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理学

从研究名实出发的学问即是名理学，亦即上述刑名之学。名理家大抵以名辩方法考察名实关系，作为推行正名与循名核实政治的张本，具体地说，就是企图在理论原则上决定选举和人与职位配合的标准。《潜夫论·考绩篇》称：“是故有号者必称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意林》卷五引《物理论》云：“国典之坠，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名理学，由于特别重视人物的考察，所以古人曾将专论人物的一类著述列入名家，如《隋书》卷三四《经籍志》子部名家类有魏文帝《士操》一卷，刘邵《人物志》三卷，等等，此不备举。当然魏晋名家的范围十分广泛，大抵包含儒、道、名、法各家的成分。

魏晋名理学家不限于名辩之术而推广到政治理论，仍然与先秦名家的理论有关。《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枢言”四篇，据郭沫若同志考证为宋、尹文的遗书，[7]其内容大致是检查刑名以求正名而最后归于无名，这正是魏晋思想从名理发展到玄学的途径，其中《心术篇》特别注意道与德即心与器官、君与臣之分，更契合于魏晋玄学的政治理论，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理与先秦名家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名理学家既然采用名辩之术，故在著论中讲究逻辑，注重论难。史称“傅嘏、王粲校练名理”；钟会“精练名理”；嵇康“研至名理”，表明这一类文章都以精当有条理著称。《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载鲜之《滕羡议》云：“自非名理，何缘多其往复。”由于名理重论难，所以每一命题往往彼此非难，反复研讨，例如才性之辩，言意之辩，宅无吉凶，自然好学，养生诸论都是正反两面互相诘难，从而使名理显豁，这是采取了名辩方法的。

初期名理学家大抵由检察名实，特别是由考察人物以至于循名责实，使人位相称，因此与法家相近。一到稍后，便转入了道家。这是由于两重原因。其一是理论本身的发展。如前述《管子》中所包含的名家理论就表明名家的刑名与道家的无名相关，追求名理必然要归宿到无名。就道家理论而言，凡是有名就有限制性，是器，是用；在政治上即是臣道。名理学是一种政治学，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的臣道是可以循名责实的，但执行循名责实的最高主持者即君道却应该没有限制性和具体性，是道，是体，因此必然无名。《管子》卷一三《心术篇》云：“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迕，无所位迕，故遍流万物而不变。”正是说明这个道理。魏晋时期的刑名或刑名著作，诸如刘邵的《人物志》，其所论君德即从检核刑名出发而转取道家君道无为之旨。内容本为刑名家的钟会的著作，却名之以《道论》，“盖因当时论刑名者往往提高到道的原则，即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8]。其二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名理学本来是适应名教之治的动摇而兴起的。曹魏政治即是与初期名家相配合的名法之治，要求检察名实，裁抑大族，扩大君权。到了齐王芳时，君权削弱，门阀士族力量上升，政治趋于宽缓，皇帝徒有虚位，于是由综核名实转而提倡无为，即如《文心雕龙·论说篇》所云：“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时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总之由于理论本身的发展，更由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名理学遂由刑名归本于道家，并最终形成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