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兴奋剂的使用与竞技体育相伴而生
以充分显示人类体能为特点的现代竞技体育中的激烈竞争与对抗，驱使一些运动员和教练员寻求各种手段，特别是生化药物或生理技术的帮助，来达到提高运动成绩和战胜对手之目的。
远古时期，人类对生理生化知识无甚了解，但利用特殊物质增加运动体能的原始动机，却早已有之。据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前776年，就有人在竞技比赛中使用过具有刺激作用的物质。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奥运会上，运动员就曾服用过从蘑菇、芝麻中提取的刺激性物质，试图通过影响竞技者的精神状态来取胜。
兴奋剂很早就被使用于动物竞技。16世纪就盛行过在赛马时给马匹注射兴奋剂。在人类体育竞技史中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第一次使用兴奋剂事件发生在1865年，当时发现一名荷兰运动员在横渡海峡的游泳比赛中服用了兴奋剂。1886年，一名英国选手参加在法国举行的自行车越野赛后突然死亡，经医学检查，证明他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这是世界体育运动史上首例因兴奋剂使用过量而导致运动员死亡的报告。
现代体育竞技步入本世纪初叶以来，日趋激烈的争夺使运动员对兴奋剂的依赖越来越大。然而，人们对依赖某些药物来强化体能和提高运动成绩，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首先是因为这种想法和做法符合人们的一般心理。既然能靠服药来维持健康，也就能靠药物来增强体能，这两者的道理应该是相通的。其次，早期的兴奋剂往往并不是某种特异性的药物，而只是一般医疗上使用的常规药物，针对性不强，运动员使用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所以兴奋剂使用后，对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的危害，正负效应均不显著。因此，包括体育界在内的整个社会对兴奋剂的使用是相当宽容的。在体育政策上没有任何反兴奋剂的措施，在技术上更不可能有检测手段。
进入本世纪中叶之后，兴奋剂的使用迅速地蔓延，形成泛滥之势。1950年后，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急剧增加。1952年，在当年的奥运会赛场运动员的更衣室内发现了大量的药物和注射器。60年代，已开始生产出针对性较强的人工合成的药物，专门用作兴奋剂。如东欧某些国家的运动员当时已开始使用类固醇了。特别是对兴奋剂的生产和使用的研究进展很快，新产品不断出现，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剂量逐渐增加。某些以使用兴奋剂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机构建立起来，开始运作。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似乎运动员已经成了体现兴奋剂生理生化和药理效应的高级“实验动物”。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一位丹麦自行车运动员Jensen因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而暴毙途中，给国际体坛再一次敲响了警世洪钟。据资料揭露，60年代有数起由于直接或间接使用兴奋剂而造成运动员死亡的事件发生。(https://www.daowen.com)
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运动兴奋剂的使用非但未能受到有效的扼止，反而更加普遍化和高科技化，表现为所使用的兴奋剂种类的针对性和选择性更强，方法更高明，手段更隐蔽，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据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梅罗德亲王估计，全球一流选手中有30%的人使用过兴奋剂。
70年代初，兴奋剂的使用开始在美国泛滥，特别是类固醇药物风靡一时，这种60年代在东欧运动员中盛行的时尚越洋传到了美洲大陆。美国的某些运动项目，如铅球、铁饼、链球等，服药选手的比例竟高达51%以上。
1982年，前苏联体委主任兼国家奥委会主席格拉莫夫在第二届体育部长国际会议上公开承认，苏联存在服用兴奋剂问题，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承认，在3年时间内就有近300名苏联运动员使用过兴奋剂。
80年代是兴奋剂的“类固醇”时代。各类人工合成的类固醇品种层出不穷，有大力补，康力隆，康复隆，苯丙酸诺隆，睾丸酮，乙诺酮等数十种之多。在所使用的兴奋剂中，合成类固醇占绝大多数，一时间合成类固醇被一些教练和运动员像炒股票和房地产似地炒得爆热，甚至被奉为“冠军的早点”。直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运动兴奋剂的使用已发展到顶点，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在此届奥运会上，有6名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被剥夺原先已获得的奖牌，3名金牌选手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加拿大短跑名将本·约翰逊。东欧某国的举重队因多人服用兴奋剂而整个队伍被撵出场而提前打道回府。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兴奋剂的使用又变幻法术，表现出新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遮蔽剂和内源性物质的使用，这使得兴奋剂的使用更具有隐蔽性。最典型的是用人生长激素等这些人体内本来就正常存在的生理性物质，进行大剂量地外源性输入，从而增加这些物质在体内的含量，以达到改善体能，提高运动成绩的目的。可以说，这种方法目前仍在一定的范围内流行，至今国际奥委会还没有确认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和鉴别。
综观运动兴奋剂使用的历史，不难发现，它是与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相伴而生的。运动兴奋剂的使用是国际竞技体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畸胎，它的产生离不开整个社会这个大背景，其中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科技的，文化的以及竞技体育本身的诸方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