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人口的减耗
东汉统一帝国崩溃之后，形成南北分裂、三国鼎立的局面。各个军事集团之间转相攻伐，北中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仲长统《昌言·理乱篇》云：
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1]
大片的土地荒芜，无数人民死于战乱，或者向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流移。人口的减耗成为当时乃至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占据大河南北广大地区的曹魏政权，辖境内的著籍户口非常寡少。《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条有如下记载：
（魏氏）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按《三国志·魏书》及《晋书·地理志》均缺载曹魏户口，《通典》所载大抵是据魏灭蜀后的合计数推算而来。
以《通典》所载曹魏时期户口数，比照《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相当区域户口数，可知人口的减耗十分惊人。
曹魏景元（260—264年）中所辖司、冀、并、幽、凉、雍、荆、兖、豫、扬、青、徐十二州及西域长史府，其范围大抵相当于东汉时期的司隶、冀、并、幽、兖、豫、青、徐、凉等州、西域长史府以及荆州的南阳郡、南郡的襄阳一带、扬州的庐江郡一带。其中庐江郡在三国时为魏吴交兵之地，襄阳一带人口迁移不定，西域长史府户口无考，这类地区可略而不计。仅由上举东汉诸州郡（国）相当区域内的人口数字，即有五百六十四万八千七百户，三千一百三十七万一千零六十九口，且扬州之庐江郡、荆州南郡之襄阳户口数不计在内。这个数字，就比《通典》所载曹魏时期全境户数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多出约七点五倍，口数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多出约六点一倍。
曹魏人口的锐减或可从战乱中丧亡乃至饥荒、疾疫等方面获得解释。人所共知，当时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耗是可惊的，但也决不致如此之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官府和私家佃客不列于州郡户籍，详见下文。
在南方孙吴境内也看到户口减耗的情形。《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注引《晋阳秋》：
（王）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
孙吴所领四州指荆、扬、交、广四州，范围大抵包括汉代扬州、交州、荆州大部。按三国时荆州除南阳郡和南郡的襄阳一带为曹魏占据之外，大部为孙吴所有。据《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荆州共有一百三十九万九千三百九十四户，六百二十六万五千九百五十二口，即便减去南阳郡、南郡二地户口，大致仍有七十万八千二百七十三户、三百零七万八千七百三十口，[2]仅此数字，就远高于孙吴图籍所载户口总数，何况南郡所属十七县，只有襄阳等县为曹魏所有，江陵等十余县仍属孙吴。
孙吴之扬州，共有六郡，其中庐江郡在长江以北，为魏吴兵争之地，姑不列入孙吴辖境。仅江南部分吴郡、会稽、丹阳、豫章、九江等五郡在东汉就有九十一万九千七百零四户、三百九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五口，比孙吴全境户口数多出近一倍。东汉交州旧境七郡尽为孙吴所有，据《续汉志》，交州之郁林、交趾两郡户口失载。按郁林十一城，交趾十二城，与苍梧郡城数略同，比照苍梧户口数，估计七郡相加大致接近四十万户、一百五十万口上下。[3]合计上述东汉荆、扬、交三州相当孙吴辖境的户口数约有二百零二万七千九百七十七户、八百四十九万二千五百八十五口，比孙吴户数多出近二点九倍，口数多出约二点七倍。
孙吴荆州人口的减少可以找出一些原因来。我们知道，当曹操退出江陵时，整个荆州一片荒残，《三国志》卷三七《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言统说刘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可知这一地区经济的破坏、人口的丧亡都是非常严重的。又比如前面提到的荆州南阳郡、南郡襄阳一带为曹魏控制，还有刘备入川时曾带去一部分荆州兵民等等，则荆州户口较之东汉大为减少似可得到解释。但孙吴扬州的江南部分除孙策占据江东时有过几次战事，基本上未遭大创，交州也基本上未遭战争破坏，而且当时还有大量人民由北方渡江南迁。如《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称：
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仅一次南迁就有十万户之多，此外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南渡事例屡见记载，我们无须一一列举。[4]大量的北人南渡，加上孙吴政权迫使山中汉越人民出山，江南人口理应大为增加，但官府户籍上的数字却又如此之少，而且在这极其有限的著籍户口之中，成丁者仅占很小比重，大多是残老之人。《三国志》卷五七《吴书·骆统传》云：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统上疏曰：“……今彊敌未殄，海内未乂……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https://www.daowen.com)
户口耗减竟到了“少有丁夫”的地步，以致骆统如此焦虑。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上列王濬受降时所收孙吴的图籍，内列“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则吏、兵似不算在“五十二万三千”“正户”之内。按兵、吏以后在东晋南朝亦属特殊户口，一般是不列于正式户口的。三国时代之吏分立于民籍之外，不只是吴国，蜀汉也是如此，而且有迹象表明，魏晋同样如此。[5]但据上引，兵、吏都有口数，无户数，又似不列于户籍之外，即使将兵、吏加上，也同样少于东汉。关于三国时代吏、兵之作为特殊户口问题，拟另文探讨。我们只是指出，即便将吏、兵列于民户之内，孙吴境内的著籍户口总数仍然较东汉旧境为少。我们知道，早在孙权赤乌五年（242年）即有“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6]，以此数字与《晋阳秋》所载孙皓天纪四年（280年）的户口数相比，可知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时间内，孙吴户数未见增加，口数反而减少了十万。
蜀汉的户口也有同样的问题。据《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刘备章武元年（221年）“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7]。后主时微有增加，《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云：
（刘）禅……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后略）。
按自先主章武元年（221年）至后主炎兴元年（263年），长达四十二年间，蜀汉户数增加了八万，口数几乎没有增加。以此数字，对照《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益州刺史部户口数，可以知道其下降情况。
蜀汉时益州所辖地域与东汉略同。虽汉水、大巴山以东地区为曹魏所有，但北部的武都、散关、羌道、白马一带尽为蜀汉所据，大致范围差别不大。然而在这同一地区，东汉时约有一百五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七户，七百二十四万二千零二十八口，蜀汉时期的户口数与之相比大大下降。即以后主炎兴元年（263年）的最高数字相比较，户数下降约81.6%，口数下降约87%。而我们知道，蜀汉境内相对安定，战争破坏的程度远比中原地区为轻，而且有不少流民入川，刘备离开荆州时亦带去不少兵民，而著籍户口反而大幅度减少。
我们不妨将魏、蜀、吴三国人口数字与东汉永寿三年（157年）户口数作一比较，以概见三国时代人口减耗的基本情状（见下页）：[8]
由下表可知，三国时期著籍户口总数约有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户，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口。与东汉永寿三年（157年）相比，户数下降近86.3%，口数下降86.4%强。
著籍户口数字的急剧下降直到西晋太康年间才略见回升。《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载太康初户口有云：
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9]
晋初户口的增加主要在于废除民屯和诏禁募客以及在一个时期内社会的相对安定。我们知道曹魏时期的民屯户是不属州县管辖的，因而曹魏户籍中不包括屯田民。魏末晋初接连两次宣布废除民屯以均政役，[10]将屯田民改隶郡县，登录于民籍。晋武帝践祚之后，又先后下诏禁止私自募客。[11]这些措施当然都是太康年间户口回升的重要原因。但即使是回升，较之东汉时期仍属减耗。兹将西晋太康元年户口与东汉永寿三年户口数对照如下：
西晋同东汉一样为统一王朝，但官府直接控制的编户却大大减少。户数下降77%，口数下降71.4%，下降幅度仍然很大。
西晋太康初年的户口数不仅远少于东汉，而且比以后北魏正光（520—525年）以前的户口数字也大为减少。[12]可以证实太康户口虽有增加，但主要是在曹魏境内，这与废除屯田、诏禁募客有关。
魏晋户口下降的原因虽有多方面，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魏晋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户口沦为私家的佃客。关于这一点，将在下节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