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清时期
明清属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中国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医家。中医学十分强调医与儒的关系，虽然医、儒分属不同，但是它们确有相通之处。明代医家万全就是一位由儒转医的儿科医家。万全，号密斋，湖北罗田人。万全原籍江西豫章（今江西南昌），成化年间，万全的父亲因行医至罗田，于是定居下来，并在此娶妻生子。万全的祖父、父亲均以小儿科医术名闻乡里。万全自幼研习儒家著作，曾游学于罗田名儒张玉泉、胡柳溪门下，获取了秀才的功名。但是此后仕途不顺，加上父亲患肺痨去世，家境改变，万全被迫放弃儒学及科举，继承了万氏小儿科的医术。因为有良好的儒学根底，对典籍涉猎广泛，加上能博取众家之长，万氏小儿科的医名远扬。
万全的医学思想受宋代儿科大师钱乙的影响很大，认为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以此为基本施治原则，重视调补脾胃。此外，万全又长于望色、切脉，对小儿痘疹、惊风等病的治疗有独到之处，所用方剂简便实用。他的“万氏牛黄清心丸”，药仅6味，但是疗效可靠，至今仍是治疗小儿急惊风的良药。对小儿疾病，万全除采用药物治疗外，又同时运用推拿按摩法以提高疗效，此外他还要求重视小儿的合理养护。万全的儿科治疗经验在今天仍然被广泛采用。
除儿科外，万全也擅长妇科，他强调妇科疾病以培补气血、调理脾胃为主，并著有《万氏女科》3卷。
万全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患者。有文献记载，某日，他行医在外，遇到一个痘疹患者，已经昏死半日，家人以为无救，而万全说：“可活！”只见他将患者放入污泥之中，让痘疹复发，并徐徐喂以汤药，三日后此人病情果然好转。城中有一少年不信万全的诊治如此有效，便称病卧床，令仆人请万全出诊。万全切脉后说：“越十五日当死，不可救，何须药。”少年大怒，冲出帷帐，吼叫道：“我何病？聊试汝耳！”到了第十四日，少年果然病发身亡。另外，他曾在江西湖口救治过一个难产将死的孕产妇，凭借一根银针，挽救了产妇和婴儿的性命，被人们视为“神医”。
万全将临床经验与医学理论结合起来，著有《万密斋医学全书》。其中以《幼科发挥》对后世影响最大，全书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名垂史册。万全的著作还传入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受到海外中医学界的极大赞誉。万全过世后，其医名仍在荆楚一带流传，直到清代，康熙皇帝鉴于他高超的医术，又加封他“医圣”的称号。
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达尔文，对早于他300年的中国明代人李时珍有过高度的赞誉，称赞其著作《本草纲目》是“1596年的百科全书”。从医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李时珍是一位伟大的药物学家和中医学家，他创立的科学的药物分类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他所具有挑战自身的恒心和勇气，都是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
李时珍出生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少年时期的李时珍和很多读书人一样，选择了科举入仕的正途。读书人以兼通医学为荣，却万不可以此为第一职业，行医是读书人不屑为之的事情。李时珍的父亲为儿子设计的是一条平坦而又光耀门庭的入仕之途，于是按照父亲的期望，嘉靖十年（1531年），14岁的李时珍考中秀才。此后的十年中，他3次应乡试，但是屡次落第，只得放弃科举入仕。大约在23岁这年，李时珍终于彻底转向医学领域，从此实现了他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由于父亲是一名医生，加上李时珍自己又有扎实的文化功底，他很容易便走上行医之路。文献记载，由于父亲与当地名门郝家有些交情，李时珍得以出入郝家，阅读大量家藏医书。当地有位诗人顾景星，是另一大族顾家的后人，他说李时珍“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李时珍自己也说，“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
通过大量阅读，勤于笔录，李时珍积累了不少资料，他所读医书既有《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基本典籍，又有《儒门事亲》《医学发明》《脾胃论》《格致余论》等医学经典，他读过的药物学、动植物学、博物学及经史等多学科著述也不在少数，仅在编撰《本草纲目》的过程中，他所参考的书籍就有药物学著作41种、医学著作277种、经史百家著作440种，总共参考了800多种著作，其读书之专与博也可略见一斑。
李时珍做过楚王府中主管祭典的奉祠正，有兼管王府良医所之意。虽然做了七品官，但是，王府宠信的是炼丹道士，他并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李时珍利用皇帝分配给王府的丰富图书资源，为自己的著述做资料上的准备。他走出王府，来到蛇山观音阁为百姓治病，帮助他们寻方问药，进一步搜集民间验方。三年之后，他被王府推荐到了京城的太医院，他建议由政府组织力量修订新的本草学著作，却遭到其他御医的反对。在太医院逗留的一年时间里，李时珍有了出入寿药房、御药库的机会，并对一些名贵药材进行了实地考察，增长了自己的药物学知识。李时珍意识到，单靠读书还不足以完成对药物学资料的准备，实地寻方采药才是形成第一手材料的必要途径，所以他从未脱离过户外观察与实践。旧时的蕲州有三种特产，都是贡献给明廷的贡物，即蕲竹、蕲艾和蕲蛇。李时珍仿照父亲写《蕲艾传》的实验方法，写了一本《蕲蛇传》，为了给白花蛇做传，李时珍认清了白花蛇的性状、药学功用，多次到产蛇的龙峰山，细心观察捕蛇的过程。
在李时珍转向医学的最初十多年间，他带着儿子和徒弟向樵夫、渔民、农民和铃医等了解情况，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那些盛产药材的大山，如太和山（今湖北丹江口境内的武当山）、大别山、茅山和伏牛山，都是他采集过标本的地方，由此积累了数百万字的寻访资料。他的野外寻访，给他带来了前人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
对药物学和医学知识以及实地材料进行充分准备后，李时珍便开始写作。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时珍着手撰写《本草纲目》，通过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本草纲目》终于著成。李时珍为《本草纲目》绘制了全部药图，共计1100多幅，这是前人不曾做到的，另外，他还负责全书的文字校订工作。他的弟子庞宪也是蕲州人，深为老师的人品和医术所折服，跟着李时珍精读《灵枢》《素问》，李时珍命他先不要分心旁骛，要将功夫下在重点书籍的研读上，庞宪后来在基础医学理论方面有所造诣，成为继李时珍之后蕲州最著名的医生。(https://www.daowen.com)
《本草纲目》一书是李时珍奉献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它对人类有着独特的贡献。《本草纲目》问世后，许多外国人也从李时珍的书中获得了教益和启发。《本草纲目》传入日本，便主导了江户时代日本医药界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本草学派，日本当代科技史专家矢岛这样说过：“它支配了我国江户时代的本草、博物学界，其影响更远及至19世纪末叶。”西方人最初留意到《本草纲目》并正视其科学价值，是从1735年法国人巴多明、汤执中在《中华帝国全志》中介绍《本草纲目》的概貌开始的，西方人将它作为博物学来研究，因而有达尔文的“百科全书”一说。俄国人对《本草纲目》的了解，最早是通过来华的传道团成员、医学博士塔塔林诺夫介绍的。在俄国人看来，李时珍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今天的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长廊上，仍然镶嵌有这位中国人的大理石画像。当代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李时珍在世界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对他来之不易的成就极为赞赏，他说：无疑地，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在与伽利略、凡萨利乌斯的科学运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能在科学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刘若金，号云密，晚号蠡园逸叟，时人称云密先生，明末清初著名医药学家，湖北潜江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吴骥在《本草述·原序》中评价“故司寇潜江云密刘公，道德洽闻，以刚肠直节名于海内”。天启五年（1625年）刘若金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明亡后隐居不仕。《本草述·原序》中有言，“生平于书无所不读，而尤笃好轩岐之学”，“自云不佞壮而多病，以医药自辅，看题处方，良用娱慰”，明亡后刘若金以轩岐之学自娱，在潜江城西之玛昌湖畔的别墅蠡园书室“喟然轩”中，杜门谢客，竭三十年之力撰成《本草述》一书。这是继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的又一部本草学专著。此书以《本草纲目》为基础，取其精粹，深入义理，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明清时期还涌现了一些地方名医，如明代天启年间著名学者顾天锡。顾天锡字重光，蕲州人。其出身名门，与其父顾阙、其子顾景星，祖孙三代俱名闻朝野，并与李时珍父子有通家之好。顾天锡不但博通经史，曾讲学于京津两地，而且精研医学理论，著有《素问灵枢直解》，可惜书已失传。清代魏世轨，字左车，石首人，喜读性理之书及《易经》，并通医学。魏世轨对《黄帝内经》加以研究后重新整理，著有《内经编次》，书亦失传。此外，还有孝感肖延平对《黄帝内经太素》重加点校，并刊印流行；黄冈肖麟长撰《内经知要》；黄安（今红安）王俊绂著《灵枢得要》。
明清医家对仲景学说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方志记载这方面的著作达30余种，如潜江王三锡的《伤寒夹注》、枝江张培的《伤寒类编》、黄梅邓锦的《伤寒新编》、蕲水（今浠水）黄廉的《伤寒摘锦》、监利万拱的《伤寒指南》、汉川尹隆宾的《伤寒慧解》、黄安（今红安）王崇道的《伤寒秘诀》、黄梅陈文斌的《伤寒纂要》、荆州曾葵局的《伤寒诸证书》、天门周传复的《伤寒简易》、黄冈肖凤翥的《伤寒纲领》、麻城彭文楷的《伤寒述要》、武昌易经的《伤寒辨似》、黄冈邱翔的《伤寒辨论》、蕲水（今浠水）徐儒榘的《伤寒正宗》、汉川李应五的《伤寒禹鼎》、潜江郭唐臣的《伤寒论翼》、阳新陈思堂的《伤寒辨正》等。正是这些荆楚医家的深入研究，推动了仲景学说在荆楚地域的发展。
在仲景伤寒学说之后，兴起了叶天士等人倡导的温病学说。湖北在清代曾有多次瘟疫流行，郧西程乃时著有《瘟病论》，荆州曾葵局著有《温暑新谭》，汉川名医田云槎著《医寄伏阴论》二卷，提出“伏阴说”。明代沔阳（今仙桃）人张子儿，善治发背，治法奇特。每以手掌挞击患处，病发则劝人食羊肉，然后以草药敷之，数贴则愈。明代蕲阳（今蕲春）人陈治道，精于医术，尤善治疗妇产科病。鉴于当时妇女对产育知识的缺乏，且保养无方，以致临产时母婴常发生危险，陈治道便撰成《保产万全书》。明末清初医家程云鹏，祖籍安徽，后定居湖北江夏（今武昌），行医20余年，著有医书7种，以精通儿科闻名于世。明代麻城人彭长溪精通医学，善用针石，以针刺治疗急重危瘟，常获得奇效，著有《医见私会》《汇编歌诀》等书。周于蕃，字岳夫，明代著名的儿科医家，湖北蒲圻（今赤壁）人。他通晓医理，尤善推拿按摩术，著有《小儿推拿秘诀》。该书以指掌代替针药，甚为儿科医生赞赏。刘天和，字养和，号松石，湖北麻城人，明代名臣，正德三年中进士，曾任湖州知府、山西提学副使、工部右侍郎，后官至兵部尚书，总管三边军务。他重视医学，常采录验方、研读医籍。他选取陶节庵《伤寒六书》，为其逐节作注，编撰了《保寿堂经验方》一书，共录验方140余首，分为二十五门。
清代医家以广济杨际泰、夏口叶文机、潜江王三锡、荆州宝辉等人较为著名。
杨际泰，鄂东广济（今湖北武穴）人，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在一连4次科举考试失败的打击下，他放弃入仕之念，转承家学，以医为业，很快成为鄂东地区的名医。杨际泰勤于钻研，对患者的病情、所开处方和用药效果都有记录，这成为他进行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他用10年时间编成的《医学述要》一书，被视为中医学的百科全书。此外，他研制的戒毒药方在戒烟毒方面的疗效在当时有口皆碑。
叶文机，清代医药学名家，在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行医，祖籍徽州（今属安徽），但是定居夏口。叶文机开设了“叶开泰”药室，针对民间常见病，生产出八宝光明散和虎骨追风酒。“叶开泰”药室后来扩大为药店，成为近代中国有名的中药店之一。
王三锡，初求儒术，兼通医学，后专门从事医疗工作。家中盖有茅屋十余间，专供就医的患者居住，有如私人医院的性质。因所诊多奇效，人们称王三锡为神医。王三锡一生著述丰富，撰有《脉诀指南》《医学一隅》《伤寒夹注》《幼科发蒙》《妇科摘要》《辨证摘要》《辨证奇闻》等，是一位理论与实践俱精的不可多得的医家。
宝辉，生于清末。他在学术上力求贯通中西，对脏腑经络学说有独特见解。对病证的阐析，不囿于古说，每出新意。宝辉总结生平所学，撰有《医医小草》等，被《珍本医书集成》收载。
清代，在古籍整理与著述方面，荆楚中医贡献卓越。江夏（今武昌）名医熊廷燕著《全生篇》，黄冈胥秉哲著《诊法精微》，汉阳唐裔潢著《保幼新书》《痘疹慈航》、叶志诜著《神农本草经赞》，夏口（今仙桃）张尚朴著《医学觉梦集》、方昌瀛著《奇寰生笔记》，以及后来的李兰生著《温病粹言》等，都是这些医家毕生学术钻研的心得和临床经验的总结，由于历经战乱，原著尽失，只有书目可查。《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较早的典籍之一，研究《黄帝内经》素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民国时期，荆楚地域名医辈出，就武汉三镇来说，中医沿袭传统从师授业，学术观点和治疗方法均各遵所师，虽不存门户之争，但流派自成。在学术思想和临床实践上深有影响的流派，有经方派、时方派、温热派、寒凉派、攻下派、滋阴派、补土派、综合派等。能够继承各流派学术精髓，且在治疗上显现特色的代表人物：经方派有清代的杨世泰，民国时期的王和安、陆梦班、刘贡三、蒋玉伯等，法宗《伤寒论》《金匮要略》；时方派有清代的杨燮、杨恭甫，民国时期的冉雪峰、范筱村、谢汇东、毛鹤峰、胡书城、宋之祯、熊济川、杨树千、徐相恒、艾达珊、魏玉泉、李慕融等，其立方轻灵，随证加减，主次兼顾，疗效颇佳；温热派在清末民初以杨闻川、汪尚池、许慕韩著名，民国以后有陆真翘、陆继韩、戴中和、邹平阶、骆晴晖、叶小秋、黄坚白、洪和生、杨彤荪等，他们多崇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诸家之学，长于治疗春瘟、伤暑、湿温、冬瘟及麻疹等病；寒凉派代表人物有民国时期的谢子年、吴烜平，他们据河间学派病机多火的理论，常用寒凉方药；攻下派有当代的黄纯古等，系据张子和的“邪不去则正不复”的理论，以攻下为法，方药多用大黄，攻积泻火，解毒去瘀；滋阴派以汪左泉、黄寿人为代表，按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用滋阴益肾的方法，药多清润；补土派有李好生等，据李东垣“土乃后天之本”的学说，多以调理脾胃为治疗法则；综合派有张梦侬、熊雨农、蒋洁尘、许晴暄等，他们善取各家之长，师古而不泥古，随病应变，综合运用。此外，针灸医家魏廷兰、杨济生、刘止安、陈铎、王瑞卿及擅长梅花针疗法的孙惠卿，以及骨伤专科徐占奎、按摩推拿科赵泽民等亦皆医技精湛，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