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对淮河流域起义的镇压
曾国藩完成了他的前任们未能完成的任务，即把人民群众从捻军中分离出来。然而，读者不应因此而错误地认为曾国藩在试图用政治方案来取代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曾国藩虽然竭力将捻军成员与其首领分离，但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能使人民摆脱政治上的压迫以及经济与社会上的不公平待遇，因而无法彻底地铲除起义的根源。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曾国藩不仅将农民与他们的首领分离开来，而且还积极地将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对抗捻军的新生力量。在这方面，曾国藩获得了成功，而他的前任们都失败于此。
曾国藩在1859年时对李鸿章说道，两淮地区风气强悍，从乱如归，但他们朴素的作风与勇敢的精神亦适合组建一支新的军队。[1]这表明曾国藩与袁甲三不同，他既不怀疑、惧怕，亦不低估淮河流域的人民。九年前，他曾以同样的态度成功地在家乡建立了湘军。在做了上述观察之后，他令合肥人氏李鸿章招募淮南勇五百人先做试验。第二年，即1860年，在他升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加大了实施这项计划的力度。1861年二月，淮军于安庆正式建立。
这支新军队的建立只是曾国藩用来应对长江以北总体军事形势的手段之一。他的意图极为深远，其目的是用朝气蓬勃的淮勇来替代暮气已深的湘军。[2]这项有远见的计划同样也是针对捻军的。就在淮军成立的那一年，也是他担任淮河流域总指挥的三年之前，曾国藩即向李鸿章保证道：“俾淮勇皆成劲旅，皆有誉望。目下可使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3]他认为，淮勇比湘军更能适应淮北的地理条件。[4]李鸿章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清楚，虽然李续宜和唐训方都曾在淮北战场上使用过湘军，刘长佑也曾以湘勇剿直隶之骑马贼，但两次尝试均未大著功效。[5]河南与安徽两省的军队看起来更加使人泄气。在李鸿章看来，各省兵将皆散漫无纪，不堪重用。[6]此外，他对僧格林沁的评价也并不高。[7]
随着各省军队与僧格林沁军队的溃败，曾国藩将淮军看作唯一的希望，而李鸿章自己也对淮军充满信心。特别是当与太平天国的作战成为持久战后，很明显，湘军已经精疲力竭了。“暮气之说”笼罩着整个湘军。[8]攻陷南京后，一连串的兵变使曾国藩大为惊恐。[9]与此同时，他卓越的战功已经引起了清廷的疑忌。由于多年来受宋明理学熏陶，曾国藩颇善自省，这使他下定决心自解兵权，这样也能将更多的资本留给淮军，如此，他便可以倚淮军自重，以此来获得权力、事业，甚至保障个人之安危。[10]因此，将士的懈怠、不遵守纪律，清廷的疑忌，以及财政方面的考虑都构成了解散湘军的原因。[11]
曾国藩随后率淮军北上，与北方各省军队进行了接触。事实很快证实了他之前对这些省军的推断。他为自己建立淮军的智慧而感到得意。他曾自豪地说道：“近来各处言办捻者，动以数省会剿为辞，而不知三江（江苏、浙江、江西）、两湖（湖南、湖北）及东、豫等省，今惟淮勇可战可守，此外并无一枝可以与贼交锋。”[12]或许大家会问，为何这支主要从淮南募兵而成的淮勇会被认为是最适合镇压淮北捻军的呢？李鸿章自己也说，他的勇兵来自庐州、六安、安庆以及扬州，与淮北人民在性情与习俗上皆不相同。[13]此外，1865年以前，淮军作战的对象是太平天国，而不是捻军。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对淮军将领的出身做一个简要的了解。《淮军平捻记》一书中清楚地记载道，淮军旧部曾在其家乡组织团练，而李鸿章的声望素为捻军所畏。[14]捻军在1867年前是否真的畏惧李鸿章还有待考证，但淮军将领起初是地方团练首领的事实无需争辩，甚至连李鸿章本人也曾是与捻作战的地方练总。作为对王茂荫[15]派遣中央大员回原籍组织团练之提议的回应，朝廷将官员李文安派往庐州。1853年十一月，当李文安途经临淮时，袁甲三留他在此协助招募乡勇。[16]早在这一年年初，李文安的儿子李鸿章已经跟随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到达庐州，并且曾在代理巡抚周天爵的手下任职。捻军的崛起导致了清军的节节退败，颍州地区严峻的形势引起了周天爵对北部的关注。在周天爵的带领下，李鸿章与孙家泰在这里利用所办之团练对抗捻军。[17]政府派遣朝廷大员回淮河流域的目的是遏制该地区的起义风潮，包括此地区的捻军起义。对于当时与李鸿章有联系的譬如周天爵、袁甲三、吕贤基等人，我们在50年代初的捻军起义中已经熟识。至于孙家泰，在前面有关苗沛霖的部分亦曾提及。李鸿章正是跟随着他们见证了颍州势不可挡的捻军浪潮，而颍州府位于淮北而不是淮南。因此，李鸿章于1866年重新接手捻军事务不过是对他早期事业的继续。
李鸿章的部将刘铭传（1836—1856年）在他年仅十八岁时便跟随其父领导团练。[18]张树声与其弟张树珊在1857年的官亭之战中击败了张乐行。[19]潘鼎新（卒于1888年）、吴长庆（1834—1884年）、周盛波（卒于1888年）与其弟周盛传[20]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事业。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淮军的将领，与孙家泰、徐立壮、李南华等淮北练总相似，他们的事业起始于在庐州地区任团练首领的经历。不同的是，在淮北，没有一个像曾国藩一样的人能意识到地方武装的潜在力量，也没有人主动将这些地方组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孙家泰的案例即体现了这种差异。孙家泰曾与李鸿章并肩对抗捻军，后又为巡抚翁同书提供保护。但是，该巡抚非但没有将孙家泰的军事力量加以更好的组织利用，反而以孙家泰的性命为代价来安抚苗沛霖。或许孙家泰会和苗沛霖一样搅起“动荡”，但官员们对地方武装的忽视使他们丧失了大规模动员这些力量的机会。
淮军并非完全是从淮南人民中征募而来的。曾国藩一踏上徐州，就被淮北人民的活力所打动，并立即向李鸿章传达了自己对淮北人民的印象：
徐州四战之地，古多豪将健勇，与尊处风气相近。若能化其枭悍之习，道以忠朴之风，则淮勇之波澜弥阔，枝叶弥茂矣。[21]
曾国藩对淮北人民的评价与他对淮南乡勇的评价一模一样。他甚至从淮北元素中看到了淮军未来的辉煌。带着这样的评价，李鸿章在安徽、徐州、河南以及山东交汇处征募勇丁，并重新组织投降的捻军，以此方式来弥补淮军的人员损耗。[22]及至1868年作战结束，淮军的成员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百分之七十的兵勇都来自颍州和亳州，[23]即从前捻军的中心地区。新增加的淮北乡勇在人数上超过了原来的淮南乡勇，淮军的北进不仅成功地将一大批捻军的支持者从其首领那里吸引过来，而且还成功把他们纳入了淮军，使他们与曾经的同袍作战。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淮军还成功地利用投降的捻军填补了因伤亡留下的缺口。这意味着淮军利用招抚而来的捻军镇压了那些捻军之中选择奋战到底的同伴。
在淮北征募勇丁的并非只有淮军。1863年后，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省都相继发起了重新组练省军的运动，目的是使它们能够自力更生，保卫各自的省份。被西式枪炮所吸引，山东巡抚阎敬铭[24]（1817—1892年）特别编设一营，针对使用新式武器而对该营进行特殊训练。[25]当时，淮军对西式武器的成功运用给时人留下淮勇尤擅使用洋枪洋炮的印象。因此，山东巡抚特意从淮河地区征募淮勇两千名。[26]在河南，巡抚张之万[27]（1811—1897年）于1864年对河南军进行改革，他以与湘军和淮军同样的命名方式将其命名为“豫军”。[28]两年后，他的继任者在原来的一万四千名士兵的基础上又增添兵力一万多人，并截留了向朝廷上缴的税收[29]及声援其他省份的补贴作为新军的经费。[30]然而，这支新豫军也是从淮北募勇而得来的。及至捻军起义的最后一年，豫军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士兵都来自淮北。[31]“皖军”亦是如此，重新组建的安徽军队亦效仿了湘军与淮军的模式。这支新的力量建立在重新组织后的地方团练基础之上，并继续由前团练首领指挥，如李得胜、牛师韩[32]等。当然，它全部是由颍州与亳州一带的当地人所组成的。[33]虽然湘军与淮军的将领没有将各省军队当作应对捻军的主要力量，但重建后的东军、豫军、皖军在与淮军的配合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的贡献在于阻止了捻军在各省之间的肆意纵横，在于输送军队前往山东分担了封锁线上的驻军压力，还在于在镇压捻军的最后关头所起到的协助作用。由于这些省军与淮军都是从淮北招募而来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淮北人自己镇压了曾经统治过这片地区的捻军。
淮北农民为清军服务暴露出他们对捻军的忠诚是有限度的。1865年以前，宗族和社区的纽带使农民对捻首产生了高度的忠诚。除这些纽带外，捻首们还取代官员成了农村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并努力使农民免受饥荒，且保护他们免被伤害。换句话说，捻军首领接管了官员的位置与职能。然而，这种社会上以及政治上的联系需要一个必要条件，即捻首须一直控制着这片土地。1865年后，这个条件不复存在了。在曾国藩领导下，官员们在淮北重新建立起他们的权威，并击退了想要返回家园而疯狂尝试的捻军。首先，随着捻首的离开，宗族或社区关系所产生的黏合力便松弛了。其次，捻军首领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社区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有能力将农民组织起来，这些人的离开意味着组织力量的减弱。再次，曾国藩鼓励开垦与捻军统治区域接壤的被破坏的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之前捻军所实施的救济饥民的政策的功效。而淮军通过为淮北勇丁提供优厚待遇为这里的人民开辟了另外一条谋生之路。[34]最后，正如捻首们利用其统治者的地位来获得农民的忠诚一样，现在新的统治者也用他们的权力来控制农民。农民缺乏敏锐的政治意识，对既有政权具有极大的容忍性，除非遇到自然灾害，抑或是官府压迫过甚将他们逼到绝境，否则他们极少会诉诸反抗。即使在起义时期，他们也不是为了抽象的道义而战，而是为了具体的目标而战斗，例如，为了从饥荒中生存下来。由于捻首和老兵们都在外游荡，留在淮北捻巢中的农民无法也不愿拒绝为新的统治者服务，尤其是在这样做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种谋生手段的情况下。
虽然淮北百姓的加入极大地鼓舞了淮军，并成为镇压捻军的关键，但要取得成功还需要其他条件。首先，李鸿章的指挥是至关重要的。湘军和淮军的建立为兵将间的交往设立了准则。[35]
如前所述，曾国藩的防御政策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1866年十一月，这位湘军与淮军的老指挥官从前线引退。在奏议中，曾国藩感慨道，他只知打呆仗，无法以奇谋制敌于意料之外，且他行军迟缓，多有顾虑，不适合应对反复无常、诡计多端的捻军。[36]但这并不是他引退的唯一原因。尽管曾国藩对淮军的创建具有重要作用，且李鸿章尊曾国藩为师三十年，但淮军真正的主人是李鸿章。在曾国藩指挥期间，李鸿章作为代理两江总督留在后方，奉命支援前线。然而，作为军队的实际掌有者，李鸿章不仅认为自己在关键时刻具有发言权，而且忍不住要介入淮军的日常事务当中。这都扰乱了曾国藩的指挥。他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写信给李鸿章道：“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37]不过，在发出以上抱怨的三个月前（1866年三月），曾国藩已经从前一年的经历中确信，捻军非淮勇不能灭，而淮勇则非李鸿章不能督率。[38]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向李鸿章保证，若剿捻行动到夏天还毫无进展，他将奏请朝廷让李鸿章继任其事业。他坦率地说道：“鄙人不能上马督战，阁下能匹马当先，不过倡率一二次，而士气振兴百倍矣。”[39]
虽然这位湘军的指挥官建立了对其部下的个人控制，但李鸿章进一步加强了他与部将们之间的联系，从而能够掌控他们的一切活动。据曾国藩判断，“淮军将领多在李鸿章脚下盘旋”。[40]如今，曾国藩发觉必须要让位于他的学生了。在接受了曾国藩的请辞后，朝廷命他与李鸿章互换官职。[41]虽然李鸿章之后仍遵循着曾国藩的政策，如以河道防线限制捻军活动范围的原则，但他的存在在部将中激发了一种新的精神。为了他，他们愿意战斗，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愿意牺牲。
充足的饷银是淮军取得最终胜利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李鸿章本人也强调这一点。[42]他说道，1853年至1858年在安徽北部协办军务时，他曾亲眼看到和春[43]（卒于1860年）、郑魁士、袁甲三以及翁同书的军队是如何因为饷银缺乏而溃败的。李鸿章又说道，另一方面，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及他本人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因为有形式多样且数额充足的财力支持。但是，如前所述，财政因素对清军与捻军之间的斗争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以淮军为例，曾国藩并不是因为得到了充足的饷银才决定组建一支新军。然而，一旦军队组建完成，充足的财政支持就变得不可或缺。特别是在1867年以后，金钱成为诱使捻军投降的主要手段；另一个诱降因素是，他们在大规模地编入淮军后可以享有很好的伙食。淮军对长江三角洲财富的掌控使其有别于其他穷困的省军。在北上剿捻伊始，淮军便有劲旅五万余人。[44]每月发放的饷银、军需物资的开销及采办费用达五十万两白银，这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江苏税收、厘金及淮南盐厘。[45]江苏也是唯一一个能负担得起这么一大笔军事开支的省份，而李鸿章正是时任江苏巡抚。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从前胜、僧、袁诸帅，皆握军符于“客境”，而他治兵本省，权无旁扰，饷源全恃吴中。[46]李鸿章的言论很有说服力，尤其是当人们回想起那些依靠其他省份补贴生计的军队是多么地为饷银所困扰时。1860年冬，曾国藩从前线回到南京，在这里，他最大程度地完成了为前线筹资的任务。[47]江南财力与淮北人力的联姻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合作产生的一件无与伦比的杰作。
除了丰富的财政与物资供应，李鸿章还利用现代设备来加快运输速度。1863年之前，淮北的动乱中断了清军的补给线。而另一边的捻军却没有这样的困扰。在内，他们所有村庄的肥沃土地都保持完好，所有农业活动都没有受到干扰。在外，他们则一路沿着行军路线获取补给。1865年至1866年，曾国藩恢复了淮北的秩序，使得颍河、淮河及大运河得以重新通航。补给通过这些河道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四大防守重镇。与此同时，无家可归的捻军的命运开始恶化，他们发现已经很难从敌对的、严密守卫的圩寨中获取粮食。李鸿章到达前线后，这一情形进一步恶化。1867年夏，李鸿章在位于山东沿海的胶州设供应局，负责接收通过海路由上海运来的米粮军火。[48]此时，淮军的封锁计划已经将军事行动范围缩小到山东半岛。当捻军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就近从当地人手中获得其储存的粮食时，淮军却享有从远处的上海与福建输送来的大米。
第二年，李鸿章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49]（1826—1893年）为淮军筹拨漕粮，以弥补供应的不足。同时，他要求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50]（1820—1879年）从南方为他提供额外的大米。[51]崇厚迅速对这一要求做出了回应。他将原本准备供应中央政府的一万三千担洋米转运至山东。[52]崇厚还提议用造船资金购买十万担大米，并用蒸汽机船将其运往天津。[53]在与捻军作战的最后一年，天津成为了淮军的补给站，海上运来的粮草、物资及从上海筹措的资金被源源不断地从天津运往山东前线。[54]
在蒸汽机船沿海岸线运输的物资中，最重要的是西式武器。[55]1864年以后，淮军各营都请了洋人教练来指导其使用新式武器。[56]每营皆配备洋枪四百余杆，如此，这支由五万名勇丁组成的部队共计拥有三万至四万支洋枪。[57]此外，李鸿章装备的四个炮兵营连同戈登留下的一千名洋枪手共同补充了他的军队。[58]沿海岸航行的蒸汽机船很好地解决了运输开花炮的问题，因为老式的内河船只不宜用于运送大炮。[59]李鸿章认为，在天津建立制造局可以避免长途运输所带来的风险。于是，他将上海机器局中的技术人员与工匠召集到天津，在这里开局铸造炸弹，以资应用。[60]就这样，军事上的需求为随后天津机器制造局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面对现代武器的汹涌浪潮，手握长矛的捻军束手无策。远程来复枪击中了许多试图从敌军面前逃走的捻首与其部下。由于捻军首领通常手执大旗将其作为指示进攻方向的信号，所以清军的洋枪手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捻军首领的位置，他们都是有价值的攻击目标。捻军领导人之一任柱就是这样死去的。[61]
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局面，捻军只好求助于他们的老手艺。他们突袭了淮军的弹药库。1867年夏天，大运河上的驻军发现，捻军的马队不仅都携带有洋枪，而且射击技术也很娴熟。[62]五个月后，捻军与清军在邹县附近接仗时调用了十一门开花大炮。[63]在接下来的一年，进入山东的西捻军也如法炮制，他们从清军处劫走众多洋枪。[64]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可靠的供给手段，因此，捻军也在寻找更直接的供应来源。“贼中有洋匪二名，句结洋人百余名到劳山口与任、赖相见，仍令潜回购办洋炮。”[65]
这个说辞来源于1867年七月，即东捻军被镇压的五个月前，一名被俘捻军的供词。供词的可信度并不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捻军购买西式枪支的计划曾实现过。这个说辞只能表明捻军在他们最后的挣扎中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得到新式武器，以及这些新式武器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淮军的胜利。
与这些西式武器同等重要的是淮军的骑兵。淮军在奉命与捻军作战、保卫安徽前并无马队。[66]自1865年三月起，淮军将领们开始从察哈尔与绥远购买马匹。到1867年秋，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淮军及湘军余部所购战马已达八千匹，骆驼约一千只。[67]这是僧格林沁骑兵规模的三倍，而僧王的马队在1865年前曾是所有剿捻部队中最强的。在这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即超过七千匹的战马都归了淮军所有，而在这七千匹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分在刘铭传的麾下。[68]刘铭传的部队早已享有盛誉，被认为是淮军中最强大、最有纪律性的部队。这支庞大的骑兵队伍使他的部队和捻军的队伍一样灵活且具有机动性。事实上，刘铭传并没有背离僧格林沁的追击策略。[69]
很明显，淮军比以往任何一支军队都更重视马匹。这样一支精锐的骑兵队伍鼓舞着他们继续沿用僧格林沁的战略。然而，如果对骑兵重要性的过度强调是一个谬误，如果僧格林沁的策略使他付出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那么淮军为什么还要重复同样的错误呢？首先，淮军对骑兵的重视并没有分散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注意力，他们还在继续执行从根基上摧毁捻军巢穴的基本政策。换言之，骑兵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其次，即使是作为一种工具，它也只代表整个机器的一部分。曾国藩和李鸿章从来没有盲目地、完全地将他们的全部希望放在骑兵身上。此外，淮军的财力也足以负担这八千匹马。因此，他们可以实施大规模使用骑兵的策略。[70]在这方面，胜保和袁甲三治下的军队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曾国藩刚一接手北方的指挥权，就立刻提议建立黄河水师。为了支持这一提议，直隶总督刘长佑用炮船取代了之前船队中的民船。[71]在山东河段，尽管当时在江苏北部的运河船队已赴山东运河防守，曾国藩还是主张采用同样的策略。[72]第二年，巡抚阎敬铭添设了一队装满洋枪的舢板炮船。[73]1868年，除属于淮军的水师外，李鸿章还集中了黄翼升[74]（1818—1894年）统领的淮扬水师在大运河山东段巡查。[75]如果没有这些水上力量，淮军很难通过天然屏障实现对捻军的封锁，尤其在这些天然屏障大多都是河流的情况下。50年代末，胜保与袁甲三也曾在淮河一带用水师协助作战，但那些弱小的舰队被捻军水师击溃了。[76]
最后，淮军得以战胜捻军要归功于李鸿章的战略。胜保强调的是以抚为剿，僧格林沁强调的是以追为剿，曾国藩强调的是以守为剿，而李鸿章则将抚、守、追三者合而用之。[77]我们已经看到，他不仅赦免了投降的捻军，还将他们编入自己的军队。但他的赦免绝不是绥靖。被赦免的捻军在经过重新组织与教化后，为淮军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并没有将李鸿章的营地作为临时据点，在下次起义时机成熟后再次叛逃。此外，李鸿章将淮军的马队的马匹增加到七千匹的事实表明，他不仅继续采用追击策略，而且加大了追击的力度。“诸军耐冻忍饥，日驰百数十里，始弃辎重，后并锅帐而弃之，各裹干粮，日夜奔逐。”[78]李鸿章自己都认为，如此迅捷的行军速度创下了他军中前所未有的纪录。[79]然而，这一纪录不是在多个省份的广大的地域上被创造的，它只是1867年夏天后的一个包围圈内的纪录。在这里，封锁政策正在发挥着作用。
在接替曾国藩后的前半年，李鸿章几乎没有改变曾国藩的河道防御体系，尤其是在大运河东岸建起的防御屏障。他所做的唯一变动就是将山东防线移交给山东军，以腾出负责长沟南段的淮军来增强追击捻军的力量。[80]不过，山东军驻守防线向南延伸使得北段防线的驻军人数有所减少。1867年五月，基于对富裕的东三府的垂涎，捻军通过这一薄弱地段冲破了长达两年的防御体系。[81]捻军成功地抵达了山东东部，这使大运河东岸的防御工事失去了意义。[82]
然而，刘铭传却在这次失败中看到了新希望的火花。他建议李鸿章将防御屏障由东岸转至西岸，将捻军牵制在山东东部。[83]
山东东部面对的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根据刘铭传的筹划，若清军能够将防御工事转移到西岸，并将枪口转而向东，那么山东东部将成为诱捕捻军的陷阱。当然，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东三府被捻军蹂躏，更希望将捻军逐出山东。[84]但是，除丁宝桢外，周围省份的其他巡抚都以“牺牲三府救三省”为由全力支持封锁政策的实行。[85]
封锁区在北部以黄河为界，西部及西南部以大运河为界。沿着大运河，淮军在李鸿章弟弟李昭庆的带领下接管了从韩庄到猫儿窝的守卫，安徽军负责猫儿窝到宿迁段，漕运总督张之万负责从宿迁到清江浦及淮安一带。[86]虽然运河没有流经湖北及河南两省，但湖北及河南的地方军填补了淮军留下的缺口，从而完成了运河防线的驻军守备。在黄河段，齐河以西区域的守卫工作被分配给山东军与直隶军，张秋因位于黄河与大运河的交点而除外；齐河以东的区域交给了由山东军与山东团练组成的联合部队。[87]沿着这两条线集结的军队多达十万人。[88]
图4 1867年的封锁
图5 1868年的封锁
然而，在这个包围圈中，捻军仍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此外，运河沿线长达一千里，想要使每一处的防御都得到加强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李鸿章将注意力转向山东半岛的胶莱运河。胶莱运河长三百余里，是元朝时为了运输漕粮、避开成山附近危险海道而开凿的，“首尾皆有口通海”。[89]此时，捻军已经深入山东半岛的尖端。李鸿章计划，只要捻军能留在胶莱运河以东，他就可以利用这条运河作为他封锁体系的内圈防线。在胶莱运河北口以北三十里之处，河道狭窄且水浅易涉。李鸿章派了山东清军驻防此处，而正是在这里，捻军利用山东军的薄弱防守击破了内圈防线。读者应该还记得，两个月前，捻军以同样的方式在大运河东岸的防御点戴庙横扫了附近的山东清军。从一开始，山东巡抚丁宝桢就相当抵触封锁政策，因为封锁政策将他所统领的省份变成了战场。如今，内圈防线的破裂进一步加剧了李鸿章与丁宝桢之间的不和。丁宝桢指控道，李鸿章以等待湖北地方军增援为托词，未及时从南段调遣军队来加强守备胶莱河北口。[90]李鸿章辩解称，是因为丁宝桢忽视了防御工事的巩固，且勇粮未能及时发放，方导致捻军越过胶莱防线。[91]对李鸿章的批评公允与否取决于他是否清楚胶莱河北段河道狭窄且水浅易涉的情况。作为总指挥，提前了解河道情况是他的职责。如果他注意到了这点，那他就该从淮军中派出足够的军力来弥补此处的天然缺陷。但相反，他让潘鼎新派山东军中的四个营来接管该段。从曾国藩与李鸿章的通信中，我们已经得知他们对各省省军毫无信心。[92]我很好奇，为什么李鸿章会让一支他看不起的军队驻防如此薄弱之处？
内圈防线被打破后，巡抚丁宝桢第一个提议取消封锁，[93]甚至曾国藩对封锁政策的信心也有所动摇，只有李鸿章一人依然坚定。[94]他看到，由大运河与黄河构成的外圈防线依然完好无损。如果捻军不能在封锁区域内被消灭，那么一旦捻军从外圈防线逃出，剿捻形势将更加无望。以上是李鸿章的观察，他对自己的这项决定充满信心，这也致使东捻军在五个月后被镇压。之前，政府骑兵的损耗大部分是由令人精疲力竭的追击造成，而不是在战斗中被歼灭的结果。如今，缩短的距离给了淮军庞大的骑兵以机会，使其能够集结兵力对捻军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在东捻军被消灭之前，封锁区内进行了四次决定性的战斗。[95]在第二场战斗中，任柱被击毙，这对捻军而言是致命性的打击。在最后一场战斗，即瀰河之战中，捻军伤亡及被捕人数超过三万，精锐人员和辎重一战而尽。[96]太平天国余部及东捻军的共同首领赖文光在最后一战中幸免于难，他在最后时刻（1867年十二月）成功地抢渡了六塘河，从而穿过了封锁线。但这次抢渡后，他身边仅剩骑兵几百名，他的死亡也仅仅推迟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最终，他在安徽东北部的盱眙被俘。[97]
本书不详细展开讲述西捻军与清军在陕西的斗争。1868年十一月[98]，张宗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接着进入直隶，并最终到达山东。东捻军的灭亡使其位于西部的战友们意识到山东就是一个圈套，但清军的阻拦与追击把他们推向了那个方向。据《涡阳风土记》记载，张宗禹从陕西突围向东是对任柱求援书信的回应，后者在山东的封锁圈内被击垮了。[99]笔者怀疑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起初，张宗禹在陕西看到了新的发展前景，他认为可以与该处的回民起义者进行合作。[100]但是，当他踏上这片土地后，便对此处粮食的短缺倍感失望。[101]捻军游荡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米粮，而进入陕西后得到的结果与其目的背道而驰。1867年四月，左宗棠来到陕西，西捻军的处境更加艰难。除湖南勇兵外，左宗棠麾下还有由曾国藩从安徽派来的刘松山、郭宝昌的部队。[102]只要左宗棠的军队继续驻扎在陕西，张宗禹就几乎没有在该省扩张的余地。此外，左宗棠决意在进一步处理西北回民起义问题前镇压捻军，[103]并打算复制此时正在山东实行的封锁政策。[104]张宗禹认为，如果他无法像曾经对待巡抚刘蓉[105]（1816—1873年）的军队那样给左宗棠造成沉重打击，以及在此时进行全面作战与捻军的战术不符，那么他没有理由继续在陕西逗留，等待左宗棠实现其所设想的封锁计划。1867年冬天，张宗禹一心思考的便是如何离开陕西。为实现该目的，他率部驰向陕北，从那里他可以很轻易地跨越黄河到达山西。张宗禹的北移证实了左宗棠的判断，即捻军急于穿过山陕边界。[106]左宗棠推断，山西的兵力是无法与捻军相抗衡的。事实证明左宗棠是正确的。十一月，张宗禹利用冻结的河水，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进入山西。当山西巡抚“括标兵得三百人，率以仓皇南下”时，刘松山已经率军将捻军驱至河南了。[107]1868年一月，捻军进入直隶南部，直接威胁到首都安全，并一度攻入天津郊区。这一紧急形势迫使清政府将京师神机营投入战场，此外还有直隶总督官文[108]（1798—1871年）手下的直隶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所率的天津洋枪队，由陕西一路跟随捻军而来的左宗棠部下，以及跨省而来的山东军，最后是李鸿章的淮军。但是，面对肆意推进的捻军，如此庞大的军队似乎束手无策，任由其蹂躏神圣的首都所在的省份。一项顾虑使清军在是否向捻军大力施压上犹豫不决——除非京师南部得以设立重防，否则清军在南部的任何行动都将推动捻军北犯京师。[109]在直隶平原上，可以用来阻止捻军前进的河流是漳河，但在泥泞的河岸上修建防御工事是极其困难的。[110]在李鸿章完成对卫河的防御部署之前，捻军已经冲破其防线。三月，捻军从东昌过大运河。他们的目标是天津及其周边地区，但是，在其北上计划被挫败后，他们再也无法回到大运河以西的地区了，他们面临着与一年前的东捻军同样的命运。
捻军进入大运河以东的地区重新点燃了李鸿章的封锁计划。[111]左宗棠虽然在几乎每一个问题上都与李鸿章意见相左，但他完全同意这个计划。[112]与前一年不同的是，1868年对西捻军的封锁位于黄河以北，大运河位于其西侧。由于北侧仍然是开放区域，于是淮军掘开了捷地的堤坝，让运河水灌入减河，向东直通大海。[113]之后，马颊河被当作内圈防线，用长墙与临邑相连。[114]最后，刘铭传将西捻军围困在徒骇河、黄河、大运河所围成的一个小圈之中。[115]正是在这个包围圈内，六月二十八日，张宗禹在绝望中投井自尽。[116]这就是西捻军的灭亡。
在前一年，封锁计划的实施是在李鸿章的全权指挥下进行的，到了1868年，在方圆仅数百里的一小片区域内，同时出现了两位亲王及六位统帅。[117]原则上，大运河西岸的驻防任务分配给了左宗棠、官文、崇厚麾下的部队，但由于兵力不足，无法覆盖整个防线，于是德州以北的地区同时由直隶和山东的地方团练协防。[118]在东岸，临清到张秋各段分别由安徽军、山东军与淮军负责。[119]得益于漳河与卫河水流量的增加，运河水位升高，李鸿章从南方抽调来的淮扬水师获得了可自由穿行的通道。[120]在封锁区内，仍然是淮军肩负着对付捻军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官文、崇厚等重要人物的出现，只会使号令纷纭，使战场更加混乱。[121]
与最高统帅之间多有分歧不同，直隶与山东的百姓大都相互配合。根据可获取的材料来看，这里所提及的“百姓”包括绅民，即士绅与平民。我们不应将他们与1864年前与捻军合作的百姓混为一谈。捻军的合作者多在山东南部，特别是在山东、河南与直隶的交界处，这里曾散落着捻军的老巢，1855年的黄河洪害使这里成为起义者的避难所。1867年至1868年，政府的合作者是大运河西岸直隶段以及山东黄河南岸的百姓，这两地尚未被捻军的影响力所波及。捻军的迂回进攻所造成的破坏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多有怨言，他们迫切希望得到强大的淮军的帮助，以尽早结束这种痛苦。
1867年十二月，山东百姓在黄河两岸修筑长墙共一千余里。此系民间百姓自行捐办，不过二十日即修筑完成。[122]第二年夏天，在时任直隶臬司、前淮军将领张树声的鼓励和监督下，直隶百姓在大运河西岸沿运河完成了同样的事情。[123]在长墙背后，当地团练动员了数十万人进行防御，且皆自备器械口粮。[124]他们与政府的驻防军队共同承担了防御重任，而不仅仅是扮演着辅助的角色。面对如此强劲的堵击，捻军在大运河沿岸徘徊数日，始终没有获得渡河的机会。[125]在封锁区内，特别是在马颊河堤防与长墙围成的封锁圈完成后，村民们修筑了大量的圩寨，以此将精疲力竭的捻军拒于门外。在地方百姓的配合下，封锁圈不仅封住了捻军的逃生之路，也封住了捻军生存的希望。
【注释】
[1]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3章，第1页。
[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13页。
[3]同上，卷18，第27页。
[4]同上，卷24，第9页。1859年，曾国藩曾对袁甲三说：“湘勇不耐劳苦，不惯面食，又思恋家乡，常常告假，若调赴淮北，水土不服，士心不愿，实属迁地弗良。外闻但知湘勇之长，弟与润帅则并深知湘勇之短。”（同上，卷9，第19页）
[5]《方略》，卷245，第22—23页。同治统治初期，北方诸省纷纷效仿湘军体系。严树森以湘勇替换了河南省军。刘长佑用湘军的模式来训练直隶军队。（《方略》，卷189，第25页）代理安徽巡抚唐训方将湘军治军章程运用到皖军当中。（《方略》，卷170，第4页）曾在曾国藩军中的陕西巡抚刘蓉，从湖南招募了一万多人来组建其新军队。（《清史稿》，列传212，第4页）山东巡抚丁宝桢招募了八千湘勇随其前往山东。（《丁文诚公奏稿》，卷1，第5页）在训练山东军时，他以楚勇二百、山东新勇三百为一营，合队训练。［《山东军兴纪略》，卷15（下），第6页］这些以湘勇为模式组建的新军，没有一支取得了像南方的湘军那样的胜利。在陕西，张宗禹彻底击垮了刘蓉的湘勇。（《方略》，卷268，第20—21页）河南巡抚张之万甚至请求皇帝取消将楚军调入河南的谕令。张之万认为，楚军纪律薄弱，与捻作战尤非所宜。（《方略》，卷228，第6页）
[6]李鸿章，朋僚函稿，卷6，第23页。
[7]李鸿章，朋僚函稿，卷6，第5页。
[8]湘军的弊窦可列举如下：第一，是兵将皆厌倦军中生活；第二，是沾染官场习气；第三，是缺额，兵力远远不足；第四，是骚扰百姓，致民间有官兵不若太平军之评；第五，是将弁以军营为传舍，任意来去；第六，是败不相救。这些现象，都是当日湘军的大弊。（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2章，第1节）
[9]由于前几年的军饷迟迟未发放，鲍超部下在湖北金口哗变。之后，各营纷纷效尤，蔓延至安徽南部。皖南各军索饷大哗，甚至殴伤长官。（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第22页；李鸿章，朋僚函稿，卷6，第24页）蒋凝学、成大吉等部亦纷纷效仿。（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35页；《方略》，卷249，第2页）
[10]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5页、第18页；罗尔纲，第12章，第1节。
[11]罗尔纲，第12章第1节。
[1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18页。
[13]《方略》，卷254，第22—23页。
[14]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第3页。
[15]户部右侍郎。
[16]《续修庐州府志》，卷96，第1—2页。
[17]同上。
[18]《清史稿》，列传203，第3页；恒慕义，第526—528页。
[19]《清史稿》，列传203，第4—5页；列传234，第4页。
[20]《清史稿》，列传203，第6—9页；李鸿章，朋僚函稿，卷6，第19页；恒慕义，第745页、第483页、第526页。
[21]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32页。
[22]《方略》，卷319，第29页。
[23]《方略》，卷317，第24—25页。在与捻作战结束后，仅蒙城一处即有数千人从各军中返回。（《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24页）
[24]恒慕义，第724页。
[25]《山东军兴纪略》，卷4（下），第16—18页。
[26]《山东军兴纪略》，卷5（上），第10页。
[27]恒慕义，第32页。
[28]《方略》，卷217，第13页。
[29]这里指本应押解至京师的田赋与漕粮。
[30]《豫军纪略》，卷12，皖匪二十，第4—6页。
[31]《方略》，卷317，第25页；卷320，第14页。
[32]《续修蒙城县志》，卷9，第32页；《涡阳风土记》，卷12，第67—71页。
[33]《方略》，卷317，第24页。
[34]淮军有能力提供优厚的待遇，因为其财政状况要比1865年以前的军队好得多。详见之后的段落。
[35]罗尔纲，第13章，第6节。
[36]《方略》，卷261，第27页。
[37]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33页。
[38]同上，卷25，第23页、第25页。曾国藩虽然是淮军的创始人，却自觉无法指挥淮军；其他人就更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了。1865年三月，在僧格林沁战死前的一个月，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率领的淮军已经到达了徐州，距离僧格林沁苦苦挣扎的曹州非常之近。（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第1页）然而，淮军的将领们并没有越过省界前去援助，他们仅满足于防卫江苏边界，即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的职责所在。李鸿章公然宣称，他不会让僧格林沁指挥其军队，因此也不会让他的军队越过边界。为此，他甚至多次违抗皇帝的命令。（李鸿章，朋僚函稿，卷6，第18页）
[39]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23页、第25页。
[40]同上，卷25，第33页。
[41]起初，朝廷命曾国藩入京陛见，他的幕僚怀疑清廷想借此机会羁留其于京师，曾国藩本人亦自觉不安。于是，李鸿章上书朝廷，表示他需要曾国藩在后方帮其解决饷银的问题。清廷遂派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罗尔纲：《湘军新志》，第6章，第3节）
[42]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第19页。(https://www.daowen.com)
[43]恒慕义，第293页。
[44]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第3页。
[45]同上，卷1，第8页；卷11，第16—18页。在这五十万两中，三十万两为淮军月饷，七万两用于尚未解散的湘军。（《方略》，卷263，第10—11页）厘金是湘军为筹措军费而征收的一种新税种，之后一些省份也进行效仿。其是对内地水陆商品征收的货物通过税。
[46]李鸿章，朋僚函稿，卷6，第48页。
[47]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19页。
[48]李鸿章，朋僚函稿，卷7，第14页。
[49]恒慕义，第209页。
[50]恒慕义，第642页。
[51]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0，第20页。
[52]《天津县志》，卷16，第22—24页。
[53]同上，卷16，第27—28页。
[54]同上，卷16，第29页。
[55]运用火器并不是清军的特权，捻军也使用了同样的武器。1853年，在捻军围攻沈丘时，他们已经拥有并利用枪炮来进攻城池。（《方略》，卷4，第1页）第二年，在一场与捻首李三闹所率部队的交战中，清军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令其惊讶，包括枪炮器械六百余件，火药铅丸两千余斤。（《方略》，卷5，第6页）19世纪50年代初，捻军经常袭击装有枪支和军械的政府船只。（《方略》，卷8，第12页；卷9，第2页）虽然李三闹是捻军首领，但他也曾向官军投诚，其麾下捻众被编入团练。他的队伍很有可能是在投降期间从官军那里获得枪支的。不过，纵观整个起义过程，捻军都没有扩大火器的使用，很多地方都显示出，捻军更倾向于使用长矛作为其主要装备。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虽然能偶尔通过袭击政府装备库来获得武器，但却无法及时地填补损失，抑或是因为他们的飘忽战术并不需要大量的枪炮。
清军虽然有能力采购更多的枪支和弹药，但他们仅在攻击捻军据点时依靠它们。当在战场上遇到捻军时，清军火器的威力就瘫痪了，捻军的骑兵往往在其装填弹药的间隙就已经冲到面前。（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1，第1页）通常情况下，捻军驰骋的距离远远超过了火器的射程，因此，在1865年前，火器在对捻作战中仅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
在淮河流域，我们提到的火器通常是指传统的前膛枪。武器革命是在淮军进入淮北战场后才发生的。这一时期所谓的洋枪虽然依旧是前膛枪，但已改进了枪膛线，子弹取代了火药与弹药。当然，在19世纪50年代末，这种类型的武器在淮河地区已经非常有名了。1859年，胜保提银万两购办西方洋炮装备他的炮船，1862年，徐州总兵、提督田在田组建了一支配有西式洋枪的特别营。（《方略》，卷65，第20—21页；卷137，第28页）一位叫金安清的官员受命在江浙代筹皖饷，不仅建议胜保、翁同书使用西式武器，还采取行动，从上海为他们购入洋炮三百尊及洋枪六百支。（《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5，第70页）此时主要的问题是财政收入的严重不足，1860年后，江浙大部分地区都被太平军占领，而胜保又被召回，故这项新举措中断。
[56]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第9页。刘长佑于1863年对直隶军队进行了重组，接着，整顿的范围扩展至京师神机营。也就是说，一定数量的普通士兵被挑选出来进行了特殊训练。（《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7，第9635—9636页）这些重组后的直隶与京师练军都装备有西式武器。（《天津县志》，卷16，第19—21页；《方略》，卷175，第8页）1868年，当西捻军进攻直隶，进而攻入山东北部时，直隶练军与在本省战斗的其他军队进行了合作，为达到封锁包围的目的，其作战范围甚至推进到山东东部的东昌以及山东—直隶交界处的减河。［《山东军兴纪略》，卷4（下），第5页］1867年一月，陕西回民起义达到高潮，在前往陕西的途中，左宗棠在汉口重新武装其部队，为50%—60%的士兵配备了洋枪。（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9，第15页）在到达陕西之前，他收到朝廷谕令，命他与该省的西捻军交战。接下来一年，左宗棠没能将捻军封锁在陕西境内，只能一路尾追，跟着他们来到直隶，继而到达山东。在曾国荃（1824—1890年，恒慕义，第749—751页）于1865年成为湖北巡抚后，他曾率领湘军旧部多次与捻军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地带作战。他也极力主张采用新式武器。（曾国荃：《曾忠襄公书札》，收录于《曾忠襄公全集》，卷8，第44页）1866年，在山东这个最后几年至关重要的战场，巡抚阎敬铭购入洋枪一千余支。［《山东军兴纪略》，卷5（上），第10页］1865年至1868年，效仿淮军模式使用西式武器的风气盛行，就像1860年左右各省军队纷纷效仿湘军体系一样。
抛开这些军队后期的发展不谈，他们在此时更换武器都是为了镇压捻军。事实上，1867—1868年，以上提及的所有军队都参加了在山东的作战，尽管这些战役没有在他们各自的省份进行。
[57]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第9页；卷12，第3页。《方略》，卷234，第3页。根据湘军与淮军体系，每营除军官及随营长夫外由五百人组成。
[58]同上，卷1，第9—12页。
[59]《方略》，卷235，第3页。
[60]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2，第4页。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由李鸿章于1863年创办。
[61]关于任柱之死，流传有多种记载。据李鸿章的奏折所称，任柱身旁的头目潘贵升向淮军投诚，并与其新上司达成协议，一有机会就杀死任柱。1866年十月，当双方在山东与江苏边界接仗时，浓雾掩护了假持捻军旗帜的潘贵升。他成功地混入了捻军当中，并趁乱用枪将任柱从马上击落。（《方略》，卷288，第22页）在另一份史料中，是刘铭传与庆善（史料为善庆——译注）亲自冲在队伍前列射杀了任柱，但潘贵升冒领了这份功劳。为了鼓励这位前捻军首领，刘铭传与善庆将此功劳让与潘贵升。（《山东通志》，卷117，第3332页）后一份史料可信度较低。不管怎样，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被李鸿章赞为“今日第一等骑将好汉”的任柱是被洋枪射杀的。
[62]丁宝桢，卷2，第21页。
[63]《方略》，卷286，第2—3页。
[64]同上，卷309，第10页。
[65]丁宝桢，卷2，第48页。
[66]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第9页。
[67]同上，卷11，第9—10页；《方略》，卷228，第25页。
[68]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第10页；《方略》，卷283，第19页。根据淮军军制，马队每营有马二百七十六匹。（周世澄，卷11，第2—3页）在淮军二十八个马营中，刘铭传掌有十三营。（李鸿章，朋僚函稿，卷7，第2页；周世澄，卷11，第10页）在这七千匹马中，有八百匹是接收自被解散的霆军（由鲍超领导的一支湘军部队）。
[69]李鸿章，朋僚函稿，卷6，第29页。
[70]这一时期，左宗棠也花费了十多万两从内蒙古购置马匹。（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9，第26页；《方略》，卷286，第12页）1865年，巡抚阎敬铭为山东购置了五百匹马。［《山东军兴纪略》，卷4（下），第17页］第二年，他的继任者丁宝桢从满洲征募了一批马勇。（《方略》，卷267，第16—17页）
[71]王定安：《湘军记》，卷20，第12页。
[72]《方略》，卷229，第18页。
[73]《山东军兴纪略》，卷5（上），第10页；《山东通志》，卷117，第3330页。
[74]恒慕义，第526页。
[75]王定安：《湘军记》，卷20，第12页。
[76]在胜保亲督大军向正阳关前进时，他遇到二三百条捻军的船只“樯帆林立”于淮河之中。（《方略》，卷29，第10页）在六安的一次战役中，清军上报称从捻军手中夺获船只一百二十余艘。（《方略》，卷44，第1页）
[77]《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5，第70页。
[78]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8，第6页。
[79]同上，卷9，第2页。
[80]丁宝桢，卷1，第32页；《方略》，卷279，第2—3页。
[81]《山东军兴纪略》，卷6（上），第3页；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原文即未注明页数——译注）。这里所说的东三府是指登州、青州及莱州所辖的地区。
[82]防御体系并没有对捻军造成太大的伤害。1866年九月，当捻军在山东西南部屡屡碰壁后，他们回到河南，并在那里兵分东西两路，张宗禹率领其中一支前往陕西。（《方略》，卷261，第24页）1865年后，捻军曾多次分裂，但这次之后他们再也没能重聚。张宗禹率领的前往陕西的这支捻军被称为西捻军，而由任柱、赖文光领导的，继续徘徊于河南，进而至山东东部的这支捻军被称为东捻军。如此，捻军的活动远远超出了钦差大臣的控制范围。1866年秋，曾国藩将贾鲁河以西的防御任务交给鲍超。然而，在与捻军的斗争中，运气并没有像他与太平天国斗争时一样站在鲍超这一方。他在河南西部徘徊数月，却没有获得任何与捻军接仗的机会。（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4，第11页；《方略》，卷260，第34页）皇帝谕令其前往陕西，但曾国荃却突然将他召回湖北。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使他的军队在两个目的地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在1867年一月，他和刘铭传的部队成功地在湖北安陆附近与捻军接仗。但是，刘铭传的一次单独行动破坏了整个计划，同时这次行动也导致刘铭传部损失惨重。虽然鲍超最终赶到并挽救了整个战局，但鲍超与刘铭传却相互指责。李鸿章当然是更偏向于他自己的手下。鲍超对这种不公大为光火，继而以身体不适请求开缺。（《清史稿》，列传196，第9页）随着鲍超部队的解散以及刘铭传军队的受挫，捻军的熊熊之火继续在大运河以东的各省份燃烧。1867年五月之前，运河防线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是保护安徽、江苏北部以及山东东部。若将镇压捻军作为最终目标来讨论，运河防线的战略意义似乎就没那么大了。
[83]《方略》，卷279，第23—24页；卷290，第10页。王定安：《湘军记》，卷16，第21页。
[84]李鸿章，朋僚函稿，卷7，第10页；《方略》，卷279，第23—24页。
[85]《山东军兴纪略》，卷6（中），第2—3页；《方略》，卷280，第10—11页。
[86]《方略》，卷281，第25页。
[87]丁宝桢，卷10，第12页；卷11，第10页。《方略》，卷280，第10页。
[88]《方略》，卷280，第26页。
[89]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5，第7—8页。
[90]丁宝桢，卷3，第3页。
[91]《方略》，卷284，第2页。
[92]李鸿章，朋僚函稿，卷6，第33页；卷7，第16—17页；卷8，第28页。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25页；卷26，第6页。《方略》，卷249，第8页。
[93]丁宝桢，卷3，第10页。
[94]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16页。
[95]第一战是发生于1867年十月十七日的安丘之战，二十四日任柱被杀乃为第二战，第三战为二十八日的海州之战，第四战则是十一月十日的瀰河之战。（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6，第12—17页；卷7，第1—14页）
[96]同上，卷7，第15页。
[97]同上，卷7，第13页。
[98]应为1867年十一月。
[99]《涡阳风土记》，卷15，第21页。
[100]《太平天国诗文钞》，卷2，第99页。
[101]即使在和平时期，陕西也因为缺少水源与土壤贫瘠而处于粮食匮乏的状态。左宗棠与鲍超在奉命前往陕西时都将粮食短缺视为其首要问题。（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9，第9页；《霆军纪略》，卷11，第7—8页）捻军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102]在前往陕西的路上，左宗棠以新募而来的湖南兵勇重建了他的军队。（《方略》，卷270，第1—2页）刘松山的部队通常被称为“老湘营”，郭宝昌的部队是从皖军中分离出来的。［刘松山，（1833—1870年），恒慕义，第765页］
[103]《方略》，卷281，第20页。
[104]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9，第56页。
[105]恒慕义，第538页。
[106]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9，第59页。
[107]《山西通志》，卷78，第37—38页。
[108]恒慕义，第427页。
[109]《方略》，卷301，第7页。
[110]李鸿章，朋僚函稿，卷8，第7页，第10页。
[111]《方略》，卷309，第6页。
[112]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10，第3—4页。
[113]《方略》，卷310，第2—3页。
[114]丁宝桢，卷5，第49页。
[115]《方略》，卷317，第6页。
[116]李鸿章，朋僚函稿，卷8，第48页。
[117]六位统帅分别为：钦差大臣李鸿章、钦差大臣左宗棠、直隶总督官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满洲驻防将军德兴阿，以及京师神机营的官员。
[118]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10，第9页。
[119]《方略》，卷312，第3页。
[120]王定安：《湘军记》卷16，第23页；王闿运：《湘军志》，卷14，第16页。
[121]李鸿章，朋僚函稿，卷8，第41页；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卷10，第11页。
[122]丁宝桢，卷4，第40页；李鸿章，卷8，第27页
[123]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0，第5页；李鸿章，朋僚函稿，卷8，第31页。
[124]《方略》，卷312，第13页。
[125]《方略》，卷316，第7页。当地百姓的配合并不排除在一些地区人民仇视清军的事实。山东东部一些沿途州县即对向胶莱运河进军的淮军闭城不理。（《方略》，卷284，第11页）在山东、直隶以及河南，扰民的不法士兵与当地人之间的武装冲突以及杀害过往官军的事件频频发生。（《方略》，卷304，第22页；卷310，第10页；卷314，第39页）不过，这些案件都是一些局部事件。与直隶、山东百姓对捻军的敌对态度相比，这些事件造成的破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