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雕
象牙雕刻是指以象牙为材料的雕刻工艺及其成品。牙雕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也是一门民间工艺美术。牙为大象身上最坚固的部分,其光洁如玉、耐用、珍贵堪与宝石媲美,因此象牙又有有机宝石之美誉。而象牙雕刻艺术品,以坚实细密、色泽柔润、光滑质地及其精美的雕刻艺术,备受收藏家珍爱,成为古玩中独具特色的品种之一。
一般而言,象牙雕刻艺术分为人物、花卉、动物及风景四个种类。其中牙雕人物题材主要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及历史名人。从类别上可分仕女、罗汉、武人及历史人物等。人物画稿一般以白描的手法,表现出人物面部的表情、身体的姿态、衣饰的形状等,有出处的还要着重刻画人物的身份特征,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牙雕花卉一般以花为主,以鸟、蝶、蜻蜓、青蛙等做陪衬,雕刻具象有牡丹、月季、菊花、玉兰、碧桃、松、竹、梅等,托件整体造型上有花篮、花瓶、竹筒、折扇、假山等,起到了主角与陪衬体很好的搭配作用。牙雕动物题材主要有林中虎啸、深谷狮吼、雄鸡报晓、鱼跃荷池等,其中十二生肖为牙雕艺术中常见动物题材。牙雕中的风景题材一般表现山水、岛屿及日月风云。嶙峋的山石、斑驳的海岩、滚动变幻的云朵是牙雕艺人尤为喜欢的挥刀具象。
中国象牙雕刻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早在旧石器时代,居住在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就以象牙雕刻做装饰品而随葬。《史记·微子世家》已记载:“纣始为象簪。”先秦古籍《周礼》中曾出现“八材”一词,有学者解释说:“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可见早在先秦时期,象牙的加工和雕刻已形成独立的技术体系,成为牙骨角类天然材料加工工艺的代表。
秦、汉时,由于长时间的大量捕杀以及气候变冷,黄河、长江流域的大象,已经不可能在野外生存,其分布范围也迅速缩小到西南地区。中国古代的象牙雕,由于原材料逐趋短缺,作品骤减,以至于变成当时达官贵人炫耀财富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秦汉时期维系与发展牙雕行业的方式也从“就地取材”,转换到“外出觅材,精工雕作”上。从整个中国牙雕发展历史看,这一转换期从秦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盛唐之前。其间,它的繁荣、衰落,它的变化、进取,都与当时的国势密切相关,而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这一时期的牙骨雕制品,就仅有汉代的器物了。
汉代的象牙雕刻已成为牙雕主流,其他的兽骨、兽牙雕刻则降为附属。作品的纹饰可划分成三类:一是器面光素无纹的,如牙勺、牙碗等;二是采用阴纹线刻或浅浮雕的表现手法,运刀柔美流畅,线条细如游丝,动感极强,题材则多取自于现实生活,即使有神兽形象出现,也趋于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诡秘的图案,表现简单明了,且多加菱形边饰;三是模仿玉器雕刻,常见的有几何纹、圈点纹,圈点纹出自白玉雕中的蒲纹、谷纹,特点是圆圈中心有小点。

象牙雕“和合二仙”
汉代的象牙雕不能就地取材,海外贸易也刚刚开始,牙角的进口量又极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取得长足进步,应该归功于汉代艺匠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实在在的努力。这也说明,艺术往往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它的发展有时并不以客观条件的变化为转移。
唐代继隋统一中国后,经过“贞观之治”,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头突飞猛进,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上,也非常频繁。据史书记载,唐朝与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地区,如印度、泰国、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在艺术和宗教文化上往来很多,当地盛产的象牙、犀角和珠宝,时有进口,数量、质量也比较可观。这样,唐代牙雕业的发展便有了比较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外艺术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当时牙雕艺术的繁荣和表现题材的开拓。(https://www.daowen.com)
唐代牙雕艺术繁荣,但当时能享受它的,非上层统治阶层莫属。这些艺术品往往也是特权的一种象征。《旧唐书·舆服志》有“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的记载。古代官员朝见时手中所持的狭长板子,又叫“手板”,是用以指画或记事的。执笏朝见,始于周朝。到了唐时,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持象牙笏,当时象牙用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象牙雕件不仅盛行于唐代上层官僚中,同时也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和富贵人家。《朝野佥载》中就有“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毛,非是不书”的记载。《图画见闻志》也有关于德宗年间“刺史王琦家有象牙笔管,上刻《从军行》,字画精绝,似非人工,必向光明处方可辨之”的介绍,惜无遗物传于今。
宋元时期,中国再次呈现较为安定的局面。因此,在经济繁荣、国力比较强盛的形势下,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创作题材适应城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便成为宋元手工艺品的一大时代特征。
宋代象牙雕刻已有相当规模,皇室、官府设有专门从事象牙雕刻的作坊。赵宋朝廷还专门设置规模宏大的皇家工艺品作坊——文思院。在文思院所属“四十二坊”中,“犀作”、“牙作”更为显眼,更受垂青。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的战乱,牙雕作品几乎没有一件传留下来,所以,对宋代牙雕艺术的了解就非常困难。今天我们只是从文献中知道,宋代牙雕有世俗化、装饰化的倾向;我们从同时代的大量玉雕作品中,亦能领略这种风貌,因为牙雕、玉雕从来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着。
到了元代,统治者虽然轻视文人,导致“九儒十丐”,但对工艺却很重视。立国不久即“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秋涧文集》),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要。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出现官办、民办两种,牙雕业就在这种态势下维持和发展着。
明清时期,竹刻艺术极其繁荣,竹刻技法被较多地运用于牙雕工艺,再加上部分名竹艺人加入牙雕创作之中,更加丰富了牙雕工艺的技术。如竹刻的毛雕法就被运用到牙雕工艺中,明代的象牙器物,如文具、酒筹等,画上雕刻文字,图画多用毛雕法。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岁寒三友”纹笔筒就是毛雕法雕竹、梅、兰、石,阴纹细刻如毫发,画面紧凑而不拥挤。又刻行楷七言诗一首:“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充满着文人味。而“松荫策杖图”笔筒则仿竹雕铲地法,将花纹以外的刮去,使主纹微微高于平面,然后在上面作雕饰,这种刻法被称为薄地阳文、“减底法”。这属于阳刻但又结合阴刻的技法完成。例如刻人物时,先以此法作出轮廓,再在轮廓面上以阳刻的手法刻出面目等。
清代,牙雕工艺水平已十分高超,技法已十分完备,但也导致了清代牙雕逐渐走向繁复的趋向。制作装饰精细而略带琐碎,这是清代牙雕工艺的总体趋向,虽雕工精细华丽,但又略带繁杂,发展至近代尤为突出。譬如透雕人物塔式瓶,由多层组成宝塔形,顶端为圆钮形式屋顶,揭盖为空腔,两侧各附一兽首衔环耳,内凹底,另附加海梅木嵌银丝底座。瓶圆身透雕六层,除三层为暗八仙花纹外,其余数层为人物,其中有八仙和十八罗汉等,人物超过百人,而神情动态,皆不相同。在每层主纹之间,以回纹、菱形纹或莲瓣纹间隔,使画面层次逐渐厚重。
另有一项独特的技艺——象牙编织,在清代获得较大的发展。它是将象牙劈丝,磨光后再行编织而成作品。象牙劈丝技艺,在汉代就有,从此一直没有间断过。劈丝是编织中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它利用象牙细纹的纹理和具有韧性的特点,将象牙浸泡在特制的药液中,待其软化后,劈成厚薄宽窄均匀的薄片,牙片薄弱如纸,呈半透明状,再将牙片打磨光滑呈现出洁白光泽,再行编织,品种有象牙席、宫扇等。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北方很少采用这项技术,广州遂成为象牙编织的主要生产地。此项技术耗工费时,制作难度极大,制成品价格相当昂贵。至雍正朝,雍正皇帝有感于它的制作劳民伤财,而其功用只是为了奢侈斗富,乃下令禁止制作牙丝制品,从此,这项工艺逐步衰落,直到失传。象牙具有良好的恒温性能,比起竹、草等材料制成的席子,更为凉爽。象牙编织席,现存世二张,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代牙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