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玄学的形成
西汉初年盛行的黄老之学也是政治学，即所谓君人南面之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在政治上的地位低落。尽管东汉时期也还有人鼓吹道家，反对儒家，以自然非难名教，但终究声势不大，影响有限，其末流支脉竟演蜕为一种宗教或者一种养生术。道家学说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足以同儒家抗衡，则是在玄学兴起的魏晋时期。
兴起于曹魏后期的玄学是反映这一时代的新思潮新学风，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但并不否定儒家。所研究的课题是本末体用问题，即本体论的研究，在政治上是自然与名教之辨。这一新思想新学派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可以概括地分为在朝的正统派与在野的激进派。他们的区别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
在正统派玄学家中，最先由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的是何晏。他在《无名论》中指出，“自天地以来”，万物都是“有所有”，即是有名的。但有名的都是具体的，部分的，不完全的，从而有限制性。只有无名之物方可拥有天下之名。无名为道，而圣人体道，故圣人无名。唯其无名，才可以遍以天下之名名之；唯其无所有，故能用有所有。这是理想的圣人，也是理想的帝王，例如尧即是。何晏虽推重无名，却不废有名，因为自天地以来，都是有所有，重要的是能“复用无所有”。这与王弼注《易·复卦》“复者反本”之意相同。何晏的本意并不反对名教，只是说名教应复本于自然。传世的何晏论文很少，还有一篇《无为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与《无名论》主张相同。何晏身前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主选举时号称得人，他还有关于礼制的论著，可见并非“祖尚虚浮”，不关心世务，更没有企图破坏名教。他所提出的无名、无为出发于名理而又批判了曹魏的名法之治。
在朝的正统玄学家是不想破坏名教的。当汉魏之际，尽管名教之治的理论由于曹操执行尚才不尚德的选举政策开始动摇，尽管统治阶级曾经努力在诸子百家的学理中努力搜寻且不无所得，但这些都不意味着儒家的纲常名教不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相反，儒家的道德伦理仍是统治者维持现存秩序所必需的思想武器。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本是在日益发展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通过名教之治以取得政治地位的，黄巾起义的打击权贵和曹操的反对名教曾使他们的地位一度有所下降，但世家大族终究是曹魏统治集团不能不依靠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优势，从学门、儒族发育起来的世家大族绝不愿意破坏名教。而名法之治经过曹魏三帝的全盛时代，到齐王芳时随着曹魏政权的没落趋于消沉，儒家学说抬头的时代显然已经到来。但名教之治在前一段时期由于自身的弊端曾经遭到批判，新起的玄学正在思想界流行，道家的自然已经提了出来。因此在存废名教的问题上首先要说明不废名教的理由，巧妙地将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为名教作出新的理论论证。开始提出“自然”的夏侯玄，提出“无名”的何晏，都已经不反对名教，而真正将名教与自然统一起来的，乃是年轻有为的哲学家王弼。
王弼的学说内容丰富，在思想界影响甚巨，所著《周易注》、《易略例》、《老子注》，对本末体用之辨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发挥。在王弼的理解中，“无”为本，“有”为末，但去“有”亦不能体“无”；自然是本，名教为末，但名教即是自然的体现。他认为名教不可能废弃，就因为它即是自然的体现。他把易道解释为宇宙有规律的发展，一切事物有变化，但都遵照一定的条理次序进行，这样整个宇宙运行不是“妄然”，而是“必由其理”。这个理就社会人事方面来说，应该就是现存的封建秩序，这种秩序又是本之自然的，故人世一切变化只能在现有秩序下遵照一定的轨道进行。则王弼对自然的尊崇体现于人世社会就是对现存封建秩序的肯定。
何晏、王弼的学说都不否定儒家，王弼更是在综合儒道两家。《三国志》卷二八《钟会附王弼传》说弼“好论儒道”。他从来没有菲薄孔子，甚至更推尊孔子。同书注引何劭《王弼传》称弼云：“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他把孔子尊为圣人，驾于老子之上，但是这个圣人却是体无以应有的圣人，乃是道家的圣人。
王弼用一套十分精致的玄学理论综合儒道，即用一种发展了的道家学说来解释和论证儒家的合理性，使名教合于自然，从而解决了名教的存废问题，而这正是现实统治所迫切需要的。
我们知道曹爽被杀以后，魏朝政权实际操于司马氏之手。司马氏为河内的儒学大族，所谓“本诸生家，习礼来久”，十分注重礼法。司马氏的政权基础同样是高门大族，特别是儒学世家。晋室开国元勋如颍川荀氏，平阳贾氏，颍川钟氏，东海王氏以及河东卫氏等，大抵都是东汉以来的学门。所以司马氏统治集团重又提倡名教，特别重视维护家族秩序的孝道，以配合门阀政治统治。而何晏、王弼等在朝的正统玄学家综合儒道、统一名教与自然的学说，重新为名教找到了理论根据，正好适应司马氏当国以后儒学复兴的要求。(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在野的激进派玄学家却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他们看到号称恪守礼法的司马氏家族一边提倡名教，一边又翦除异己篡夺曹魏政权，因此从口头到行为上对这种虚伪的名教深表轻蔑与反抗，将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阮籍、嵇康便是这一类玄学家的代表。他们所追求的乃是庄子的逍遥，他们的理想人格不是何晏提出的尧，而是超出世界的“大人先生”。他们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认为不合自然，因此要抉破礼法，非尧舜，薄周孔。《晋书》嵇、阮等人列传和《世说新语》的“任诞”等篇，记载了不少这一类人的放荡故事，其事未必尽皆可信，但所表现的总的精神风貌却大体不错。当然，有如不少人所指出的，嵇、阮等辈实在并非要真正破坏封建道德，他们在言论和行为上趋于激进绝非无缘无故。
《太平御览》卷三一引《竹林七贤论》称阮籍的家族“前世儒学”，“内足于财”，只有他这一支好尚道家，而且贫寒。《晋书》卷四九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则其思想转向激烈当在司马懿与曹爽激烈斗争之时。他的著作中有一篇《通易论》，其中屡次提到的先王即是一个有为的、制作的圣人，且承认上下、君臣、贵贱各有定分。他作《乐论》说“礼踰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可证他并不反对名教，甚至不主张无为。这一类作品大概还是他抱“济世志”时所撰。及至他写《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时，则竭力反对名教。特别是在《大人先生传》中，嘲笑礼法之士如裈中之虱，大胆地反对君臣贵贱之别，指斥“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然而这未必是阮籍对于礼法名教的真实态度，当是有感于西晋君臣的虚伪礼教而发，旨在讥刺大孝何曾、荀顗之类的伪君子和庸碌之辈。阮籍之蔑视礼法不仅形诸文字，而且还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他的这类故事人所熟知，兹不赘述。
嵇康自称非尧舜而薄周孔，他所写的《与山涛绝交书》、《自然好学论》，都推崇老庄，非毁仁义名分以至六经，《养生论》更明确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在行为上一如阮籍，追求真率自然，蔑视虚伪的礼法规范。但史称嵇康“在学写石经古文”，表明他注重经学。他在《家诫》中，叮咛周至地规劝儿子既要谨慎处事，又要做一个大谦大让顾全大节的忠诚烈士。可知他和阮籍一样，所非议的只是现实社会中的虚伪名教和那些标榜礼法而阿谀逢迎的朝士，其内心深处对于儒家所提倡的伦理价值倒是非常固执。他们理想中真率自然的人格仍然与儒家伦理道德不可分割，但他们认为伦理道德本之自然，不须借助虚伪的名教表现。假若不把名教解释为虚伪的礼法，阮、嵇与正统玄学家在名教本于自然的问题上并无实质性冲突。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云：
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享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烝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
按嵇康作《养生论》，向秀作《难养生论》，认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因此“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而崇高莫大于富贵也是“关之自然，不得相外”，向秀的说法近于为纵欲自肆辩护，所以嵇康驳他圣人只是不得已而临天下，并非“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
嵇、阮蔑视礼法的种种放诞言行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即针对虚伪的名教，所谓“有疾而为颦者也”。然而这类轶出名教范围的种种行为却造成了一种任情纵欲、消极享乐的风气，到晋惠帝时更为流行，不少门阀贵族子弟竞相效法，上引向秀的《难养生论》，特别是张湛的《列子注》，充分表达了为任情纵欲辩护的思想。在野的激进派玄学由之分化为两种派别，沿着两种不同的思想道路发展。但这两种派别的发展都不利于现实政治。第一，这种任情纵欲的放诞风气如《抱朴子》所说，京洛的公子王孙都染上了，他们无视礼法规范，奢侈荒淫，不问世事，号为自然。而这些公子王孙正是门阀政权未来的统治骨干。他们的颓废放荡不仅损害门阀统治赖以维系家族门户的伦理基础，而且因不问世事无法执行其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任务。第二，嵇、阮反对名教的理论如果继续发展必然危及现存统治。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已经有反抗现实政权的倾向，发展到极端便是鲍敬言的无君论，公然提出无君的主张。他认为君臣之道只是强凌弱、智吞愚的结果，以致“役彼黎烝，养此在官，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于是，“劳之不休，夺之无已，田芜仓虚，杼轴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无乱，其可得乎？”认为一切乱源，皆因“有君”，基本上无所谓仁君，不过“盗跖分财取少为让”而已。所以应该恢复上古无君之世，才是天下太平。鲍敬言的无君论只见于《抱朴子·外篇》卷四八《诘鲍》，或以为实无其人，系葛洪所虚构。但从嵇、阮这种思想脉络发展下去，出现无君论是合乎逻辑的，葛洪即使能虚构一个代表人物鲍敬言，但这种思想却不是虚构。这种思想对于统治者显然十分危险，而其说同是出于流行的道家著作《庄子》。
上述两种从在野激进玄学出发的倾向，不但像葛洪那样的旧派人物要大声疾呼、斥责，就是正统玄学家也甚不以为然，觉得要加以纠正。《晋书》卷四三《乐广传》云：“是时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乐广也是玄学名士，他的意思是说名教中就能得自然之趣，就能体道，这是申述自然名教合一之说来纠正不要名教的放恣之行。而以玄学家的立场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裴頠的《崇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