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起义的背景
淮北地区，即淮河以北的这一区域，是1852年至1865年捻军主要控制的区域。1853年之前，这些打着捻的旗号的势力广泛分布于江苏徐州府下辖的州县，安徽的颍州、凤阳、庐州，河南的南阳、汝州、光州、陈州、归德，山东的兖州、沂州、曹州、济宁，直隶的大名，以及湖北的襄阳等地。[2]这些地区都位于省界线上，但如果将此人为划定的省界线去掉，我们可以发现，以上区域都位于中国的心脏地带，其中大部分位于华北平原。
图1 1853年前捻军的分布
1853年后，捻军在淮北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使这片区域成为其中心统治区，并因此引起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关注。淮北位于华北平原南部边缘。淮河以南地区的土壤条件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似，其土壤更加细腻，同时含有更多的黏土。换言之，在淮北，即淮河以北的地方，土壤含沙量更高，是由古老黄河的冲积物堆积而成的。从地形上看，淮北属于北方的粟米与高粱的产区。因此，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分界线就位于淮河稍偏北的位置。捻军的家乡淮北属于华北平原这一事实是了解捻军组织本质的关键。他们是一支属于北方类型的起义军。[3]例如，他们共享了白莲教及其分支的一些做法，而白莲教在北方的盛行程度远高于南方。捻军注重大规模使用骑兵，这是另外一种只有北方起义者才会表现出的独有特征。这是因为淮北平原没有大山阻挡，1855年后这里也没有了大河的阻拦。
与淮南相比，淮北是一个贫穷的地区。作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该地区同样具有降水不充足的特点。在干旱时期，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片半荒漠，而强烈的降雨往往又会使干枯的河道很轻易地泛滥。由于这里地势平坦、地下水水位高，因此排水能力很差。有时，干旱与洪涝还会在同一年内交替出现。此外，具有巨大破坏力的黄河常常裹挟着饱含泥沙的洪流穿过淮北地区的中部。1851年至1853年，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安徽北部等地多次发生洪涝灾害。[4]1855年六月，历经二十天暴雨后，黄河的洪水冲毁了位于河南铜瓦厢的堤坝。[5]从这里，河水向北改道，最终汇入大清河继而流入大海。在河流向北转弯之处，并没有合适的水域可以容纳这条新改变了流向的河流。洪水淹没了濮州与范县三十里宽的土地，洪泛区内所有村庄和城镇都被淹没在水中。
干旱和洪水意味着饥荒，而饥荒使反抗情绪滋生。19世纪50年代初，饥饿笼罩着整个淮河流域。[6]也正是在1851年和1852年，捻子变得异常活跃，并最终在1853年，于颍州、亳州、蒙城、宿州毗邻之处正式举起起义的大旗。[7]作为对捻军的回应，在山东南部黄河泛滥的地区，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灾民加入其中，他们主动充当向导，为正沿着这一方向扩张的捻军提供信息。[8]
自然灾害与地方政府的恶政联手激发了捻军起义。鉴于清朝统治的普遍衰败，地方行政失当并不足为奇。据御史指控，似乎大多数淮北地方官员都无法避开以下两种缺点：他们要么腐败，要么清廉却能力不足。1851年，河南南阳府下辖的地区发生捻军暴动，知府不敢将此事上报给河南巡抚，直到此事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同样地，该省巡抚在一年后才将此消息上报给中央政府。[9]蒙城县令带兵去逮捕一名捻首，结果事与愿违，县令本人反被捻军俘虏了。[10]1853年，亳州县令张清元被袁甲三（1806—1863年）[11]（之后以御史身份督办安徽军务）弹劾，缘由是其在亳州时曾两次几乎激起民变。[12]依据袁甲三的说法，1853年，当钦差大臣周天爵[13]卒于王市集时（1853年），张清元违背人民意愿，贸然解散了周天爵的兵勇。由于各省毗连之地往往在各省巡抚的直接控制之外，于是这些跨省的交界处便成了捻子活动的天堂，并为其提供了许多机会。[14]尽管地方当局会偶尔加强镇压省界上捻军的力度，但是捻子可以轻易地跨越省界逃往另一个省份以寻求安全，巡抚们很少会费心干预邻省的事务。因此，御史张凤山提醒朝廷，各省地方官应不分畛域，联合行动。[15]通常，朝廷会将这些提议下达给各省巡抚，但巡抚们往往只会回禀说他们已经尽全力在履行其职责，而这就是其做的全部努力。所谓的“联合行动”终结在口头承诺上。
据传，安徽霍邱知县甚至与捻军的最高领袖张乐行“通曲勾结”。[16]越过安徽边界到河南东部，罗山知县雷远照与一名捻首结为拜把子兄弟，而提督博山[17]接受了来自捻军的七千两银子的贿赂。其余知县们，如光州知州赵登骏、息县知县陈棠也都做了同样的事。[18]在这些知县之下，衙役与捻军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当地政府试图逮捕捻首时，地方差役往往会提前与其私通消息，从而捻首能及时逃脱或提前组织武装抵抗。[19]息县总役认了一名捻首为义子，而光州知州赵登骏则雇用了一名捻首充当总役，以保全他自己的家族和财产。[20]当息县官兵围攻由捻首李士林率领的捻众时，当地的捕役欺骗知县陈棠说，这股捻军已被两湖总督招安，其一众人等因此幸免于难。[21]光山捻首程达在罗山避难时，当地官府的两名快总推荐其充当差役。[22]上述大部分案例都可以在都察院的奏折中找到。由于基于谣言的对事实不负责任的夸大并不少见，因此对于以上说法我们也应该谨慎地接受。例如，陈棠在一处记载中被指控接受了捻军的贿赂，但在另一处则被记录道其率领军队围攻捻军。然而，在捻军起义前夕，捻军与衙门捕役之间存在秘密联系这一事实无需争辩。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河南巡抚都承认这种关系的存在。[23]
频繁的饥荒困扰着淮河流域，随之而来的是劫掠行为的盛行。随着经济压力一年又一年的变化，捻军活动的浪潮也起起伏伏。[24]自19世纪初以来，关于捻子的记录已经在多处官方文件中出现。但是，捻军暴动并反抗既有政权却是一个新的篇章。1853年二月，太平天国起义军攻陷了安徽省省城安庆。分布在宿州、蒙城、亳州与寿州的不下三十股捻蜂拥而起，以回应位于他们以南几百里外的太平军的胜利。[25]同年五月，李开芳与林凤祥领导的太平军从扬州出发，势如破竹地粉碎了通往淮河流域的一切障碍，并在其穿越淮河流域的途中攻陷了凤阳和怀远。“粤匪到处仇官而不害民，市不易肆。”[26]太平天国攻破河南归德的行动鼓舞着捻军趁势进攻永城，并在该省其他地区发动大规模起义。[27]在颍州和亳州，那些曾被官员们认为胆小且热爱和平的农民，为了加入沿途起义的队伍而成群成股地聚集了起来。[28]
太平天国抵达长江下游地区后所带来的剧变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捻军起义，这场起义是由1853年前频繁出现的经济困难所导致的，并由于长期存在的地方行政腐败而愈演愈烈。
【注释】
[1]捻、捻子、捻军，原书中皆用Nien表示，但在中文表述中三者的含义有一定的差别。“捻”既是数量单位（如一股捻、一捻、数捻），也是“捻子”“捻军”的简称。“捻子”指捻军的成员。1852—1853年，小股捻的武装斗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捻军起义。
[2]《平定粤寇纪略》，卷3，第34页；王定安：《湘军记》，卷16，第1页。见图1。
[3]佐野学在其《农民暴动》的章节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特点。佐野学：《农民暴动》，《清朝社会史》，第2辑，第30页。
[4]《山东军兴纪略》，卷17（上），第1—2页。
[5]同上，卷2（上），第2—3页。《剿平捻匪方略》（后简称为《方略》），卷122，第4页；卷138，第12—13页。
[6]《方略》，卷2，第15页。
[7]《涡阳风土记》，卷15，第8—9页；《确山县志》，卷20，第7—8页。
[8]《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第9页；《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2—3页；《方略》，卷138，第12—13页；《方略》卷230，第20页。
[9]《方略》，卷1，第4—5页，第25页。该知府不敢逮捕该捻首，竟抓捕了一名与其同名的皮匠押解至省城以搪塞责任。同时，巡抚虽然清楚地知道知府的指控有误，但直到一年后，在捻军活动四起且该案已被参至朝堂无法再瞒时，方才对这名知府进行了惩罚。(https://www.daowen.com)
[10]《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4页。
[11]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略》中标注了人物的生卒年或卒年，在本书中为了信息的完整性和体例的一致性，特将来自《清代名人传略》中的人物的生卒年或卒年信息括注于正文中。——译注）
[12]袁甲三：《袁端敏公集》，奏议，卷2，第33页。
[13]1811年《清史》；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9页。
[14]《方略》，卷2，第11页。
[15]同上，卷1，第7页。
[16]《涡阳风土记》，卷15，第12页。
[17]史料中为“柏山”。
[18]《方略》，卷6，第25—27页。
[19]《方略》，卷1，第19—20页；卷2，第6—7页。
[20]《方略》，卷6，第25—27页。
[21]《方略》，卷6，第21—22页。
[22]《方略》，卷16，第28—29页。
[23]《方略》，卷1，第19—20页；卷2，第6—7页。
[24]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4页。
[25]王闿运：《湘军志》，卷14，第1页；《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2页；《方略》，卷3，第1页。
[26]《涡阳风土记》，卷15，第8—10页。
[27]《方略》，卷3，第19页。
[28]《方略》，卷5，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