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之行

这一时期，海森堡的哥本哈根之行是件令人扑朔迷离的事。1941年9月，海森堡来到德军占领下的哥本哈根，魏茨泽克及其他一些德国科学家一起同行。对外宣传是来到这里开设天体物理学讲座，实则是对玻尔进行非正式访问。人们很容易会猜测，在严峻的战争时刻，在海森堡百事缠身之时，这次访问定有重要的目的，但留给后人的却是一堆疑问。无论见面的时间、谈话的地点还是所交流的问题都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两个当事人的说法也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肯定的一点是，这一对师徒虽然持续了20多年的友谊，这次交流却是完全失败的。

海森堡可能是在9月16日见到的玻尔。据海森堡说，他与玻尔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在这以后的一个晚上，是在玻尔研究所后面的一条林中小路上进行的。这位导师和他的助手过去曾多次在这条小路上边走边聊，谈的多是些物理和哲学问题，但这次却谈及了核武器的秘密。泄露此机密，无论对于德国人还是对于丹麦人，都将是一种“叛国行为”。据海森堡后来在1948年回忆，正因如此他的措辞相当谨慎，以防止在敏感的时刻触及敏感问题。海森堡回忆道，是他先打破沉寂，询问玻尔：“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在道德上是否有权研究将原子能用于爆炸。”海森堡发现玻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感到了震惊。他反问海森堡，是否肯定原子能可以用于战争。海森堡回答说：“是的，我知道这是可能的。”接着他解释说，由于技术上遇到一些困难，在这场战争结束前，原子弹不可能制造出来［145］。

关于这次会见众说纷纭。有人说，海森堡借此透露一个信息，德国正在研制原子弹，但不可能在战争结束前研制成功；另一种看法则完全相反，认为海森堡在充当德国间谍，想打听玻尔曾在美看到的和听到的关于曼哈顿工程的情况。但这些说法都没有直接的证据［146］。1956年，瑞士记者杨克（Jungk）写了一本畅销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147］。在出版前，杨克把这本书草稿的复印本寄给了海森堡，请求他对1941年约见玻尔一事提供进一步的情况。1957年1月18日海森堡做了回应。这是一封长达4页的信，信中海森堡谈到了1948年纽伦堡审判时的宣誓证词。在信的开场白中，他又重复了当时的证言：“我们知道，人类可以成功制造原子弹，但在那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技术上的实力，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物理学家们就不会对未来造成什么影响了。”接着，他谈到了与玻尔会见的情况。“这次谈话有可能是从闲聊开始的。”海森堡回忆说，他问玻尔关于物理学家的道德良心问题，如果在战争年代，物理学家研究核武器，当然会使军事技术有所发展，但有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玻尔听到了我的这个问题，立刻就明白了，从他受到的惊吓可以看得出来。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反问了我一句话：‘你真的以为铀裂变可以用来制造武器吗？’我有可能是这样回答的：‘我知道，这只是个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在技术上还需要巨大的努力，对这一点，人们只希望它不要在这次战争中实现。’玻尔对我这个回答感到震惊，显然他有可能以为我在向他传达一个信息，德国已经在制造原子弹上有了不小的进展。”［148］杨克把这封信发表在他的书中。

杨克的书分别在1957年和1958年被译成了丹麦文和英文。玻尔看到此书反应很强烈，他给海森堡写了一封信，极为愤怒地反驳了海森堡的说法。他说：“我认为有责任告诉你，我简直被你写给作者的这封信惊呆了，你的记忆是在多么地欺骗着你啊……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私下里说的每一句话，这次丹麦谈话是在非常悲伤和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接着写道：“我记得我们谈话是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你用模模糊糊的方式，隐约地提到，但我的印象却很牢固，这就是在你的领导下，德国为开发核武器做好了准备……你还提到，你用了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都在致力于这个准备，依照我的性情，如果说有什么能叫我吃惊的话，那并不是来自于新闻上所说的什么（关于原子弹应用的）前景……而是德国正在积极参与竞争，想首先使用原子武器。”在这封信中，玻尔再次指出：“我仔仔细细地核实了脑海里的每一句话，如果说你和你的朋友正在做着反方向的努力，我可没有这样的感觉，一丁点儿也没有。”对于整个事件，玻尔接着写道：“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件最尴尬的事了。”［149］(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依照查德威克的说法，在海森堡访问玻尔之后，“玻尔曾公开认为不存在（核裂变马上能）用于军事上的可能性”。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海森堡的影响。玻尔确实知道了德国正在研制原子弹，也确实知道了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因而不可能立刻成为现实。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海森堡访问的时间正是战争处于严峻的时刻，而杨克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是“冷战”开始之后，场景截然不同，人们对事物的想法和视角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如何，海森堡的访问使德国对原子弹的研究透露了出去，因而驱动和促进了曼哈顿工程，使世界提早步入核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