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体育辉光下的暗影
被称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的顾拜旦在他的不朽名作《体育颂》中对体育作了热情洋溢的讴歌，并抒发了对“公平竞赛及美与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纯真理想。兹援引其两节诗文如下：
“啊，体育，你就是美丽！
你塑造的人体变得高尚还是卑鄙，
要看它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
还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
“啊，体育，你就是荣誉！
荣誉的赢要公正无私，
反之便毫无意义，
有人耍弄见不得人的诡计，
以此达到欺骗同伴的目的，
他内心深处却受着耻辱的绞缢。
有朝一日被人识破，(https://www.daowen.com)
就会落得名声扫地。”
顾拜旦在激情赞颂体育的同时，没有忘记警示人们不要跌落于体育路上不道德的陷井。一个世纪以来的体育发展，证明了顾拜旦的忧虑意识具有何等正确的超前性。兴奋剂就是20世纪体育之路上最大的一个陷井。
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20世纪体育所带来的骄人的辉光，然而人们也不能不沮丧地感受到那辉光下始终徘徊着的幽灵般的暗影，而且已经注定，这个体育巨人身上的兴奋剂毒瘤必将跨世纪地遗传到下一个百年。因此在总结整个世纪竞技体育光辉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兴奋剂这个本世纪竞技体育所分娩出的畸胎的来龙去脉和发展演化投以历史的回眸。
从时间轴上来看，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使用兴奋剂和禁用兴奋剂的过程并不是均等的，也不是加法性的累积式，甚至不是线性的递增式，而是指数函数的陡升式，如图所示的曲线可大致地表示其定性的趋向。
在前50年中，兴奋剂的使用并不普及，主要是在赛马比赛中，给马匹注射一定量的兴奋刺激性药物，作为兴奋剂。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属于个别的，散在的现象，远没有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气，因此在前50年中根本没有出现过禁用兴奋剂的理念，更谈不上禁用兴奋剂的措施了。
如果说这前50年可以算是前兴奋剂期，那么，自从50年代以后到70年代这30年，就是兴奋剂的迅速崛起期。其表现有四。第一，兴奋剂的使用从个别、散在型一变而为集中型。从地理上来看，先是集中在欧洲，特别是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的田径运动员首先在洲际级别或该级别以上的大型比赛或运动会上公开使用兴奋剂。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兴奋剂的使用扩散到北美洲，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形成了欧洲和北美两个使用兴奋剂中心。第二，在这一阶段，滥用兴奋剂所造成的恶性事件开始增多。有的运动员滥用兴奋剂直接导致比赛中死亡，有的则酿成远期性的严重疾病或损伤而间接引起死亡。据英国《外事报道》周刊披露，在这一期间，不到45岁就离开人世的运动员中，多数为年轻时滥用过兴奋剂的人。第三，禁用兴奋剂的观念登上体坛舞台。60年代后期成立了奥委会医务委员会及正式的兴奋剂检测机构，但是抑制和打击的力度极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许多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后顺利地获取了奖牌，却未受到任何惩罚。甚至使用兴奋剂还被当作取胜的法宝和经验，正面加以宣扬鼓吹。第四，这一时期的兴奋剂使用在品种上比较单一，在使用方法上比较简单原始。当时所使用的主要品种是激素类物质，方法中的高科技含量较低。甚至只是用简单的早孕法来改变女性运动员在比赛前的体内激素水平。前苏联女子体操运动员奥列卡·科瓦连科（她当运动员时的姓是卡拉谢娃），曾向报界揭露了当时的一件丑闻。
早在1968年，卡拉谢娃是前苏联体操队在奥运会上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的成员之一。她揭露说，当时苏国家体委的官员们强制要求18岁的她同她的男伴同房怀孕，而在妊娠十周时作人流。队医向她解释说，怀孕期间的妇女肌体分泌出较高浓度的雄性激素，有助于增强女子的体力与耐力。现在已侨居国外的奥列卡·科瓦连科回忆道：“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并非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我仅仅是许多女运动员中的一个。把性生活与训练一样规定为我们的‘必修’课程，不愿屈从领导这种安排的运动员面临着被开除的命运，而没有男伴的运动员则被强迫与教练同居。”还有资料证实，60年代时，东德首创了利用性生活与妊娠作为体育竞技中获胜的秘密武器，而前苏联体育界只是进行了效仿而已。一位体育医生甚至对这种早期的兴奋剂方法自我解嘲地回答说：“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某些体育项目中，早期性生活甚至受到鼓励，在艺术体操、花样滑冰，游泳等项目中，重要的不仅仅是成绩与纪录，而且需要外在的情感来表达。女运动员应该富有激情，丰润，曲线化，而性生活对垂体功能有刺激与调整作用，对于女性的情感能产生正面影响。因此在大型体育赛事中参加竞技的女体操运动员，花样滑冰运动员和游泳运动员往往不得不告别她们的贞操。”当然，此类手段在80年代以后，就极少使用了，因为可以直接用合成激素来实现同样的目的，又免除了女运动的其他生理和心理负担。
使用和禁用兴奋剂的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20年，应该是属于激烈对抗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禁用兴奋剂一方与使用兴奋剂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禁用兴奋剂的力度大大增加，在舆论界基本形成了对兴奋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而且也确实有效地打击了一批滥用兴奋搅重点事件的当事人。仅1998年一年，被国际奥委会机构和一些单项协会机构查出并公布的使用兴奋剂事件就达几十人次。似乎兴奋剂这个阴影越到世纪末就越浓地笼罩在体坛上空，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同时，这一时期中所揭露出来的因服用兴奋剂而引起的恶性事件也达到高峰。担任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评选工作的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公布一份报告说，自1985年来，瑞典全国已有34名运动员被查实是因服用兴奋剂而死亡的。刊载该报告的1998年12月的《瑞典每日新闻》进一步分析道，“英年早逝”的运动员在19～30岁之间，大部分是健美运动员。在34人中有11人是1997和1998年两年中丧生的。而且死亡者中自杀者居多。因服用兴奋剂后，在停药后的头3个月内情绪特别低落，极易产生轻生念头和轻生举动。
当然在本世纪最后20年中，使用兴奋剂一方也不甘束手就擒，其手法变幻之高妙多端，令反兴奋剂一方疲于应付，甚至每每在舆论上公开鸣冤叫屈，并对禁用和药检措施提出法律质疑，且确不乏得逞之人。
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为使用兴奋剂和禁用兴奋剂的高科技期，因为对峙的双方均借助于当代的先进科技为武器，展开对攻。虽然尚未决出胜负，但每次交锋都确实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体育圈内外广泛人士的普遍关注，成为竞技体坛中频频被媒体所聚焦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