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森堡事件的调查

党卫军对海森堡的调查档案大部分在战争中遗失，海森堡也没有在回忆录中提起，他的妻子也不甚知情。但从其他渠道得知，这次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海森堡在科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与立场，二是他个人的政治取向。调查持续了8个月，海森堡不得不忍受一次次的出庭和审讯。在他的研究所和课堂里，到处安插着盖世太保的便衣。盖世太保还多次突袭他的家，对他个人物品和私人信件进行搜查，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把小事情弄大，以严重化、无限扩大化来陷害他。这是党卫军刀马纯熟的一贯策略，长时间的折磨和无限上纲的审讯，使受害人不得不期望尽快结束调查或期望被从轻发落，为避免出现更大的危险，只得就范。几乎持续一年的调查，给海森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以致到了他的晚年，耳边有时仍然响起黑衫盖世太保的皮靴踩踏在楼房台阶上的声音，令他在半夜中惊醒［135］。

将事态扩大化、严重化的结果，使海森堡事件越来越复杂。调查的触角伸及海森堡工作、生活、各种公众和私人活动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海森堡的婚姻问题上，调查组也期望能找到纰漏。

海森堡的一生，大部分精力放到了科学研究、教学和工作上，在量子力学研究领域鲜见女性，使他难有机会找到合适的伴侣。1930年，在他29岁的时候，他看上了魏茨泽克的妹妹，但这件事受到女孩父母的阻挠。他的母亲也为他接触异性太少而担忧。1936年年底，他战胜了“雅利安物理”学派，科研上也取得了一点成绩之时，他已经接近36岁，身边仍然没有异性朋友，他在给母亲的信上说：“只有埋头于我的科学工作，才能忍受这种单身汉的生活。但是如果我这样坚持，身边没有更年轻的人，时间长了可能很糟。”［136］然而就在写出这封信没多久，他结识了一个女孩。

1937年1月底，海森堡到他的朋友，莱比锡出版商米特斯塔特（Mittelstadt）的家中做客。晚饭后，他即兴弹奏了一首贝多芬的G大调协奏曲，巴津（Backing）大提琴、雅克比（Jacobi）小提琴为他伴奏。这个小型家庭音乐会受邀人并不多，其中有一个高个子、面目清秀的女孩也在场，她叫伊丽莎白·舒马赫（Elisabeth Schumacher），是一位出版商的代理人，这次为了图书生意到莱比锡出差。这位女孩的眼睛被跳跃在琴键上的那双手吸引住了，曲罢，海森堡与伊丽莎白攀谈了起来。散会之后，伊丽莎白很有礼貌地对海森堡说：“海森堡先生，你能陪伴舒马赫小姐回家吗？”［137］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接触，1937年2月11日他们订了婚，两个多月后，于4月29日在柏林结婚。此时海森堡36岁，而新娘22岁。婚后不到一年，海森堡夫妇就得到了一对龙凤胎双生子，儿子叫沃尔夫冈（Wolfgang），女儿叫玛利亚（Maria），在以后的12年中，他们又生了5个孩子。

海森堡的婚姻本来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因结识异性太晚，面临“同性恋”的指控，又因他“闪电式”的结婚，说他“很快地结婚，以把这件丑事掩盖起来”。如果这一指控成立，依照魏玛刑法法典（已于20世纪70年代废除），他有可能被投入集中营。海森堡在给母亲的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感受，“我希望新的一年到来时，这一切令人恐怖的事都会过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像吞噬灵魂的毒药那样在折磨着人”。［138］

在调查中，海森堡对“新闻晨报”上那篇文章的指控一一做了辩驳，第一，在他的研究所，被布洛克和贝克所替代的那个“德国人”不仅缺乏物理研究能力，对理论研究也没有兴趣；第二，海森堡拒绝在斯塔克支持希特勒的表白书上签字，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斯塔克的为人。(https://www.daowen.com)

党卫军调查组主要成员是三个人，都受过物理专业训练，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约尔弗斯（Juilfs）。他1911年出生，在劳厄手下刚拿到了数学和理论物理的博士学位，并成为劳厄研究所的助手。1943年，在海森堡继任劳厄研究所主任之后，他又成为了海森堡的研究助手。在大学读书时期，他是大学学生会的头目，同时也是纳粹学生会控制下的学生自然科学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9年，他首次组织了数学专业学生的“教化营”，并被指定为希姆莱手下纳粹党帝国安全部柏林分部的头。成为海森堡调查小组成员后，由他撰写海森堡调查报告。由于长时间与海森堡及海森堡密切接触的同事、朋友与上下级的详尽谈话与精细的调查，使他得到了对海森堡“有利的”结论。1939年从希姆莱的党卫军办公室送往帝国教育部一份长长的结案书，给出了海森堡在政治上、科学上的正面结论，即他不是“灰色理论”的疯狂追随者，也不是“帝国的叛逆者”，而只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学者”，而且据报道，说他“甚至对纳粹政权怀有好感”［139］。

1938年，在即将结案的前夕，两件事表明海森堡正在受到豁免。一是早期被选为撒克逊科学院副秘书长一职被通过；一是帝国教育部通知他准许在当年4月去英国做两周巡回讲学。但是，由于社会的反犹太势力及学生纳粹活动的猖獗，使海森堡的调查结果迟迟不能正式公布，事件始终难以了结。这时有一个关键人物帮了忙，这人就是哥丁根应用物理学教授、流体力学与空气动力学专家普兰德尔（Prandtl）。这是一位既熟悉近代理论物理，又熟悉应用物理，更善于谈判与交流的人［140］。普兰德尔与海森堡早就熟悉，他爽快地答应为海森堡帮忙。这年4月1日，在一次航空研究成果的庆祝会上，普兰德尔恰好坐在希姆莱的旁边，他很快地把话题转到了海森堡事件上来，并表示这一事件是对理论物理学以及对海森堡不公正的攻击。7月12日，他递交了一份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海森堡事件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首先为海森堡辩护，并对这个事件提出了解决的几个关键点［141］。

普兰德尔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采取一点妥协，这就是允许海森堡讲授相对论，但在讲授中注意将“爱因斯坦与他的理论”严格分开；第二，希姆莱写一封私人信给海森堡，使海森堡得到的诽谤消失，并顺势使海森堡恢复以前的教授职位；第三，为了平息纳粹学生和猖狂的反犹太势力，叫海森堡写一篇物理文章拿到纳粹学生刊物《自然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 Naturwissenschaft）上发表。普兰德尔的建议终于把事态推动了起来。

1938年7月21日，希姆莱写出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帝国保安部办公室总头目海德里希，一封写给海森堡。他在给海德里希的信中说，德国不能失去海森堡，新一代的科学教育还需要此人。在给海森堡的信中，他警告海森堡要分清物理研究和个人的政治立场。无论如何，这个事件中，反犹太势力最终没有得逞，还算是个胜利，但海森堡最终失去了接替索末菲的机会，最后这个职位给了缪勒（Muller）。缪勒不是一个理论物理学者，既没有相应的学术著作，也没有相关的论文，更不是德国物理学会（Deutsche Physikalisch Gesellschaft）的成员。索末菲到了退休年龄又等了4年，竟然得到这个结果，确实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这个任命不仅对索末菲研究所，也对物理学研究和物理教育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