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军的发展

唐王朝建立之初，就在宫城北面设置屯营，守卫玄武门。《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云：

国初太原从义之师，愿留宿卫为心膂不归者六万，于渭北白渠之下七县绝户膏腴之地，分给义师家为永业，于县下置太原田以居其父兄子弟。于龙首监置营以处，并为臣高祖（李泌之高祖李仲威）起第于监内，谓之元从禁军。……初元从军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乡亲代之，谓之父子军。

按《新唐书》卷五〇《兵志》叙北门军之始，即本《家传》，但“不归者六万”作“三万”，又不云“于龙首监置营”。李渊太原起兵，所统旧部不过五六千人，绝大部分为隋鹰扬府兵。入关时沿途收编扩充队伍，其中有原隋府兵，也有隋末起义军旧部，但绝大多数仍出于召募。[47]李渊进入长安后，守城卫宫，自必倚任这批军队，但最初恐不限于守卫北门。这批“元从禁军”在渭北白渠之下给予田宅，并移家口，又是父兄子弟递代的世袭军。

周、隋两代宿卫宫城，不论南衙北门均以番上府兵承担，像唐代那样专任守卫北门的“元从禁军”，为前代所无，然而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十六国以来直至魏齐，禁卫军基本上以本族成员组成，本族成员最先都是“元从”，也是最可靠的武装力量。西魏府兵初建也是带有部族性质的军队，同样是宇文政权最信赖的军队，因此付以守卫京师及皇宫的职责。南朝也有同样的情形，如刘宋禁卫军的前身即是刘裕在京口起兵时由所谓“彭沛乡人”组成的义队，宋孝武帝从其兄刘劭手中夺得帝位凭借的是襄阳的军队，故登位后雍州籍将领纷纷转为禁军将领。[48]自周建德五年（576年）以后到隋开皇十年（590年），府兵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部落兵性质丧失殆尽，因此隋朝在府兵之外并没有更亲密的军队，禁卫军也就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系统。尽管隋文帝曾设置左右宗卫，专以杨姓宗人充任，[49]但仍是担任禁卫的诸府卫中的一支，不在府兵系统之外，且兵士来源既限于宗人，数量不可能很大。李渊起自太原，入关占领长安，建立唐皇朝，以最初跟随他的部队即所谓“太原元从”来承担守卫皇宫职责，也正像魏齐以本族军宿卫皇宫一样，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因为这种军队与当时政权具有特殊的密切关系。府兵制发生变化以后，各地番上宿卫的卫士和皇室没有特殊关系，府兵和皇室疏远了，皇室需要有一支被认为更可靠的禁卫军，唐初“太原元从”遂首当其选。这一批“父子军”究竟沿袭到何时，我们不知道，但却可以断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北门军中所占数量的比重日益缩小，武周以后是否还有“父子军”存在则甚为可疑。

由于宿卫皇宫的北门军对皇室安全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唐代前期多次发生的皇室内部斗争几乎都决定于北门军的向背，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已有精辟的论证，无须赘述。[50]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皇位的更迭，被认为与皇室休戚相关的北门军成员的构成，也不断发生变化。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被杀。当时弟兄争立，建成之太子宫率及元吉之齐王府兵较之太宗之秦王府兵，实居优势，而太宗之所以获得胜利，即因沟通北门军将领常何、敬君弘等，得以预先伏兵于玄武门，袭杀建成、元吉。而据守玄武门，便使尉迟敬德能持矛直入深宫，挟胁高祖，迫其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51]关于玄武门之变陈先生论述已详，不须多说。当时北门屯营兵是否尽如“家传”所云之元从父子军，不可知。其中虽多太宗之党，但与太宗关系最密切的军队乃秦王府之兵而非北门军，秦王府的谋臣勇将如房玄龄、常何、张亮等多为关东豪杰，或出自关中，如杜如晦、敬君弘等，因此太宗得继皇位的元勋是秦王府将士。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事定之后，至少有部分秦府将士渗入北门军，并掌握了指挥权。《文馆词林》卷四五三褚亮撰《左屯卫大将军周孝范碑铭》：

武德五年（622年）授秦王府右库直、车骑将军……九年六月改授太子右内率，仍检校北门诸仗、宫率精兵，见称历载，储闱御武，允光显职。奉鸡戟以趋侍，肃龙楼而巡警。其年授千牛将军，封宜春县公、食邑一千户。……贞观元年，授右屯卫将军，于玄武门领兵宿卫。仍以本职出使北藩……使还，又领玄武门内左右厕仗。

按碑称周孝范为汝南人，曾祖及祖历仕梁、陈，父仕隋朝，并官位显达。然孝范在隋出身齐王典签，为交趾郡仓曹书佐，疑上世官爵及郡望均非事实。他在武德五年已入秦王府，九年玄武门事变后，太宗为太子，他也迁任太子右内率，检校北门诸仗，太宗即位，他又以屯卫将军于玄武门宿卫。他官职屡迁，所领兵士大概一直是秦王府兵。自武德九年以后，周孝范即领秦府兵宿卫玄武门，所领兵也就成为北门屯营兵。这些出于秦王府的将士当然是太宗最信任的亲兵，我们相信玄武门事变之后，北门警卫必然有一次调整，北门军的骨干应为原秦王府将士而非太原元从。

唐自重建府兵后，南衙诸卫以府兵番上宿卫，北门军可能也有选自府兵，但不是主要组成部分。不过自武德以至高宗初年，北门屯营的兵士来源虽与南衙十二卫所领兵不同，名义上却一直隶属屯卫。北门屯营没有自己的将军和官属，统率屯营的将军各有本官。《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羽林军”条称：“贞观十二年（638年）十一月三日，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以诸卫将军领之，其兵名曰飞骑。”按玄武门屯营武德时已有之，贞观十二年或是分为左右，并名其兵为飞骑。但那时领屯营的仍然是诸卫将军，这是差遣，并无正官。我们知道武德时敬君弘以骠骑将军及云麾将军领屯营，贞观初周孝范以右屯卫将军于玄武门领兵宿卫，十二年仍如旧例而已。直到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屯卫为威卫，北门屯营始脱离屯卫成为独立的军事组织，号羽林军，设置大将军、将军等官。[52]

羽林军的前身即是北门左右屯营，所领兵马为飞骑，溯其渊源亦可上推于武德之太原元从禁军，贞观初当渗入了秦府兵，但以后数十年间，兵士补代很难相信仍是世袭的父子兵。根据史籍记载，玄宗统治时期有时从卫士中选取，有时召募勇力之士，大致天宝年间，都是以召募方式选取身材、体力、武艺合乎规格的兵士。[53]

玄宗初年上承武周以来的发展，羽林军又分出了龙武军。

龙武军由随从皇帝游猎的射生手所谓“百骑”发展扩充而来。《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以为“百骑”是高祖时从元从禁军中选取，《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羽林军”条，《通典》卷二八《羽林卫》条和《新唐书》卷五〇《兵志》都以为太宗从飞骑，亦即从飞骑所属之北门屯营中选拔。《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以为太宗从官户蕃口中选拔。记载不同，但原先只是百人组成的射生手，隶属于北门屯营，羽林军成立后，隶属羽林。高宗永昌元年（689年）扩大为千骑，经历武周以至中宗，兵众日益增加，又扩大为万骑。由百而千，由千而万，在发展过程中兵士来源不可能从羽林军中选拔。一个来源如《王毛仲传》所云乃出于官户蕃口，《通鉴》卷二一〇“景云元年（710年）八月”条记“停以户奴为万骑”[54]，胡注“户奴为万骑，盖必起于永昌之后”，虽然只是推测，可能是对的，但不可能扩大队伍全取之官户蕃口。我想羽林军大都出于召募，万骑亦当相同，但官户蕃口应当占一定的比例。

中宗时，玄宗为临淄王，蓄意结纳万骑营将领，玄宗家奴王毛仲可能是沟通玄宗与万骑将领间的重要人物。据两唐书王毛仲传，他本是高丽人，其父犯罪没官，所以王毛仲自己也就是出身于官户蕃口。中宗死后，韦后专政，玄宗在万骑将领葛福顺、陈玄礼等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韦皇后，推立睿宗（玄宗父）。睿宗初登位即命平王隆基（玄宗）押左右厢万骑[55]，万骑将领有功者加号“唐元功臣”，受到优厚待遇。万骑名义上仍属羽林军，实际上已独自成军，所以左右羽林与左右万骑并列为北门四军。[56]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万骑始自羽林分出，号为龙武军。睿宗景云元年已停户奴为万骑，以后扩大补充全都出于召募，而且几乎全都是长安居民。《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

及玄宗为皇太子监国，因奏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原误作北四门军），以福顺等为将军以押之。龙武官尽功臣，受锡赉，号为“唐元功臣”。长安良家子避征徭，纳资以求隶于其中，遂每军至数千人。

按本传以万骑改号龙武军在玄宗为太子时虽误[57]，然万骑既与玄宗有特殊关系，被视为最可信赖之亲兵，因而待遇加于羽林，应是事实。本传特别提到长安良家子为了避征徭纳资以隶其中。以入军为逃避征徭的途径，似乎很奇怪，其所以有这种现象，就因为北门军责在守卫皇宫，不但无征镇之役，而且身为军人，一切杂徭差科乃至租调全都免除。实际上投充北门军和投充色役一样，都是纳资以避役。

《王毛仲传》所述虽是万骑，其实羽林军同样为避征役之所，可能由于万骑或龙武军地位特殊，隶身其中更为安全，待遇更为优厚，所以求入者更多。为了避兵役而当兵，显然这种军队是不可能真正用以作战的。《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

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六军（按其时只有四军）诸卫（按诸卫此时已无府兵上番，当指彍骑）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疑当作服）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

本条所述为天宝末长安禁军酣嬉忘战的情况，其实由来已久。如《王毛仲传》所云，睿宗时万骑已皆是长安市民避征徭之所。投军以避兵役诚是奇怪的现象，但这种奇怪现象以后还要继续下去。

唐初以来北门禁军固然在宫廷政变中起过重大作用，兵数却并不太多。据《王毛仲传》，左右万骑每军只数千人，左右羽林也大抵差不多。[58]若如《邺侯家传》所说，武德时北门的元从禁军已有六万人，或如《兵志》亦三万人，乃是全部愿留不归的太原元从，非止宿卫北门之屯营军。

安禄山兵陷潼关，北门军部分随玄宗入蜀，从者不过千人，留给太子（肃宗）的两千人，沿路逃亡，从入朔方的不满百人，[59]当然也还有从命随驾而留居长安或逃还的。总之天宝十五载（756年）五月玄宗西行后，北门四军便已瓦解，肃宗于灵武即位，改元至德，二年（757年）置左右神武军，兵额两千人，虽说“先取元扈从官子弟充，不足任于诸色中简取”，实际上随从肃宗到达灵武的文武官（包括四军军官）不多，所谓他色，当指自扶风到灵武沿路召募之众，左右神武军与左右羽林、龙武以后同列为六军，肃代两朝，六军以外，新置军名甚多，虽多不记兵士来源，大抵从原有诸军中分置或出自召募，这些军名的分并置废，无关重要，史籍记载不详，也无须考证。安史乱后北门军的变化不外神策军的扩大，最后成为唐皇朝几乎是唯一的军事支柱，其二是北衙神策及六军由宦官掌握。这两点也是古今治史者所习知，这里只是稍为申述而已。

如上所述，北衙禁军在唐代前期虽逐渐增多，至天宝末四军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武则天垂拱元年羽林军所领名为羽林郎，只六千人。天宝末定额一万五千人。唐初以来北门军来源随时有变化，总的倾向是出于召募，应募的至少不小一部分是长安避役市民，根本没有真正的战斗力，除特殊情况以外，北门禁军基本上不出征。安史乱后，原有北门四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肃宗时别置神武军，和重新组成的羽林、龙武号称六军，随后又设置一些六军以外的禁军。新置诸军也有如过去一样曾在宫廷政变中起作用，如拥立代宗的宝应射生，一般都没有作为真正的战斗力量使用。直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朝廷才开始有了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禁军，即神策军。

据《唐会要》卷七二“神策军”条和《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神策军本是天宝中哥舒翰击败吐蕃，在临洮西之磨环川设置的军名。安禄山反，军使成如璆派遣部将卫伯玉领兵千余人援助朝廷，以后吐蕃占领陇右，这支军队就留下来，卫伯玉由神策军兵马使升迁为神策军节度使。干元二年（759年）神策军参加著称的相州包围战，唐朝九节度之师被史思明击败，卫伯玉收兵回屯陕州。相州大战时，汇聚了九节度之师却不置统帅，代宗派遣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实即总监军，兵败后他也到了陕州，并掌握了神策军。广德元年吐蕃内侵，占领长安，肃宗先已出奔陕州，当然神策军是依靠的武装力量。吐蕃撤退后，代宗还京，神策军也从入长安，那时已与六军和其它禁军并列，逐渐成为北门禁军之首。[60]

神策军是驻防前线的边防军，据《旧唐书》卷一一五《卫伯玉传》，他曾率领此军击退史思明攻陕的骑兵，[61]是有战斗力的队伍。神策军既成为禁军，卫伯玉出任荆南节度使，宦官鱼朝恩以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地位掌握神策军。那时神策军不设大将军、将军，只有都知兵马使一员。代宗和德宗初，神策军兵数究有多少，不详，但那时常以神策军出征，大抵出兵二千至四千，通计全军可能在五千以上，但不会太多，它的大规模扩充应在德宗时。《旧唐书》卷一三五《白志贞传》：

德宗尝召见与语，引为腹心，遂用为神策军使。……建中四年（783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时尚父子仪婿端王傅吴仲孺家财巨万，以国家召募有急，惧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贞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亦与其男官。是时豪家不肖子幸之，贫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师人心摇震，不保家室。时禁军募致，悉委志贞，两军应赴京师，杀伤殆尽，都不奏闻，皆以京师沽贩之徒以填其阙。其人皆在市廛，及泾师犯阙，诏志贞以神策军拒贼，无人至者，上无以御寇，乃图出幸。时令狐建以龙武军四百人从驾至奉天，仍以志贞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按白志贞本为神策军使，其为京城召募使，所募者不知是否名隶神策，下云“两军应赴京师，死伤殆尽”，两军当即指神策军，但当时神策军尚未分左右军，自是史家习于惯称而误。神策军本在京师，何以说“应赴京师”？那时李晟已以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统兵三千出征河北，[62]本传说白志贞任京城召募使，是为了讨河南的李希烈，所云“杀伤殆尽”，当兼此二次出征之神策军。“杀伤殆尽”疑是夸大，后来李晟从河北还军长安，先后与朱泚、李怀光所领军作战，也还是神策军，正由于神策军部分出征，志贞才以“京师沽贩之徒”补阙，而以沽贩充禁军，也是旧例。

安史之乱前，北门禁军一般不外出征镇，已如前述。神策军在广德元年（763年）代宗入长安后，已是禁军，但在代宗大历末已有出外征镇的记载。[63]德宗建中年间，神策军征镇就屡见不鲜了。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四月记，命朱泚、李怀光讨刘文喜于泾州，“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建中二年，李晟以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率神策军征河北，大历末已驻镇京西（奉天）的神策军将领阳惠元也将兵三千参与东征田悦。[64]

自鱼朝恩死后，神策军由军使统率。建中四年（783年），德宗以泾原兵变逃奔奉天，后又以李怀光叛变，再奔兴元。返长安后，始分神策左右军，置大将军、将军，地位始同六军，而驾于其上。并命宦官窦文场、王希迁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尚是监军。贞元十二年（796年）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原先神策军大将军还掌握一定的实权，自柏良器被宦官排斥之后，两军全由中尉主管，大将军、将军和后置的统军都丧失了权力，直至唐末，禁军中具有实力的神策军和所有其他禁军全部由宦官掌握。

上文已经提到，德宗时神策军外出征镇的记载屡见不鲜，贞元以后，神策军日益扩大，由神策军镇防的城镇分布于长安之西北和北面，最多时达到十二或十三镇，设置京西和京北神策行营节度使分统之。所有诸城镇直属长安的两中尉，不受行营节度使指挥（除非获得中尉批准），这些镇防兵名为禁军，实际上是长镇边防军，并非像初期那样来自长安神策总部，因此神策军分为两大类：一是在长安宿卫的左右神策，那是真正的北门禁军；另一部分是在京西北驻防的隶属神策的镇防军。二者不相兼，作为北门禁军的部分贞元以后和所有禁军一样，基本上不承担征镇任务，驻防诸城镇的神策军也并不番上宿卫。[65]

神策两大类兵士的来源、任务、作用各不相同，基本上与过去禁军与边防军的区别相似。长安两军兵士和玄宗时的羽林、龙武一样，也和同时的六军及其他一切禁军一样，主要来自城内商贩和各色各样的市民。《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二月敕下原注云：

自贞元以来，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挂籍，十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处阛阓，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至是禁绝。

纳课户不止于禁军，更不限于神策两军，但是两军却是庇护纳课户的最可靠的场所。《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亦称：“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上引《唐会要》所云“至是禁绝”，真实意义不过是从此开始禁止，但此后并没有真正禁绝，我们看到元和以后关于纳课户的处理三令五申，多见记载，无须多说。[66]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这种情况早见于玄宗时，其所以如此，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投军可以避役。

长安宿卫的神策军兵士既多出于长安富人之纳课户，当然战斗力很弱。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记黄巢起义军北上，遣神策兵赴潼关事云：

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以赴之。丁卯，黄巢陷东都。……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阵，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唐末神策两军兵士未必都是富家子弟，但大抵出自长安市人。以市人为禁军主要组成部分，一见于玄宗时，再见于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白志贞的召募，三见于元和中之禁止纳课户，四见于广明元年（880年）出守潼关之神策弩手，充分说明禁军之以市人为主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传统。出于边镇的神策军自列于禁军之后，虽然在早期还保持一定的战斗力，但为时不久，其在京宿卫的两军不免重蹈故辙。宦官用以挟制宫廷则有余，用于作战则不堪一击。

驻防京西北城镇的神策军来历不一。有的原先以神策军出戍，如神策大将尚可孤自代宗时到德宗初以禁兵三千镇扶风、武功十余年，建中四年统兵讨李希烈，泾卒之变，命可孤还军守蓝田，兴元元年（784年），为神策京畿渭南、商州节度使。可孤所率征镇之兵，最初是三千禁兵，以后大概有扩充，但仍然是神策军，却已非禁军。又如韩全义，他“少从禁军，事窦文场。及文场为中尉，用全义为帐中偏将，典禁兵在长武城。贞元十三年，为神策行营节度，长武城使”[67]。可知长武城兵原先来自长安神策军。有的本非神策军，却以本部兵隶属神策。如阳惠元，代宗时自平卢渡海归朝，“以兵隶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河北兵起，“乃诏移京西戍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这支军队不全是名隶神策的京西镇兵。阳惠元是都将，至少所统来自平卢或以后召募之兵固非禁军。[68]尚可孤和阳惠元都是代宗时已以神策军出镇。德宗时还有不少本来驻守京西北城镇的军队，不属神策行营，因神策驻防军待遇优厚，自己要求隶名神策。《陆宣公集》卷一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有云：

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辞，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

据《旧唐书·李晟传》，早在德宗初年，“神策军以旧例给赐厚于诸军”，说明神策军所建不久，即已享受特殊待遇。诸城镇神策军来源不一，不论本出自禁军，或者将帅率部隶名神策，甚至本是镇兵，虚名遥隶，都是久戍边镇，并不宿卫。诸城镇军大概多少不等有所扩大，由于久镇边境时有战事，因此一般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与长安宿卫的左右两军不同。《旧唐书》卷一五一《高崇文传》：

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从平卢军。贞元中，随韩全义镇长武城，治军有声。五年（789年）夏，吐蕃三万寇宁州，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战于佛堂原，大破之，死者过半。韩全义入觐，崇文掌行营节度留务，迁兼御史中丞。十四年（798年），为长武城使，积粟练兵，军声大振。永贞元年（805年）冬，刘辟阻兵，朝议讨伐，宰臣杜黄裳以为独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崇文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长武，卯时宣命，而辰时出师五千，器用无阙者。

按高崇文原先也是平卢军卒，不知何时投入神策军，随韩全义镇长武城。以后代全义为城使。全义所领兵为神策禁军，已如前述。《旧唐书》卷一六二《韩全义传》载全义迁夏、绥、银、宥节度使，“诏以长武兵赴镇”。全义一向不得军心，这时诏书未下，兵士们先已得知，相互商量，认为“夏州沙碛之地，无耕蚕生业，盛夏迁徙，吾所不能”，遂发生兵变，全义逾城逃免，杀了两个将领。那时高崇文为都虞侯，制止了这次乱事，“全义方获赴镇”。从这里可以知道，原出于禁军的长武城兵似乎在长武安于其地，不乐迁徙。我们不知道全义赴夏州最后究竟有没有带着长武城兵去，即使带去也只能是一部分，因长武不能无兵。但如《高崇文传》所云，他练兵五千，可能是全义去后所建置的，应是补上全义所带走的阙额，如果全义未曾带走则是扩充，总之，这五千兵不像出于原先的禁军。崇文奉命征蜀，所领的五千长武兵同样绝不可能是长武兵的全部，应即是他特意训练以备非常的那五千人。除此以外他又统率奉天麟游诸镇兵，也是隶于神策的城镇兵。据此，元和元年（806年）高崇文征蜀，所领的全是神策京西、北城镇兵，并无长安禁军参加。而这次征蜀很快就取得胜利，既平两川，高崇文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他在长武训练的兵士是否也随留西川，我们不知道，推测不可能没有。那么留在西川的长武兵当然也不再挂上神策之名了。同时可以想见，次任长武城使必须召募新兵以补缺额，而不是由京城神策派兵来填补。总之，韩全义所领来自长安的神策军，大约经过一二十年已所存无几，以后长武城兵虽然仍名系神策，兵士来源却截然不同。

这些驻防京西、北诸城镇的神策军屡有战功，直到元和元年（806年）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而在京的神策军却早已不堪作战。元和四年十月下诏讨成德王承宗，以神策左军中尉吐突承璀为镇州行营招讨处置等使，以龙武将军赵万敌为神策先锋将，当时尽管群臣切谏不可以宦官为统帅，却只改“处置”为“宣慰”，实际上仍是神策及诸方镇兵的统帅。这次是以承璀所领神策军为主力，《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己亥书：“吐突承璀军发京师，上御通化门劳遣之。”承璀所领全是长安的神策军，亦即以长安市人为主要成分之北门禁军。兵至敌境，方一交战，先丧大将。《白氏长庆集》卷四二《请罢兵第二状》：

今承璀自去已来，未敢苦战，已丧大将，先挫军威，至今与（卢）从史四军入贼界，下营未得。……况神策官健又最乌杂，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惯，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军若散，诸军必摇。事忽至此，悔将何及。

白居易明白指出，神策官健是出于城市之人的乌合之众，建中四年白志贞所募，《会要》所载贞元以来之纳课户相同。很明显，宿卫北门的神策军与隶属京西、北诸城镇兵来源已异，边境防御和宫廷宿卫，劳逸又绝不相同，同号为神策，同在元和初年，战斗力的强弱却判然有别。自这次神策军出征失败后，元和间征淮西，征淄青，会昌间征泽潞，都没有以神策军出征。而京西、北诸城镇也由于边境军事趋于缓和，将帅多出自神策，往往以贿赂受任，因而战斗力也日衰，但较之京城禁军毕竟还是强一些。至唐末黄巢起义军入长安，以市人为主组成的长安神策军望风奔逃，已如前述。僖宗奔蜀，凤翔节度使郑畋集合军队抗拒义军，除了凤翔本部军以外，《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称：“时禁兵分镇关中者尚数万，闻天子幸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本条胡注谓分镇关中的禁兵即神策诸城镇兵。郑畋所集结的这支部队以后是唐朝抗拒起义军进攻长安的一份力量。

黄巢起义军入长安，京城之神策军业已溃散，僖宗奔成都，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五十四都，每都五千人。僖、昭时不断发生政变，方镇兵多次进军长安，神策军除了作为宦官威胁皇帝的工具外，从来不能拒御来自各道的方镇兵。最后宰相崔胤引朱温的汴梁军入京，尽除宦官，神策军以后不再存在。关于这一时期发生的乱事以及神策和其他禁军的消灭，实际上只是起义军攻入长安神策军溃散后的余波，无须赘述。

神策军自代宗广德以后，曾经是唐皇室赖以支持其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德宗贞元以后，这支军队成员主要出于长安商贾及其他各色市民，步着过去羽林龙武的后尘，投军成为影庇避役之所，战斗力日益衰弱，宿卫北门的神策左右军除了作为宦官控制政局的工具以外，仅在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有过一次吐突承璀主持的东征成德，是役失败以后，再也不闻有外出征镇之事。神策中尉统帅的还有分布于京西、北诸城镇防御来犯之敌的神策军，这批外镇兵士最初或是久戍不归的神策禁军，更有他镇将帅率部投奔神策的，还有本是镇兵为了贪图厚赐而自请遥隶神策的，不管来自何方，补替扩充主要出自召募，但应募者绝不像禁军那样来自城市，而是出于边境，当然也可能有子弟补替，这些外镇神策军从不宿卫，他们职在防御（主要是吐蕃），因而具有一定的战斗力。

尽管神策禁军成为宦官控制政局的政治工具，商人、游手、富家子弟的避役渊薮，但仍然是代表皇室权威的军事力量。唐皇室和宦官存在着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特殊关系。皇室必须依靠军队支持，而迫在肘腋的最亲切的禁军却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是以唐朝皇帝的名义掌握政权的，它代表的是皇权，凭仗兵权宦官可以发动宫廷政变，操纵皇位继承，但却不能脱离皇室。皇帝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法摆脱宦官的控制，然而都失败了，因为皇帝不实际掌握兵权。最后，宦官掌握的神策军已十分衰弱，但还必须借助于方镇兵才能铲除宦官，而宦官既除，与之相互依赖的唐皇朝也丧失了哪怕十分衰弱的一点军事力量，终至于灭亡。

以上我们叙述了唐代北门禁军的产生和发展。产生北门禁军的主要原因是府兵制本质的变化。我们在前篇业已论证。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带有部落兵性质，出于鲜卑武川系军人的宇文氏政权，和以武川军人为骨干的北镇军民所组成的府兵，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善于骑射的府兵不仅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是最亲信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因而以之宿卫京师，无论守城还是卫宫，完全可以合一。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彻底改革府兵制，这个汉族政权得以在周武帝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清洗部落军痕迹，从而使长安的守城与卫宫全由诸州番上府兵承担。这些宿卫兵士和皇室并无特殊关系，而且由诸州轮番上下，也不可能发生密切关系。隋文帝并没有在府兵以外别置宫卫禁军，炀帝却建立了一支来自召募的骁果，当然他认为骁果是可靠的亲兵，但是募自关中的骁果终于背叛了这位抛弃关中而亲南方的皇帝。唐代自始即有非府兵的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太原元从禁军，以后贞观初的秦府兵，玄宗时期的龙武军，肃宗时的神武军，代宗初期的宝应射生，都分别是和当今皇帝有密切关系的军队，在不同时期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亲兵。代宗广德以后，出于陇右的神策军进入长安，成为禁军，由于具有边防军的战斗力，从而成为朝廷唯一可以信赖的武装力量。代德间，除了一个短时期以外，皇帝都把这支军队以及所有其他禁军交给自己最亲信的宦官来统帅，从此神策军成为宦官操纵政局左右皇室的工具，唐皇朝赖以支撑的禁军既由宦官掌握，最后不能不与宦官共存亡，历史的结局正是如此。

北门禁军的来源本来不出一途，并且随时有变化，召募的比例越来越高却是一个基本倾向，最后则以召募为其主要来源，而召募又主要出于长安市人。

如果总括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最重要的也就是从征发制到召募制，与之相应的则是番上义务兵变为职业雇佣兵。这一变化固然表现为府兵制的破坏，却绝不限于府兵，还包括兵募，甚至毋宁说首先表现为兵募征发制的破坏。如上所述，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根源于唐代经济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