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空天“军工复合体”的力量
拥有大片海外殖民地，垄断的海上贸易航线，是大航海时代帝国的标志；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出口各国的海空天武器，则是美帝国的LOGO。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通用动力、波音等，这些生产海空天装备的军工企业，从20世纪初的私人小作坊，已经成为能影响美国大选，挑起世界纷争的军工复合体。这些军工复合体不但为美国挑起的一场场战争提供武器，还向美国政府输出官员，美国多任国防部长、副部长，以及海空天装备部长，都曾来自这些军工巨头，而退役的上将或高官们更是这些公司的董事。
2018年3月，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签署了《对华301调查报告》。签字现场仅有的几个人中，就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总裁玛丽莲·A.休森女士。签完字，特朗普意味深长地将签字笔送给了玛丽莲·A.休森总裁，好像在说：“靠你们了。”
美国《金融时报》对美国政府签署《对华301调查报告》进行报道
2019年11月，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64岁的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退役。两个月不到，2020年1月25日，洛马公司宣布，董事会已选举约瑟夫·邓福德为公司董事会成员，自2020年2月10日生效。他将在洛马公司的治理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任职，负责监督机密业务。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LOGO上曾有过一行字：“We never forget who we’re working for.”（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为谁而工作。）洛马公司是美国最“讲政治”的公司，几乎与中国海空天行业没有交往。在洛克希德公司、马丁公司的历史上，美国政府一直对他们给予特别关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开办的军工企业转给私人企业经营，政府又通过加速折旧法为私人军工垄断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提供优惠的条件。私人垄断企业拿到军火订单后，政府又给它们预付货款。洛克希德公司、马丁公司这些大型军火企业，从国库中获取了它们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所需的大部分资金。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报告透露，美国的飞机公司固定资本的72%是由政府提供的。里根总统上台后，洛克希德公司在争夺军事订货中又取得新收获。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立即建立一支快速部队，需要一批新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对于这笔数量可观的军火订货，洛克希德、波音和麦道三大飞机公司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982年，这一争夺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竭力为花旗银行财团的波音公司争夺这笔订货，力主把波音747改为军用。空军部分官员和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则为麦道公司说话，力陈采用新型的C-17运输机，认为该机能够在波斯湾等地前线的简易机场起降，迅速运送部队。国防部长温伯格及副部长弗兰克·卡卢奇则为洛克希德公司力争，认为波音747不适于军用，C-17成本过高，主张用洛克希德的C-5B代替C-17，成本可由150亿美元下降为110亿美元。这场争夺战最后以洛克希德获胜而告终。
所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退休后到洛马公司当董事，政府放心，企业欢心，投资者更高兴，因为政府的资源又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洛马公司的股票在20年间，从不到100美元，已上涨到现在的400多美元。
美国审计署2008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4年到2006年，有2435名前五角大楼官员被52家主要防务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的人数就达1581人。例如，全球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其董事会里就出现过国防部前副部长皮特·奥尔德里奇、战略司令部前司令詹姆斯·埃利斯、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兼海岸警卫队司令詹姆斯·洛伊和驻欧洲最高联合司令部前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瑟夫·罗尔斯顿。据2019年洛马公司信息披露，洛马董事会共有董事11名，其中一名为内部董事，其他10名皆来自外部。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董事会成员一览表
洛马公司董事长兼CEO玛丽莲·A.休森女士在洛马公司任职36年，其中在航空业务板块深耕15年。其他10位都是外部董事：其中4名董事有过军方背景，两名曾任美军上将，8人是现任或曾任上市公司CEO，还有一人曾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国土安全部长。
特朗普任上，国防部长频繁更换。2019年1月，出身于波音公司副总裁的帕特里克·沙纳汉任国防部代理部长。接着，曾担任雷神公司7年副总裁的马克·埃斯珀又接着任国防部代理部长并于2019年7月很快转正。2020年2月19日，特朗普通过推文解雇的国防部副部长约翰·鲁德曾任洛马公司子公司国际公司副总裁。
关于军工复合体的讨论由来已久。美国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1926—1995）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美国是“战争集体主义”，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主要由大的利益集团用中央政府的工具来运转，是20世纪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公司的原型”。1961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提醒“军工复合体在政府各部门中获得了不应有的影响力”，他担心“政府政策沦为科学技术精英阶层的俘虏”，同时他还承认军工复合体是“维护和平的关键因素”，是“美国正在经历的新事物，其政治的、经济的，甚至精神的影响已渗透每个城市、每个家庭、每个联邦政府机构”。
在美国，军工复合体是随着技术进步、军事变革、经济转型、政府改革和企业竞争主客观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无形的体制”和“实用的机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在短时间内调动各方资源，将国民经济和工业产能转入战时轨道，美国国会于1916年6月通过了《国防法》。该法第120条，授予总统直接采购包括任何供应来源的战争物资和在必要时征用工厂的权力，并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工业动员委员会；同时还命令陆军部部长准备一份包括全部有条件制造武器和军需品的私营工厂的完整清单。
对于大力引进私营企业参与备战工作，起初，美国军方从传统出发仍持抵制态度，坚持认为与军事采购和军事战略密切相关的合同不应交付给商业机构。但由于军队后勤系统的混乱低效，美国军方不得不对企业巨头们做出让步。1917年，随着美国在4月正式对德宣战，为了应对军用物资采购数量激增造成的混乱，美国国防委员会决定在7月成立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al Board，简称WIB），负责工业动员和组织，由工业家弗兰克·斯科特担任首任主席，银行家伯纳德·巴鲁克担任第二任主席。战时工业委员会工作人员主要由企业家和企业雇员的“志愿人员”构成，这些人因仅象征性地从政府每年领取一美元工资，又被称为“一美元人”。1918年3月起，战时工业委员会不再隶属于国防委员会，而是提升为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独立机构。战时工业委员会相比军方的军需部门拥有更高权力，统管美国陆海军和盟国的战争物资的采购和供应、军需品的生产和计划、资源的调拨和保护、战时物资的采购价格等一切有关战争的经济问题。
主要由企业人员构成的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并不一味维护“自家人”，很多时候也会站在政府和军方的立场上对“胃口”过大的私人企业进行管制。例如，1917年9月，战时工业委员会召集了钢铁业大公司的65名经理人员，希望就政府采购钢铁的价格达成协议。面对钢铁业方面明显过高的报价，战时工业委员会以“采取必要的步骤接管钢铁厂”为威胁，很快迫使钢铁业大公司在政府采购价格的基础上重新修改了价目表。最后的协议价格比战时的市场价低了不少，但仍远高于战前美国钢铁市场的价格，使得钢铁企业仍能从中获得可观利润。此外，为了确保军工生产得到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战时工业委员会对福特公司等汽车工业巨头、杜邦公司等化学工业巨头也采取了强硬的管制手段，但被管制的这些企业从军需合同中也得到了不菲的补偿和收益。总体来看，在战时工业委员会的主导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企业和军方实现了多方共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还建立了战时贸易委员会、战时金融公司、船舶委员会、飞机生产委员会等各类管制机构，如将中途解散或合并的也计算在内，那么管制机构总数可达5000个左右。在政治家、资本家与军方的共同强力推动下，美国的战争机器迅猛发动，全国被分成21个军事工业区，共计生产了大炮4000门、枪350万支、飞机2万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30万架）、舰船875艘（排水量294.1万吨）、卡车3.5万辆，军工产业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发展高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组织做了预演。这里特别说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还向中国订制了4艘万吨运输船。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之际，1939年夏天，罗斯福成立了战争资源委员会（War Resources Board，简称WRB），旨在为战时经济动员提供建议。在委员会民间咨询负责人的人选上，罗斯福精心挑选了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斯特蒂纽斯时任美国钢铁公司总裁、通用汽车公司前任总裁。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上任后，很快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裁沃尔特·吉福特、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约翰·普拉特、西尔斯公司董事长罗伯特·伍德等大企业巨头吸纳进了战争资源委员会。后来由于舆论强烈抗议，战争资源委员会很快于1939年11月解散，但政府与大企业家已围绕战争动员结成了利益同盟，开始携手主导和推动美国向战时经济转轨。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于1940年在罗斯福的邀请下又担任了工业原料委员会委员，并开始陆续兼任一些其他政府职务，1944年成为美国国务卿。
1942年，罗斯福成立新的战争动员管理部门——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简称WPB），任命西尔斯公司总经理唐纳德·尼尔森为负责人。大批企业家和企业雇员成为战时经济管理机构的“志愿”工作人员，成为“一美元人”。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通俗历史作家阿瑟·赫尔曼在2012年出版的《自由之熔炉—美国产业界是怎样赢得二战的》一书中，描绘了美国是如何成为世界头号兵工厂的工业传奇，其主角威廉·克努森的故事引人入胜。国内翻译出版的书名叫《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值得一读。
克努森在1937—1940年曾任通用汽车董事长，1940年受罗斯福总统之邀任战时生产管理局局长，提出“民主国家兵工厂”口号，战时被授中将军衔。他把汽车大批量生产模式引入飞机制造，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飞机近30万架的奇迹。很凑巧，这本书还提到了底特律萨基诺转向器厂参与战时军工生产之事，这个厂在2009年通用汽车破产时，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收购，现在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股票简称“耐世特”（HK01316）。
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从1940年开始，美国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战争总动员。从1940年7月到1945年8月，美国直接和间接国防开支达3044亿美元，占政府预算总开支的90%以上。1940—1944年，美国新建了2600多家军工企业和兵工厂，有9万家工厂由生产民用产品转为军工产品，共生产了飞机296 429架，舰艇87 620艘，坦克和自行火炮102 351辆，大炮372 431门，卡车1 455 964辆，机枪2811万挺，步枪1740万支，子弹414亿发，炮弹420万吨，军工总产量远远高出轴心国的产量总和，成为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步转败为胜的坚实保障，被称为“民主兵工厂”。
大企业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也得到了丰厚回报，1940年年中到1944年9月，政府的军用产品合同总值达到1750亿美元，其中的一半被实力雄厚的前30家大公司获得，三分之二被前100家大公司获得，排名第一的通用汽车公司甚至获得了合同总额的8%。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汽车公司参与了飞机制造，通用汽车旗下的通用航空公司成为重要的飞机制造商，后来发展为北美航空公司（F-86制造商），再后来成为波音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波罗”计划的参与者）。
在政府采购的拉动下，美国军工大企业在企业规模、技术能力、政治影响、经济拉动、就业创造等方面都开始成为美国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为军工复合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进行了大裁军，军费大幅度削减，美国军工产业进入低谷期。1945—1946年，政府处理掉了总投资达150亿美元、约占全国工业生产能力20%的军工厂。1947年3月，以担当“自由世界守护神”为名，实质争夺全球霸权的“杜鲁门主义”出台。以此为标志，美国从此抛弃了战后立即大裁军的传统思想，进入了“永久战争经济”时代。(https://www.daowen.com)
自朝鲜战争以后的40余年里，美国年度国防开支从未低于1500亿美元（以1982年美元计算），所占GNP（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也从来没有低于5%，军工产业也随之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航空航天军工巨头正是在这一阶段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为了实现对庞大军事力量的长期有效管理，美国国会于1947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军事机构。国会于1949年将国家军事机构正式更名为国防部，并规定了国防部对美国陆海空三军的统一领导地位，这奠定了国防部未来作为军工复合体中政府机构代表的核心位势。对军工产业的管理则基本延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政商同盟格局，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纽带还通过种种途径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如在政府主管部门和军事机构下设有由大公司人员组成的顾问及咨询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政府官员、军方、大公司高管组成的联席会议，加强面向国会的对外军事援助游说等。
在此期间，美国一方面在航空、航天、核武器、航母、潜艇等高精尖装备领域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一方面将三分之一的陆军、二分之一的海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200亿美元的直接战争费用投入了朝鲜战争，还在1945—1960年提供了价值300亿美元的对外军事援助。在巨额军事开支的滋养下，军工复合体终于浮出水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军工复合体并侧重放大其负面影响的出版物，如弗雷德·库克的《战争国家》、维克托·珀洛的《军国主义与工业：核时代的军队暴利》，理查德·巴尼特的《死亡经济》等。在反战舆论的重压下，美国在陷入越战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未进行大规模战时动员，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基本处于同等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除航天领域以外，美国的陆、海、空军工企业普遍存在严重的开工不足问题。许多大型公司被迫关闭已投入巨资的现代化生产线，终止由公司自筹资金的科研计划。“阿波罗”计划完成后，波音公司甚至想利用闲置的土地去种马铃薯。
1980年，以“鹰”派著称的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从收缩防守转为对抗争夺，以重整军备为核心来谋求对苏联全面优势的新战略阶段。里根主义无疑是军工复合体的福音。在里根任期内，美国陆军装备实现了全面升级换代。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UH-60“黑鹰”突击运输直升机等先进武器装备使陆军作战能力有了显著跃升。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建造计划得以重启，昂贵而先进的“洛杉矶”级核潜艇、“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也开始成批列装部队。美国空军则随着C-5“银河”重型运输机的重新生产，KC-10空中加油机等先进机型的获得，重新找回了在16小时内对全球任何地区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和前沿部署的能力。F-22“猛禽”第四代战斗机也开始研制。在航天领域，全球导航定位系统（GPS）开始大规模部署，军用侦察卫星和国防通信卫星也得到了跨越发展。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又经历了一段低潮期。鉴于美国已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老布什政府在1992年提出“地区防务战略”，将美国防务重点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性威胁转向对付地区性突发事件，以防止敌对国家在世界关键地区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
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开始进一步压缩为应对全球战争而建立的庞大常规军事力量。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在1993年“最后的晚餐”上坦率地告知军工巨头们：国防部不能再订购如此多的船舶、飞机和坦克，去满足里根时期被军备扩张扶持起来的众多武器承包商。但军工复合体很快在单边主义时代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1993年起，克林顿政府开始不顾《反弹道导弹条约》有关规定，启动了年均投入过百亿美元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6年后，在军工复合体游说团的推波助澜下，克林顿政府将伊拉克和朝鲜等国列为“无赖国家”，并提出了同时应付两场较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国防建设需求。
2000年，小布什在军工巨头等美国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当选总统后，军工复合体进一步增强了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布什家族，以及小布什政府为重大国防战略问题拍板的“三驾马车”——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均是“鹰”派代表，与军工复合体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布什政府启动的反恐战争为军工复合体提供了一座大金矿。据斯蒂格利茨在2010年出版的《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中的数据，美国仅国会拨付的、已发生和行将发生的投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费用就已超过8000亿美元，每月军事行动成本不断上涨，到2008年已达每月16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每月要为此支付138美元。
从2000年到2022年的20年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股价上涨约20倍。
2022年2月24日俄乌开战日，洛马公司股票每股387美元，年初是357美元；12月30日已涨至487美元。
如今，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鹦鹉螺”号船长认为太平自由的海底已不平静。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再到印度洋，美国的潜艇四处出没，不惜到不熟悉的海域去“撞山”。现在，唯愿地球上的纷争，不要再扩散到太空。
【注释】
[1]［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重铸大英帝国》，覃辉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4页。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1878—1949），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
[2]［美］哈罗德·埃文斯等：《他们创造了美国》，倪波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
[3]［美］哈罗德·斯普雷特等：《美国海军的崛起》，王忠奎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4]Jenifer Van Vleck. Empire of the Air: Aviation and the American ascendan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3.
[5]［美］哈罗德·埃文斯等：《他们创造了美国》，倪波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
[6]［美］哈罗德·埃文斯等：《他们创造了美国》，倪波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
[7]1917年，马丁离开莱特-马丁公司，公司便更名为莱特公司。
[8]1913—192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任美国助理海军部长，主张建设“大海军”。他的夫人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
[9]贝塞尔曾在柯蒂斯-莱特公司、沃特飞机公司、联合飞机运输公司工作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F4U“海盗”舰载战斗机设计师。
[10]1919年，威拉德·罗克韦尔开发了全新的卡车轴承系统，之后创建了罗克韦尔弹簧和车轴公司，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并购重组整合组建了罗克韦尔标准公司。
[11]约翰·诺斯罗普还担任过道格拉斯公司的总工程师，后来自己创立了公司。
[12]格列维奇：苏联米格飞机实验设计局创始人之一。
[13]西科斯基：美国西科斯基飞行器公司创始人，俄罗斯沙皇时期波罗的海车辆厂首任飞机总设计师。
[14]福克：在德国柏林创建了福克飞机制造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