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物理学”运动 海森堡—盖革—维恩请愿书
这一时期，第三帝国的政策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一是由内部警察制转向“国家警察制”，从1936年起，宪兵司令部代替了内部警察局，希姆莱掌控了大权。第二是积极进行扩大战争的准备，提出新的4年战争计划，配合这一计划，第二次大清洗运动更加迅猛了。希姆莱在安全部的代言人海德里希（Heydrich）大力推行“精神净化运动”（Spiritualization），清洗和镇压残存的犹太人，包括政权反对者、非犹太德国异己，包括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不同政见者［114］。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塔克（Stark）和勒纳（Lenard）尽管不是第三帝国政权内部的官员，也非希姆莱—海德里希宪兵司令部体制中的人，但他们愿意效忠第三帝国，加入这场“战斗”。
1933年5月初，斯塔克被指定为德国物理和技术研究所主任，主掌了德国科学研究经费大权。很快地，在他和勒纳的鼓吹之下，掀起了“德国物理学运动”（即“雅利安物理学运动”）。1935年，在新菲利普—勒纳物理研究所的开幕式上，斯塔克和勒纳为第三帝国吹起了战斗号角，发起了一连串意识形态上的攻击。他们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归并为“犹太物理学”，扬言不只是爱因斯坦和其他犹太物理学家制造了“犹太物理学”，他们的效仿者和弟子也在教授和使用着这一物理学。最后，斯塔克以高亢的声音喊道：“现在爱因斯坦从德国消失了，但是很不幸，他们的德国朋友和支持者，仍然在继续以他的精神行动着。”塔斯克所说的“德国朋友和支持者”，暗指当时仍担任凯撒·威廉学会主席的普朗克、柏林科学物理学会的决策人劳厄和慕尼黑物理研究所主任索末菲等人。斯塔克的这一席话还没有落地，立刻把矛头一转，直接点名道姓地对准了海森堡，他说：“理论形式主义者海森堡，就是爱因斯坦的幽灵，到现在居然还有人要把他提升到继承什么职位，这种情况在德国决不能容忍。”接着他把同伙勒纳端了出来，说：“希望文化部的决策人做出相应的决定，叫勒纳接受这个职位，包括教授理论物理。”［115］
尽管在过去的反犹太运动中，斯塔克和勒纳数次提到海森堡的名字，但这一次的攻击更加强硬，形势也更加危险。因为直接指挥和执行帝国的“精神大清洗运动”的宪兵已经操纵了全国的局势。在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紧急形势下，由于“犹太人”已经成为“死老虎”，这一时期报纸等宣传机器的矛头正在指向“非犹太人”，具有“爱因斯坦精神”的人已经被定性为帝国的敌人，这一指控意味着面临遭到清洗。
1936年1月29日，一篇题为“德国物理学和犹太物理学”（Deutsche Physik und Judische Physik）的文章出现在纳粹党机关报上，这在当时是极有影响力的报纸，订阅者多达50万人以上，所有纳粹党员都要求订阅。接着，在同一个月，在《国家社会月刊》（National Socialist Monthlies）上，斯塔克和勒纳又列出了一份清单，其中抄录了海森堡在数次讲课与讲座中，谈及爱因斯坦的话，以此作为炮弹攻击理论物理学和海森堡［116］。紧接着，1936年2月28日，一篇题为“正在起步中的德国物理学”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文中加上了斯塔克的按语，这篇文章被广为流传，甚至在纽约《时代周刊》上也做了报道［117］。
海森堡意识到，这场运动绝不只针对他个人，也针对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别无他路，被推上前台的海森堡决定反击。他写信对母亲说：“如果我打算在此生中还做点什么事的话，我只能再次祈求‘幸运’了。”［118］这一年春天，由海森堡起草，联合维恩和盖革递交给帝国教育部（Reich Education Ministry）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以有理有力有节的声音对攻击者做出了反击。全文如下：
“今日德国的物理学正濒临危险时刻，不仅新生力量的匮乏迫在眉睫，更大的困难还在于教授职位已经后继无人。在这一新学年的开始，物理专业的新生人数大幅下降，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来自于外部环境。学习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的学生受到歧视甚至恫吓，在恶意攻击之下，不仅使学生远离物理，对理论物理的攻击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尽管过去，那些纯自然科学研究者们，也有来自纯技术领域的领衔者们多次强调，理论物理教育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攻击结果，大大地损害了德国科学及其声誉，这已经从几篇国外自然科学的文章及普通报刊的报道中得出证明。如果把这两个（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的研究目标加以比较不难看出，这种‘攻击’是不公正的。
“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是为了认识自然规律，以实验方法对现象做出分析是它的出发点，也是获得这些知识最基本的条件。一方面是了解以前未知的自然性质，由此认识到新规律的特点，一方面由实验分析也可以最终判断出预测的正确性。然而，实验研究并不在于仅罗列一堆结果，而是为了寻求确定相关领域的自然规律，得出更精准的规律表示，这就是理论物理学的任务。从开普勒、牛顿以来，以数学形式加以公式化地表述自然规律已经被公认为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出现矛盾并有一个清晰的定律形式和应用程序。正因如此，实验最终不可避免、也完全有必要由理论来补充。当实验者有新发现，并把这个新结果融合到新理论，并由此与前人的发现相比找到关联时，他一定有一种成就感，并由衷地认识到这种实验与理论的关联正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关键。(https://www.daowen.com)
“近几十年来，物理学的发展正是实验和理论物理研究密切合作的结果。大量原子物理与放射性物理新奇的实验结果导致人们对自然过程的奇思妙想，而这些奇思妙想又无不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常用的概念频繁地联系着，而这些理论却是高度抽象的。现今，一些物理学家寻求着把这些联系向着更高阶段跨越，而另一些物理学家则认为，虽然这些理论是建立在日常对象上，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基础上的‘非直觉’的东西。无论什么情况，这种‘非直觉’可以完全由以下的事实来补偿，这就是一方面近代物理已经提供了对新实验结果的基础性认识，另一方面，它又因提供更丰富的因素而促进了实验的研究。特别是量子力学，它已经成为激发实验物理学新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德国人，为对这一理论的基础性发展的贡献而自豪。
“正因如此，在未来物理学发展的两个方向上，无论是实验物理还是理论物理都必须携手合作，通过相互配合、平等地涉足于科学的发展进程之中。在公众媒体中，所有试图贬低一方以利于另一方的任何争斗都应终止，如果这样，下列签名者们将表示欢迎。”［119］
这份请愿书的起草人是海森堡，签名者有75人，除了参与反犹太运动的，如斯塔克和勒纳之流的极少数外，包括了德国各大学和研究所内的全部物理学教授。其中包括普朗克、索末菲、德拜、洪德在内的诸大学校长、研究所主任或物理系主任、国家议员、政府顾问，甚至还有数学、医学和地理学教授。既有纯物理，也有应用物理；既有理论物理也有实验物理；既有纳粹党成员，也有非纳粹党成员。值得一提的是，维恩在德拜的鼓励下，还为这份请愿书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其中举出了显示德国各大学和研究所现状的一些数字，说明在德国现政权的政策下，科学研究队伍萎缩与流失、管理水平衰退和研究水平下降的情况。
1936年5月和10月，帝国教育部部长鲁斯特（Rust）先后收到了请愿书和备忘录，11月帝国教育部被迫做出决定，强迫斯塔克辞职。索末菲通过特殊渠道，最早得知这个消息，他立即写信告诉了海森堡：“你在‘科学’上和‘道德良知’上，都战胜了你的对手斯（塔克）和勒（纳）。”在这封信中，索末菲提及这两个人的名字时，都用了缩写［120］。
看起来，海森堡可以顺利接替他的导师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