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兴奋剂流行的诱因
当今体坛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已酿成流行病趋势，几乎蔓延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且势头之强劲，犹如信息领域的“计算机病毒”和医学领域的艾滋病。究其原因，盖在于各种社会利益的引诱、驱使，以及社会条件的提供。
1.运动员教练员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
据报刊资料报道，一个西方医学博士曾对一百多名运动员进行调查，问卷上写着：“我给你一片药，它能使你成为奥运会冠军，但也会使你在5年内死去，你是否愿意服用？”所回收的答卷中，半数以上写着：“当然服用。”
在古代，人类体能竞技是早期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胜利者由此可以成为群众的英雄乃至首领，从而获得权力和随之而来的功名利禄，接受人们的欢呼、喝采甚至拥戴，崇拜。历史经过了几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轮回之后，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又一次把竞技体育推向了人类举世瞩目的巅峰地位。
在当今的社会中，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市场化和广告化的气味越来越浓。近十几年来，为在国际比赛中获奖者设立奖金的国家和地区明显增多，且奖金值相互攀比，水涨船高。奖巨额钞票者有之；奖高级住宅别墅者有之；奖名牌豪华轿车者有之。不少大商家巨头还争相诱引体育明星与之签订产品广告合同。社会给予体育竞技优胜者以极高的个人荣誉和社会地位，使他们从凡人变成名人，从穷人变成富人，然后又连锁式地产生各种名人效应，既可以直接成为政府要员，也可以入“海”为商，兴办企业集团，成为耀眼的老板大亨，可谓仕宦荣华之途通达，钱财富贵之源广茂。所有这一切就像点燃赛场上的火炬一样，点燃了某些运动员教练员的求胜欲火。
然而，体育竞技中的胜利毕竟不是唾手可得的。况且，体育运动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要创造奇迹，要更近地趋向极限，已是十分困难。国际体坛强手如林，老将新手相互角逐，毕竟胜者寥寥，败者芸芸。这时，一些求胜心切而又心术不正的运动员教练员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兴奋剂，并将其视为通向取胜之路，实际上也就是通向功名利禄的唯一捷径了。一些滥用兴奋剂的个人行为往往是以利益诱惑为主要原因的。
2.社团利益和政治需要的挟持
运动兴奋剂滥用普遍化、严重化的时期，恰好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东西方冷战时期，这对于兴奋剂使用的历史来讲并非完全偶然。
利用竞技体育达到社团乃至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政治利益和需要，在冷战时代已是十分明显的事实。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国际性比赛场合，各国顶尖运动员同场角逐争雄，胜者可以享受到升国旗奏国歌的政治待遇。因此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取胜客观上成了维护和表现国家（地区）及民族荣耀和政治地位的绝好机会。难怪美国铅球世界冠军达夫·劳特说：“使用兴奋剂，犹如打核战争，对手不善罢，我也不甘休。我们不想拿健康来冒险，但这毕竟是竞技运动，我们必须要为国家争光。”
据美国《新闻日报》透露，在70年代，美国最优秀的田径选手中，约有50%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某些运动项目，如铅球、铁饼、链球等，服药选手的比例高达51%以上。美国运动员70年代初开始服用类固醇，东欧一些国家的选手早在60年代就已服用这类药物。前苏联的国家体育官员在公开场合承认，苏联运动员中在国内药检中没有通过的人数在3年中就有几百例。
实际上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把政治上的争斗投影在体育赛场上，而体育赛场上的竞技又具体地渗透到滥用兴奋剂方面。反过来，可以借兴奋剂来维持其体育强国的形象，进而强化其政治上超级大国的地位。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冷战时期有些国家成立了专门机构，如所谓的“内分泌实验室”或“应用训练研究所”等，对如何使用运动兴奋剂进行研究，一些较著名的研究机构甚至不断生产出新药和发明新的技术或方法，一方面力图减低兴奋剂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千方百计采取遮蔽手法，试图达到既使用兴奋剂而又不被检出来的目的。
最著名的是前东欧集团的一个国家东德，它有专门研究如何使用兴奋剂的机构，有来自官方提供的庞大研究经费，有固定的研究课题，在鼎盛时期研究人员达几百人，全部实验和科研成果均属绝密，不交流不外传。他们从基础研究到药品试制，到唆使运动员服用，都有一整套严密的系统。这个系统保证运动员按照准确的剂量和时间服药，并让运动员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服药。这实际上是一种挟持行为，是秘密绑架式地强制服药。(https://www.daowen.com)
另据材料揭发，加拿大的本·约翰逊一开始也是在受蒙蔽的情况下服用兴奋剂的。这些运动员在并非自愿的情况下，被某一集团的，国家的，种族的狭隘利益或政治需要所挟持和操纵，而使用兴奋剂的事在冷战时期屡见不鲜。有个别国家甚至完全依赖兴奋剂手段而成为体育强国。
3.高科技为兴奋剂使用提供了条件
在高科技的发展为兴奋剂的检测创造了一个接一个更先进的方法的同时，高科技的发展也促使了一种又一种更新型的兴奋剂的问世，并使更有效更具隐蔽性的兴奋剂的研制和使用成为可能。
比如用新的技术手段人工合成的类固醇种类越来越多，衍生物的各种剂型包罗万象，总数已逾千种，其中著名的就有50多种，如大力补，甲基睾丸素，丙酸睾酮，双氢睾酮，苯丙酸诺龙和癸酸诺龙等。还比如血液兴奋剂的应用已从同型异体输血发展为自体血液低温贮存回输技术，使血液保存的时间延长，而且有利于减少回输时红细胞的损失。
至于开拓内源性物质，研制下个世纪的新型兴奋剂也是高科技的产物。如使用人工方法生产出内源性物质再输入到人体中去，既可使体内的有效浓度增加，又能增加检测的难度。然而内源性物质一般都有很强的种属特异性，只有从灵长类以上的高等动物相关的器官和组织中提取出来的同类物质，才可能对人体有效，因此来源匮乏，而限制了其使用。比如人生长激素是一种有兴奋剂潜在可能的内源性物质，但其来源实在不易。一般都是从人体的尸体上摘下脑垂体组织，然后再提取出纯品。提取工艺本身是一项高科技。而且从尸体上摘取器官组织牵涉到法律问题，难以解决。新近据美国报道，已经研究出了用基因方法来人工生产人生长激素。这显然是一项更尖端的高科技，虽然成品很昂贵，但毕竟不需要直接从人类尸体上摘取器官组织，因而不涉及法律程序，只是技术和钱的问题。而且据推测，随着生产手段和生物工程工艺的改进，制造成本有可能下降。因此人们担心，人体生长激素等内源性物质作为新型的兴奋剂而滥用于运动员，在下一个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里将成为可能。
还有一些目的不纯的科研机构还把物力、财力和精力放在如何发明新的使用方法以逃避药检上。比如，如何在药检前稀释血浆和尿液中的兴奋剂浓度，如何掌握适当的使用时间、使用途径和使用间隔，以增加药效，避免药检的阳性结果，等等。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工作集中在怎样在保持兴奋剂增强运动能力的前提下，减少有害作用及副作用。尽管这些研究表面看起来似乎动机也有好的一面，但毕竟在客观上促使兴奋剂滥用者产生侥幸心理，反而使兴奋剂滥用更加普遍。
体育科技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在体育方面的应用，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这是毫无异议的。但高科技在体育竞技中的应用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不能违背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原则，二是不能有害于运动员的健康。而把高科技手段用于发明和研制新的兴奋剂，正是当代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悲剧性影响在体育领域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高科技非但没有为人类的体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反而为不道德的“体育灵魂”的作祟提供了条件，并直接把原本健康的运动员改造成了最终有生理缺陷的不健康的“运动机器人”。
4.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与兴奋剂使用
服用兴奋剂在体育界引起的震荡最大。然而，滥用兴奋剂并不只是体育界的专利。在西方某些国家中，滥用兴奋剂和滥用毒品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兴奋剂中有些品种本身就是毒品，而在毒品中有些品种也就是兴奋剂。由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趋于颓废，有世风日下之势，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滥用兴奋剂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据1990年美国健康与人服务署的调查报告，估计美国约有25万青少年服用兴奋剂类的药物。加拿大一个机构在1993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披露，该国有8万多名11～18岁的青少年在过去的一年中服用过兴奋剂药物，该报告对1.6万名中小学生所作的调查还发现，在16～18岁年龄段的人中间，5.5%的男孩服用类固醇，大约有26.5万名加拿大青年服用止痛剂，9.4万人服用酒精类兴奋剂，80万人服用咖啡碱。而且药物的服用均不是在医生准许下的治疗性使用。
如此大范围的人群滥用兴奋剂，其目的既不是出于治疗疾病的需要，也并非都是为了在竞技体育中获得优异成绩。其中一部分人是出于所谓改变体型的需要，美其名曰，为了健美，还有更大一部分人则是仅仅出于好奇，追求刺激和心理幻觉。
而运动员大部分都是青少年，他们自然也受到世风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滥用兴奋剂的行列。应当承认其中有些人可能并非出于个人利益欲望膨胀或其他力量的驱使，而完全是作为“生活习惯”，使用了兴奋剂。比如马拉多纳的药检阳性，据说主要是他的吸毒习惯而产生的。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之后，首先是马拉多纳因吸毒被停赛，大伤了阿根廷队的元气。接着另一名主力队员卡尼吉亚又因吸可卡因“坐球监”13个月，给阿根廷队带来了雪上加霜的沉重打击，以致报纸上出现了“可卡因害了阿根廷队”的标题。可卡因既是毒品，也是兴奋剂。人们分析卡吉尼亚药检阳性的原因是吸毒，而不是“为了提高运动能力吃兴奋剂”。因此有吸毒恶癖的运动员，在兴奋剂药检中肯定是过不了关的。所以即使在西方，一些严格的教练员对有吸毒行为的运动员，也是忍痛割爱，只能“格杀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