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衰微与名教之治的动摇
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经济和政治、军事变化的同时，思想界也起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魏晋玄学的形成。
我们知道，西汉前期盛行黄老之学，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遂在思想界被定于一尊。但两汉列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大体上与阴阳家合流，包含着大量的谶纬迷信成分，各种荒诞怪异的说法充斥于解释经典的文字中。今文经学的另一个弊端是章句烦琐支离。汉代采取通经致仕、恪守家法的制度，经师章句之学十分发达。所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1]西汉后期兴起的古文经学，反对荒诞无稽的谶纬迷信，注重名物文字的训诂，轻视枝蔓琐碎的章句，是对今文经学的一种改革。但由于今文经学中谶纬迷信内容是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所以某些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忍时人的厌弃章句，甚至还下令删节章句，却不肯放弃谶纬之学。因此古文经学始终流行于民间，未能取得正统官学的地位。而且古文经学偏重训诂，也是相当的烦琐。东汉中叶以后的马融、郑玄学通今古，在注经中“网罗众家，删裁繁芜”，但郑玄在对各家学说的调停取舍之间，仍难免芜杂，而且由于兼采今文经学的纬书怪说，亦未能摆脱谶纬迷信的影响。故郑学虽然一时“为天下所宗”，普遍流行于北方，但同样未能动摇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
总之，作为两汉正统官学的经学，由于自身固有的弊端，日见衰微，不少学人早就对之表示厌弃。而当汉末大乱，统一王朝解体，通经致仕的道路中断以后，经学的衰微更是无法逆转。史称汉魏之际“纪纲既衰，儒道尤甚”，以致曹魏京师上万名大小官吏和太学生中，通经知礼的“略无几人”。[2]经学既已衰微到这种地步，学术上的变化或者说新思想新学说的出现，已是不得不然了。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正是在两汉经学衰微的情况下出现的。
经学衰弱以后，玄学在魏晋之际形成一种时代思潮，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尽管魏晋玄学崇尚玄远，追求虚无，但它仍是一种反映现实社会政治的哲学思潮。从某种意义上，魏晋玄学的形成正是开始于对东汉名教之治的研究，而又归属于魏晋时代的实际政治。
我们知道，东汉以名教治天下。所谓名教即是因名立教，内容包括政治制度、职官设置、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依据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选拔人才，使被选拔的人才与所居职位相配合，做到人尽其才，官称其职。当时的选举标准即所谓经明行修，尤其注重人的道德操行。而名教政治最重名声，一个人的名气越大，社会政治地位越高。因此当时人为了追求声名，常常采取诡异的行动，其结果自然是矫饰虚伪，名不副实；或者交结朋党，彼此标榜。对于这些追求声名的弊端，汉魏间有不少政论著作，如王符《潜夫论》，徐干《中论》，刘虞《政论》以及刘邵《人物志》等，都曾指出并加以激烈批评。经历东汉末年的动乱，尚名之弊更加突出。因为依据名教标准所选拔的官僚由于盗窃虚声，名不副实，并不能应付时局，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统治者感到名教标准难以选拔自己所需要的人才，甚至对这种基于儒家伦理道德的选举标准乃至整个名教之治发生怀疑。
两汉经学的衰弱使过去定于一尊的儒家学说不能维持以往的尊严，儒家所主张的名教之治亦因尚名之弊趋于破产。经学的衰弱虽然并不意味儒家的纲常名教已不再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但这种衰弱的经学却无力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作出理论论证。统治阶级必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和统治法术，传统的纲常名教如果不能放弃，也必须得到新的理论论证，以获取新的生命。在汉末大乱和统一皇权解体的情况下，这种新的理论的出现，对于统治者来说，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政治问题，其中尤为迫切的，是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标准来选择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人才。新的思潮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https://www.daowen.com)
由于统治阶级中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不同，从而所寻求、所发展的理论各异，也由于儒家学说独尊地位的丧失，我们看到魏晋时期的思想界表现得十分活跃。当时有不少人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在儒家之外寻找新的理论；也有人突破汉代经学传统，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还有人试图综合各家，别创新说，总之是百家争鸣，各售其说。
在各派学说中最先获得重视的是法家和名家。三国时期的政治领道人物大都崇尚法术，曹操对东汉以来追求虚名、朋党标榜的风气尤其深恶痛绝。他认为依据虚伪的道德行为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足以应付当时的政局，故对汉代选举中的名教标准采取轻蔑的态度。从建安八年（203年）到二十二年（217年），他以统治集团领袖身份先后四次下令，宣布重才能轻德行的选举标准，悍然提出“行”先于“名”、唯才是举的口号。从曹操到曹叡，又先后发动几次巨案，以制裁浮华朋党。由于曹操及魏文帝、明帝均重法术，儒学的地位在当时十分衰微。《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附子恕传》有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文心雕龙·论说篇》亦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西晋人傅玄则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3]不仅魏国，吴、蜀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诸葛亮治蜀厉行法治，号称“循名责实”，“赏罚必信”。刘备给后主的遗诏中，谈到诸葛亮曾为刘禅“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要他学习。[4]孙权也是尚法重刑，陆逊曾上书要求施德缓刑，遭到孙权的坚決拒绝。[5]当时还有不少学者在那里研究和提倡法家学说，有的虽然没有公开标榜申、韩，但从他们的论著中可看出明显的法家倾向。
与法家相关的是名家。名法二家均言循名责实，故二者关系十分密切，这从前引《文心雕龙》“魏之初霸，术兼名法”的论断可知。魏晋时期运用先秦名家论难之术讨论问题的颇有其人，其中晋人鲁胜在所著《墨辩序》中，称名辩之学是政治教化的标准，并把“别同异，明是非”、“以正刑名”的名学（亦称刑名学），同孔子的正名和法家的循名责实联系起来。大约出自魏晋人之手的今本《尹文子》亦是讨论刑名问题的著作，仲长统序其书云“本于黄老”。魏人钟会是一位“校练名理”的刑名家，其书却名之为《道论》。同时人任嘏的《任子道论》，《隋书·经籍志》列为道家，其内容也属于刑名。可知名辩之学又与道家相通联。
名法二家之外，儒、墨、道德、纵横以至兵家都在魏晋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传统上已定于一尊的儒家之道丧失或削弱了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特别是名法二家的兴起，正是有鉴于儒家的“不周世用”和东汉名教之治的“名实乖滥”。各派的论著与其说在研究先秦诸子，不如说是在研究现实政治，也就是根据儒家以外的理论针对名不副实的名教之治进行批判、分析、辩护乃至纠正。因此诸家议论大多聚焦于名实之辩特别是人才选拔中的名实相背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仍不外儒家的正名与法家的循名核实，由此进一步推论，势必会归结到道家的无名。这样，从研究名实出发的问题，就沟通了儒、道、名、法诸家，而不再局限于名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