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商业发展的相对缓慢
北方自永嘉乱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城市荒废，常规商业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然而正由于物资匮乏，商人更得以乘机攫取暴利，北边少数族统治阶层也很需要商人为之效力，以便满足其奢侈品和其它物质的需求，所以北族君主显贵周围经常有商人活动。如苻秦时达官贵人多喜欢与富商大贾来往，商人赵掇等“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被任为“国卿”。[96]北魏早在拓跋猗㐌时代，即有“洛阳大贾赍金货”随行，[97]可知晋朝商人已深入到拓跋族内部。《魏书》卷三〇《安同传》云：“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父屈，仕慕容暐，为殿中郎将，苻坚灭暐，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按以安同为安世高之后自不可信，他大概是世代经商的胡人。安屈友人公孙眷也是商人，故安同“随眷商贩”，安屈之为前燕殿中郎将，大约是以商人得官。安同在魏初显贵，实际上当时留居于拓跋部落并取得重要地位的商人并不止于安同，由此可知魏初商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98]
北魏前期百官不给俸禄，既是部落遗风，也是永嘉乱后北方诸政权的传统惯例。《魏书》卷七《高祖纪》载太和八年六月百官给禄诏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釐改。”又说：“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班禄与罢商人相互关联，表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都专置商人，他们的任务就是经营货殖，为官僚提供财物。据《魏书》记载，魏前期“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故“牧守之官，颇为货利”。如崔宽为陕城镇将，因“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来往”，以致“家产丰富”。[99]这些从事货利、贩贸的当是官府所置的商人。《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记平城宫廷云：“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皇室宫妃以婢使生产，经营贩卖这些生产品的当然不可能是这些妃嫔，我想也像诸官僚机构一样设置商人。大致北魏早期自宫廷妃嫔以至各级官僚机构都设置商人，为他们殖货求利。当然，商人也即在贵族官僚保护下为自己增殖财富。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总之，在北魏前期，商业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商人活动与拓跋皇室、贵族官僚和官府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当时北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也恐怕与拓跋族社会及其政权特点有密切的关联。
孝文帝统治时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社会经济明显增长，常规的商业活动得到恢复。迁洛以后，这个历经波折的昔日名都又成为北方商业中心，市场繁荣，估贩云集，居民多达十余万户。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商业市场已由晋时的三个增加到六个，在新设的大市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包括附近的延酤、治觞、准财、金肆各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来洛阳做买卖的外国商人亦络绎不绝，所谓“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北魏宣武帝时商业更为兴盛，史载当时“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但奢侈品贸易所占比例甚大，所谓“珍货常有余，国用恒不足”[100]。东魏北齐时商人与权门紧密勾结，史称“富商大贾，多被铨擢”；“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101]首都邺城商贾势力充斥，其中所谓胡商亦特别活跃。
然而孝文帝迁都后洛阳的商业繁荣，很快随着魏分东、西以及齐、周对峙后长期争战而化为乌有。邺城的繁荣是北齐时商人势力的膨胀以及定都的结果，即一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并不具有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没有看到北方出现类似南方的草市，货币行用也远不及南方普遍。《魏书·食货志》称，“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当时充当交换媒介的基本上是实物，反映了北方交换经济的萎缩。孝文帝时始诏天下用钱，直到太和十九年（495年）才开始铸造太和五铢货币，标志着北方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太和铸钱之后，宣武帝和孝庄帝时也都铸造过五铢钱，但钱币不足和币制混乱的现象始终存在，布帛仍被当作最重要的货币使用，从而构成影响北方商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因素。事实上北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远较南朝落后，北方不仅未见到自然形成的草市，洛阳也不见非官置的小市。陈寅恪先生根据《魏书·甄琛传》所云“今伪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指出：“南朝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北朝虽晚期亦征关市之税，然与南朝此税之地位其轻重颇有不同。”[102]根据有关史载，北魏直到明帝孝昌二年（526年）始征市税，名曰入市税，“入者人一钱”，那是由于“国用不足”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前废帝普泰元年（531年）罢除市税与盐税，及至北齐末武平六年（575年）方因“军国资用不足”，由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建议：“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按颜之推为梁人，他的建议的依据就是南朝商税制度。闵帝元年（557年）亦即北周政权取代西魏之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初税入市者，每人一钱”。同年五月杨坚辅政，复罢入市税。[103]总之，北朝后期始征收入市税，且被视为苛政，常在存废不定之中。关税的征收仅见于武平六年（575年），比市税征收的时间更短。关市之税即使在征收之时，也在北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确与南朝“崇关廛之税”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当然与南北商业的不同发展状况有密切的联系。(https://www.daowen.com)
与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交通条件来看，南方可兼资舟车，水运交通历来发达。北方河流利于航运者少，造船技术亦相对落后，平原大地不能不偏重于陆运。陆运自然不如水运便捷，而且成本更高。《魏书·食货志》载三门都将薛钦上言有云：“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他算了一笔账，在华州雇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如果以船代车，从每车的雇绢中取出三匹，那么，十三车合三十九匹绢，即可造一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雇价，远者五斗布一匹”，一车合八十匹布，而造一艘装七百石的船，只要三百匹布，计七百石私雇价为一千四百匹，即可余布一千一百匹，即使扣除上船前下船后的短途陆运费等，仍有较大盈余。从薛钦上书足见舟车运输成本的差异。当时录尚书事元雍、尚书仆射李崇等也赞同薛钦上言，认为“舟车息耗实相殊绝”。实际上早在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薄骨律镇将刁雍即认为要保证六镇军粮供应，只有改车运为水运，那样不仅可节省转运时间，而且“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废牛力，又不废田”。[104]上述足见北方水运条件不如南方，陆运成本较高，这自然要影响商业交换和商品的流通。
北朝手工业也有自己的特点。北魏初灭后燕，曾徙百工伎巧十万余口至代京，可知后燕的百工伎巧已是特殊户口。北魏将这些百工伎巧按照专业分别编户，那时还没有设置传统的宫廷和官府作坊，这从上引《南齐书·魏虏传》关于后宫婢使织绫锦贩卖的记载可以推知。专业伎作户是以贡赋形式提供手工业制品。以后采取绫罗户民乐葵的建议，收罗隐漏户口为细茧罗毅户，赋纳丝织品，由特置的军营管理，不属州县，免除赋役，史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这种形式实即前后燕军营荫户的形态。所谓细茧罗縠户本来大都是避役农民，所提供的丝织品实际上恐怕仍是农民家庭手工业制成品。由于他们本是农民，所以太武帝拓跋焘采取仇洛齐的建议，将他们一律罢属州县，重归于编户。
北来游牧民族缺乏手工业，入主中原后对于手工业的需求，特别是皇室贵族对于奢侈品的贪欲，更为强烈，因此对工匠的控制十分严格，魏太武帝时工匠世袭，严禁民间藏匿，否则处以极刑。[105]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十一月，“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106]。纺织工匠控制似有所松动，有助于民间纺织技术的提高与发展。然而北齐时，御史中丞毕义云仍因“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被弹劾。[107]总之，北朝控制工匠比南朝严格，北朝私营手工业发展自然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其为市场提供的手工业制成品就更有限，这可能是影响北朝商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