫离开。
在这个既混乱又关键的时刻，忧患于德国科研人才流失，海森堡找到普朗克商量对策。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书记与凯撒·威廉学会的主席，可以说，普朗克几乎称得上是德国物理学界意志和智慧的化身，但他此时已75岁高龄，他既不是活跃的思想家，也不是老练的政客，像大多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德国人一样，虽然他对纳粹“简单、生硬和暴烈的行为感到震惊”，但对其“长远的复兴计划”仍抱有希望，认为眼前出现的这些事终将平息下去。他没有眼前的危机感，周围发生的一切事似乎无须过多考虑，尽管反犹太主义把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逼入困境，甚至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但他仅把这些看作暂时发生且不可避免的一些事，而这样的事终将过去，对未来他还抱有信心。
普朗克认为反应过激只能使事态的发展更为严重，他决定采取谈判的方法，直接与希特勒对话。根据总理府的档案，普朗克于1933年5月16日去了总理府［102］。难以置信的是，他对希特勒说：“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犹太人，一类是对国家有贡献的，而另一类是没有价值的。”接着，普朗克提出：“应该把这两部分人区别对待。”［103］希特勒反击说：“这没有道理，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像水蛭那样团黏在一起，只要一个地方出现一个犹太人，立刻各种各样的犹太人涌了过来。”［104］显然，普朗克的开场白没有成功，他改变了话题。他争辩说，大规模地驱除犹太科学家会损害德国的利益。希特勒听了勃然大怒，立刻吼道：“我们国家的政策绝不可能被撤回或修改，哪怕是为了科学。如果犹太科学家被解雇意味着使德国的科学陷入灭顶之灾，那我们宁愿在几年内没有科学！”［105］希特勒一边说一边用力敲着自己的膝盖，越说越快，越说越生气，普朗克只好保持沉默，最后退了出来［106］。
或许普朗克没有把实际情况告诉海森堡，或许海森堡对事态估计过于乐观，1933年6月，海森堡写信给逃亡在意大利的老师玻恩，试图叫他相信未来还是安全的，他说：“这个（公务员）法案的影响非常有限，未来还是安全的。”［107］
在同一个月的另一封信中，海森堡劝说玻恩，希望他回到哥丁根来。他还说：“因为只有极少数人受到这个法案的影响，你、弗兰克当然不会，考兰特可能也不会受到影响。政治局势有可能还会发生变化，不会使哥丁根遭受损失……经过一段时间，美好的东西终将从丑恶中解脱出来，因此我请求你暂不要做出任何决定，要看看再说，等到了秋天，再看看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108］玻恩意识到，由于看问题的视角差距太大，回复海森堡是件很难的事。他为普朗克和海森堡的真诚努力所感动，尽管他也想过，作为一个德国人此时身处异国，特别是交战国，对他和全家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到了1933年秋，局势的发展并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希望，特别是玻恩滞留在德国的大儿子奥古斯特遭受到侮辱与伤害之后，玻恩仅有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接受紧急救援委员会的帮助，去了英国。在赶赴剑桥的当晚，他宣布放弃在德国的职务，并表示：“一个人决不能再为把他当作二流公民，甚至更糟地对待其子女的国家服务了。”［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