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捻军在起义之前所进行的诸如聚赌、绑架、抢劫等行为，往往给人以他们与普通地方“土匪”无异的印象。然而，当捻军与白莲教之间的关联被发现后，这一观点得到了修正。自南宋以来，白莲教领导下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表明虽然统治者可以短暂地将其镇压，但该教派的地下组织一直存在。一旦时机成熟，白莲教便会再次从地下走到地上，发动新的起义。及至清朝，除继续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外，反满思想也成为白莲教的意识形态之一。若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便不会再惊讶于19世纪50年代突然且同时爆发的诸多起义了，它们分散在淮北多地，而这里也是捻军盛行的地方。
王权的衰落使长期被压制的地方力量的崛起成为可能，反复爆发的饥荒为农村暴动铺平了道路。然而，若无有组织的引导，这场起义可能只会停留在地方层面并且势力单薄。因此，捻军社会（Nien society）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实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除非我们认识到，有别于普通的暴动者，捻军还是一个秘密社会，否则我们将很难理解，作为一个松散的起义团体，捻军是如何能够将其各股力量凝聚起来，如何能够吸收外围力量，并最终将淮北变成用来对抗清军的坚实堡垒的。
因此，在将淮北的地方武装发展成为一支地方性势力的过程中，捻军不仅提供了意识形态，也提供了相应的领导力。
认识到捻军的根据地位于北方而不是南方也同样重要。华北平原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里需要通过修筑圩寨来进行防御，同时这里也为骑兵提供了广阔的原野。
虽然有人反复强调，圩寨并不仅存在于淮北地区，但在捻军统治的区域，圩寨发挥着特别的作用。早在1856年，捻军已经制定出五旗军制来纠正其松散的捻股间的分散倾向。但若没有基层结构的支持，五旗军制所带来的联合便只是暂时的。1853年之后，迅速出现的圩寨使之前流动的众捻股逐渐稳定。1857年至1859年，张乐行将这些圩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网络，并因此完善了独一无二的捻军组织。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圩寨社区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都保有极大的自主权。这种联合将捻军组织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但同时也没有从根本上背离捻军的传统。
饥荒为淮北与山东南部白莲教分支的复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853年至1859年，饥荒仍在延续。圩寨可以保证捻众的安全，却无法抵御饥饿的困扰。在捻军所控制的区域前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它一直延伸到河南、山东及江苏北部这些富裕且并未受灾的地区。从这些地区获取粮草、牲畜及俘虏成为捻军增强其经济实力的最便捷的方式。圩寨无法完成这项任务，这是骑兵的职能，因此，捻军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骑兵的组建。
圩寨和骑兵，一为固定力量，一为机动力量，代表着捻军组织的双重性质。十年来，捻军专注于保卫家园并抵抗周边清军的入侵，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将进攻范围扩大到八个省份。
然而，这种建立在自治单元基础上的结构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圩主（大多数也同时是旗主）所拥有的地位使捻军很难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其次，这个结构虽然在吸收非捻军的地方武装力量上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但它只能在捻军元素（Nien element）充足的情况下存在。由于这一限制，无论他们如何频繁地渗透，都很难永久地占领诸如位于东侧的灵璧、宿州，西侧的归德、陈州，北侧的丰县、砀山、金乡和鱼台，以及淮河以南的地区。在那些捻军元素不足的地方，需要建立一个附属于捻军核心区域的行政体系，但捻军恰恰缺乏这种制度。张乐行在多年的起义生涯中，从未将他的统治范围扩大到浍河以东及沙河以西的地区。最后，由于捻军缺乏一个中枢机构，对外扩张的任务便落在了具有自主权的旗主身上。然而，旗主们往往只关心他们各自的家乡社区。1863年前，他们的骑兵就已经踏及陕西东部的边缘，但除非是为了获取生产资料，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战场上逗留太久。载满战利品的车队只向一个方向驶去，那就是家乡。
捻军组织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捻军很少占领城市的问题。1855年九月，张乐行攻陷了蒙城。但是，他并没有占领该城，而是拆毁其城墙，接着转向进攻亳州北部的农村。[1]在捻军和太平天国的合作下，他们攻占了安徽六安。[2]虽然捻军在六安一直坚守到1858年，但他们这样做也仅是为了保留六安来作为桐城与舒城太平军的前哨。为了保卫这座城市，太平天国除了在言语上说服外，还投入了大量的物力来接济摇摆不定的捻军驻军。[3]捻军于1858年夺取了霍邱，并占领了凤阳、怀远、临淮，在1861年至1862年围攻了颍州，这些都或是在太平天国的鼓动与支持下进行的，或是由双方联合发动的。[4]想要保有一座城市并非易事。由于捻军缺乏能够管理城市的机制，因而他们无法使城市为其服务，甚至可以感觉到，占领城市成为捻军的一种负担。1857年至1859年，在太平天国的鼓励和积极支持下，捻军确实占领了淮河沿岸的一些城市。但是，这也迫使他们从自己在淮北的家乡向城市驻军输送补给。我们可以看到，1858年，捻军白旗下的孙葵心、江太林、王怀义带领部下从这些淮河城市中撤出并返回故土。对此，袁甲三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孙葵心与龚得不和。但我们可以从孙葵心之后的行动中找到根本原因：在回到家乡后，他便重新开始为攻掠山东与河南做准备。因为孙葵心和他的伙伴们没能从占领淮河城市中获得任何好处，于是他们又回到他们的传统行动当中。在控制着安徽中部的太平天国的支持下，捻军对淮河沿岸一些城市的占领并没有使淮北与淮南的控制区域实现整合，而这本将改变安徽的整个军事形势。捻军组织的本质阻碍了太平天国与捻军之间可能的有效合作。
由圩寨社区组成的联合体决定了捻军组织的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圩寨代表了一切。从军事角度看，圩寨与骑兵仅是捻军战术的基础。然而，清军的指挥官们却将这些寨墙视为捻军的核心力量，并据此来制定军事政策。在他们看来，对圩寨的破坏将导致捻军巢穴的摧毁，进而可以铲除捻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些指挥官员们认为由三省军队联合围剿是最为合适的策略，因为这样可以获得围攻捻巢的结果。至于捻军的骑兵，官员们认为战无不胜的满族和蒙古骑兵足以应付。因此，有关要求政府从关外调集骑兵及在各省抽调正规军的奏议如雪花般从淮北舞台涌向朝廷。然而，帝国军事力量的衰减预示着所有策略的失败。
官员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每座圩寨的背后，都有一群农民将他们的生命与财产献给捻军的事业。人民的支持构成了捻军真正的堡垒，若官员们无法将农民与其首领分离开来，那么这个堡垒就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官员们最需要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赢得农民的支持。
1853年后，淮北民众开始自发组织地方军事武装，即地方团练。官员们若想与捻军争夺民众的支持，那他们就不得不与当地团练接触。但是，由于地方团练是在政府权力消减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力量，因此，相比政府官员，当地有声望者更能得到人民的积极响应。捻军也是源自淮北当地的势力，所以在争取地方支持的角逐中，他们比那些由朝廷委任的官员占有更为有利的地位。因此，后者所面临的障碍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受命处理捻军事务的官员袁甲三也是淮北本地人。事实上，正是由于这层个人联系，皇帝才将其派往淮北的。袁甲三在淮北驻留的时间长达十年，比他的任何同僚都要久，且他专门与捻军打交道。[5]1853年至1856年，他确实尝试过从地方团练中抽调勇丁来补充其部队，直到1856年五月，河南—安徽边界的地方团练仍跟随他前去围攻雉河集。[6]然而，1856年后，从团练中抽调新兵在袁甲三军中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即使在袁甲三尝试使用地方团练的时期，他也仅将其视为一种辅助力量，而不是值得大规模动员的潜在力量。由于袁甲三更看重正规军与骑兵，且由于他对捻军本质力量的错误认知，他将曾经是其狂热支持者的地方力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我们知道，张乐行与苗沛霖在1859年完成了对淮河流域统治权的划分。然而这种局面是逐步发展的结果。一直到1856年，捻军的五旗军制才开始出现，到1859年，张乐行才完成了沙河与浍河之间地区的统一。迟至1860年，与苗沛霖敌对的地方练总还在寿州坚守。在这段如此长的时间里，政府官员们，特别是袁甲三，本有许多机会可以争取到当地势力的支持。政府官员在这方面的失败使地方团练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投靠捻军，要么在一些像苗沛霖这样野心勃勃的地方练总的领导下集结。
1865年，包括僧格林沁骑兵在内的正规军全部覆没，政府力量的失败将淮军推上了淮河舞台。淮军并不是专为遏制捻军而组建的，在进入淮北的四年之前，淮军就已经成立了。尽管如此，它的创建者在其创立前夕所持的观点值得特别关注。曾国藩是淮军的创始人，他对淮民的评价与他的前任们不同。1859年，即在淮军成立的两年之前，他向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淮民并非天生从乱，若起义者能够利用其活力，那么清军为何不能利用其力量呢？曾国藩认为，一旦淮河流域的地方武装力量被组织起来，他们的表现将不亚于湘军。这表明，曾国藩既没有误解淮民的性情，也没有低估他们的战斗精神。1861年，当淮军仍在南方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曾国藩便决定，在镇压太平天国后，保留淮军来处理捻军事务并解散湘军。[7]此时，僧格林沁正在追击捻军，但曾国藩预测，在北方，不管是僧格林沁的军队还是其他帝国将领领导的军队都不会取得好的结果。除了决定解散自己的军队湘军外，曾国藩对其他军队的评价及他对淮军的赞扬表明，他不仅打算利用淮民去镇压淮河起义，而且确信从淮河流域征募而来的淮勇是最适合对付捻军的力量。
但在1865年前，淮军招募的新丁大多来自淮南。曾国藩利用淮民镇压淮河起义的政策，是否包括利用捻军家乡淮北的人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从曾国藩1865年刚与淮北接触时的评价中寻见端倪。他认为，如果淮军能吸收淮北元素，将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然而，在利用淮北人民之前，曾国藩需要先将他们与其首领分离开来。为此，他开始着手“清查圩寨”的工作。当然，成功将捻军与其支持者分离，然后摧毁捻军巢穴，这本身就是镇压捻军的一个条件。但由于曾国藩强调淮北人民的作用，所以他在淮北所做的这些工作也可看作是动员淮北农民的一项初期步骤，这项工作也使他能够利用新圩长的领导力来为清军服务。
1865年后，淮军将领持续从淮北农民及投降的捻军中招募人手。在对捻作战的最后阶段，淮北新丁的人数增长到一个很高的程度，绝大部分的淮军是由淮北人民及前捻军成员组成的。我们知道，捻军与清军较量的关键在于谁能赢得地方武装力量的支持。1865年前，捻军之所以能占据优势地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将当地人民组织起来并形成一支地方势力，而他们的对手却未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由曾国藩发起、李鸿章实施的策略转变了整个局面。他们通过在捻军统治中心动员百姓来动摇捻军的根基。曾国藩和李鸿章取得了两项杰出成绩，这也是他们区别于其前任之处：他们不仅将淮北农民从捻军中分离出来，而且还将其组建成一支新的军队，在这支军队中，淮北的农民们开始与他们昔日的首领进行战斗。
随着另一支地方势力——淮军成为淮北的掌控者，如今，漂泊在外的捻军成了挨打者。不过，捻军仍有战斗的能力，且他们发誓将战斗至死。在这些经验丰富的捻军被彻底消灭之前，淮军还须努力增强其军事实力。因此，淮军的质量、领导能力与战略战术水平的提高、对现代化武器与装备的利用，以及充足的资金供应，都应看作是得以最终消灭捻军的重要因素。(https://www.daowen.com)
1865年前，捻军成功地在淮北建立起一股地方势力，这使他们取得了淮北地区的霸权。但那一年之后，事情开始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曾国藩与李鸿章采用了利用淮北地方力量发展淮军的策略，这使其完成了对该地区的征服，并最终制服了捻军。因此，淮军的胜利标志着一支地方势力对另一支地方势力的胜利。
也正因为这是一支地方势力的获胜，这场起义的平定并不意味着清王朝衰减的权力得到了恢复。相反，清王朝的权力在进一步衰减。可以说，在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的出现已经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就军事力量而言，淮军对捻军的胜利直接扩大了前者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我们已经得知，在1864年攻陷南京后，曾国藩就着手解散了湘军。但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1868年的淮军身上。在淮军八万将士中，只有三万人被遣撤。[8]安徽巡抚英翰甚至提出以淮勇代替直隶练军的提议。[9]都察院左都御史毛昶熙以及与英翰意见相同的左宗棠皆奏称应由淮军杰出将领刘铭传补直隶提督之缺。[10]英翰为满族人，而左宗棠常常与李鸿章意见相左，因此，在保留淮军的问题上，这些提议者并没有任何私心。在看到直隶练军在1867—1868年与捻作战期间所暴露出的软弱无能后，所有人都赞成用一支新军队来取代其以保卫京师。李鸿章拒绝了这项提议，理由是刘铭传“卓荦不羁，何敢从事王公贵人”。[11]但听到曾国藩由两江调任直隶的消息后，李鸿章改变了主意。他同意刘铭传的铭军，也是淮军中最强的一支，驻扎在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张秋。据李鸿章所言，这一改变是为了增强曾国藩在直隶的地位。[12]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决定淮军驻扎地点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帝国的利益。[13]
一支地方势力对另一支地方势力的胜利是无法消除起义的根源的。曾国藩之所以决定争取淮北农民的支持，是因为他对淮北农民的评价与其前任不同，即他意识到了淮北农民潜在力量的用处。他的决定确实实现了对捻军的镇压。然而，这种对“有用性”的强调使争取人民支持沦为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我们承认，曾国藩有“将安徽人民从乱世浩劫中拯救出来”的美好愿景，[14]但若要他制定出一个可以解决百年来起义问题的新方案，则实在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他在淮北圩寨中所做的工作，目前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从他当时给委员们的指示中可以得知，他的政策并没有超出孤立起义军首领及加强政府对起义军追随者控制的范畴。本书开篇所列举的那些可能引发起义的条件仍然完好无损。三十年后，义和团（白莲教的另一个分支）在曾经的捻军地区（安徽、山东、江苏及河南交界处）的兴起，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15]
【注释】
[1]《安徽通志》，卷103，第4页。
[2]《方略》，卷30，第21页。《续修庐州府志》甚至记载道早已占领该城市的太平军曾邀请捻军一起保卫它。（卷20，第12页）
[3]《方略》，卷43，第2页，第22页。
[4]《方略》，卷42，第9—10页；卷127，第8页。
[5]至于另外两名钦差大臣，满人胜保在1856年至1859年花费了他所有的精力来围攻淮河沿岸的城市。1860年他在河南作战，1861—1862年，他解救了被围困已久的颍州。在他担任统帅的所有任期内，他从未踏足过捻军的中心控制区域。僧王僧格林沁于1862年冬进入淮北，并在第二年春天离开。1864年至1865年，他所做的基本就是跨越多个省份来追击捻军。而袁甲三与以上二人相反，虽然中间有过几次中断，但他一直与捻军的家乡区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6]《光绪鹿邑县志》，卷8，第7页。
[7]事实上，1861年时李续宜曾尝试用湘军来平定淮北，1862—1863年，唐训方也效仿他做了相同的事，但二者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王廷安：《湘军志》，卷7，第6页，第17页）1861年，河南巡抚严树森从湖南募集乡勇，按照湘军模式来组织他们，并委任湘军将领李续焘统领这支队伍。然而，这支新军丝毫没有显现出湘军在长江流域所表现出的耀眼才能。最终，饷银的短缺迫使这位巡抚将其遣撤。（《豫军记略》，卷9，皖匪九，第8—9页；皖匪十，第9—11页。《方略》，卷110，第23页；卷131，第1—8页；卷187，第11页）
[8]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第8—9页。
[9]《方略》，卷317，第24页。练军，义指“训练有素的军队”，自1861年起首先在直隶创建。直隶当局从京师神机营及绿营军中挑选强壮士兵进行更高强度的训练。（《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7，第9635页）
[10]《方略》，卷319，第9页，第25—27页。
[11]李鸿章，朋僚函稿，卷8，第51—52页。在给朝廷的答复中，李鸿章只说道北方的气候不适合南方的兵勇，但他在给曾国藩所写的私人信件中透露了真正的原因。
[12]同上。
[13]关于对李鸿章权力与北洋系后续发展的讨论可见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Chün.
[14]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页。
[15]《封禁义和拳实录》，第1页，收录于《拳乱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