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两汉时期

二、战国至两汉时期

战国至西汉时期,楚文化的繁荣带来了楚医药的发达,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医学理论,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后融入祖国医学历史长河中。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是我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黄帝内经》这部划时代的医学巨著。可惜的是,丢失了它成书之前的大量珍贵典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医书、医简,从而有助于厘清中医的源头,其中有在湖北江陵出土的医简,包括《脉书》《引书》。《脉书》后面的一部分,也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脉法》及《阴阳脉死候》所涉及的治疗及诊断学内容,治疗内容主要是“砭有四害”,诊断学内容则包括了切脉方法,说明不同脉象所代表的疾病信息,列举了肉、骨、气、血、筋五个方面由表及里诊断疾病“五死”的方法,这些充分说明切诊和望诊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竹简《引书》的形式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导引图》正好相反,有文无图,正可与《导引图》互相印证。学者们对《引书》的具体内容持有不同意见,从总体内容来讲,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四季养生之道,强调的是四季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对人体的影响;第二部分介绍41种导引术式的名称及动作要领;第三部分具体介绍了44种病证的导引术治疗方法,综述了一些导引术式对身体某一部位的防病治病功效;第四部分探讨人生病的原因,书中指出,人之所以得病,必于暑湿风寒雨露,腠理启阖,食饮不和,起居不能与寒暑相应。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病理已有相当的认识,并且提出防病甚于治病的理念。

这一时期在药物方面也积累了很多认识和经验。有专家考证,杜衡与薜荔俱为荆楚地域药材,屈原在《楚辞》中不止一次提到它们,如“采芳洲兮杜若”“杂杜衡与芳芷”“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等。专家统计,《离骚》共载草木达55种,虽未明确说明它们的药用价值,但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荆楚本草药物的一些情况。《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典籍,书中所载药物的产地,以黄河流域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其中收载荆楚地域药材多种,例如百合、茅、地肤子、酸浆、石龙子等。《名医别录》云:“一名地麦,生荆州平泽及田野。”另用于治疗“肿橐”(阴囊肿大)的方药中所用的“酸浆”,《名医别录》说此药“生荆楚川泽及人家田园中”。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发掘出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和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据报告,出土时棺内储有棺液约10万毫升,呈绛红色,有刺激性气味,液底有20~30 cm厚的绛红色堆积物,经查验,堆积物主要是大豆与朱砂。尸体解剖观察表明,古尸在殡殓前很可能以朱砂涂身和灌注过。这表明当时的防腐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然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医药学成就。(https://www.daowen.com)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激烈,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河流域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而长江流域相对比较安宁。特别是荆襄地区,刘表在汉献帝初平元年任荆州刺史以来,威德并用,治理有方,使荆州八郡在短短的十余年里政局稳定,经济得到了大发展,同时吸引了很多有学问的人士,使这个地方的学术氛围很浓厚。被后人称为医圣的张仲景,东汉末年南阳人氏,他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对医学发展贡献很大。有专家考证,由于历史原因,他的许多重要医事活动发生在襄阳一带,他的著作很有可能在此地完成。因为襄阳是当时荆州的州治,为荆州八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文献记载,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大量流民避乱荆襄,使得襄阳集中了各方面人才,也汇聚了各种思想文化及大量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