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学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唐代文化更以其辉煌成就和宏伟气魄著称于史。经过汉末以来数百年的动乱分裂之后而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唐皇朝能够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她不但继承了汉魏南北朝以来流散到长江以南、河西走廊等地区的华夏传统文化，而且采撷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唐帝国的重要国际地位和卓越经济、文化成就，当时亚洲各国以及部分欧非国家乐于与之交往，使她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而唐皇朝又以高度的自信心，“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鲁迅语），而是广泛吸收各种外来营养，提炼取舍，融汇消化，弘扬以为己用。正是由于各种文化的汇聚、镕冶，有抉择地汲取和创造性地发展，使中国古代文明在唐代达到了它的高度发展阶段。关于唐代文化的广泛成就这里不能详述，本章仅对唐代学术思想的演变大势稍作勾划，并特别注意与南朝学风的继承关系。

前篇已经谈到，南北朝时《周易》、《尚书》、《春秋左氏传》三经的注释，南北崇尚不同，大抵南人受玄学影响，特重义解；北人守汉儒传统，重章句名物。入隋以后，如《隋书·经籍志》所称，《周易》则“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尚书》则“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左传》亦“杜氏盛行，服义浸微”；南学已占绝对优势。唐太宗贞观中国子祭酒孔颖达奉命撰定《五经正义》，成书，凡一百八十卷，诏付国子监施行。“正义”于《周易》取王弼注，《尚书》取伪孔安国传，《左氏传》取杜预集解，皆舍北从南。自此《周易》、《尚书》的郑玄注，《左氏传》的服虔注，湮没不传。这是经学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后人论述甚多，而尊崇汉学的经师对之极为不满。这里只引清末皮锡瑞《经学历史》中的一段话，以概其余：

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注，《书》主孔传，《左氏》主杜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论者责其朱紫无别，真赝莫分，唐初编定诸儒诚不得辞其咎。而据《隋经籍志》，郑注《易》、《书》，服注《左氏》，在隋已浸微将绝，则在唐初已成“广陵散”矣。(https://www.daowen.com)

孔颖达为刘焯弟子，刘焯、刘炫为隋代经学大师，他们所作上述三经义疏业已舍北从南。孔颖达虽然对他的老师未必心悦诚服，甚至认为刘焯“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刘炫“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也就是批评他们违背汉儒“朴实说经之体”，染上了南学玄风。[1]但孔颖达实际上是注重师承的，就经学重南轻北的基本倾向而言，孔颖达和二刘完全一致。《隋书·儒林传》序历叙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之后作了总的评价，即“南学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扬南抑北显而易见。《隋书》撰成于贞观十年（633年）。主编是魏征，孔颖达亦为参加撰述者之一，很可能《儒林传》即为孔氏执笔。这种意有偏向的评价关系到经学注释的从违，从而影响到科举考试经义的从违，事关重大，如果得不到主编魏征的同意，不可能作出这种评价。《隋书》、《五经正义》都是敕撰的官书，由唐太宗下诏颁行，也可以说这一评价是获得太宗同意的。事实上太宗在南北学之间的倾向也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五经正义》所依据的经书定本出自颜师古，《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称太宗以经籍“文字讹谬”，命颜师古于祕书省考定《五经》，贞观七年，[2]正式“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皮锡瑞《经学历史》称：“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晚归北，其作《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而且颜师古还参与了《周易正义》的撰著。[3]皮氏还谈到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他说：“前乎唐人义疏，经学者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经典释文》，亦是南学。其书创始于陈后主元年，成书在未入隋以前。而《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为唐人义疏之先声。”按德明本是南人，且“初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所著《经典释文》本于南学自不足怪。而唐太宗对其人其学十分欣赏，先“征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命中山王承干从其受业”，“后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米帛二百段”[4]。又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专门下诏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按所列前代名儒以南朝梁皇侃为首。周沈重号“当世儒宗”，然本为南人，周平江陵后入关。[5]二刘虽为北人，却重南学，已如前述。唐太宗命家承南学的颜师古考定五经；高度评价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所褒扬的前代名儒偏重南派，表明了明显的尊崇南学倾向。因此敕撰《隋书·儒林传》序之扬南抑北，《五经正义》之舍北从南，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隋唐间经注之舍北从南早已成为学术时尚，不待某一个最高统治者着意提倡，也不必刘焯弟子孔颖达主编才这样做，其他经师主编也会这样做，即如皮锡瑞所说：“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6]

经学注释之舍北从南，是南北朝以来全部学术思想总倾向的基本表现之一，所以出现这一倾向，如所周知，乃是永嘉乱后江南文化之先进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