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书目注
截至目前，笔者暂未发现任何由捻军自己书写的记录。太平天国给我们留下了诏令、公告、通信函件以及个人自述等文字材料，而捻军却没有留下任何内容。与太平天国相比，捻军在政治上较不成熟，并没有在军事及行政创新上投入大的精力，这也被认为是捻军相关资料缺乏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不排除捻军各股间及各旗间存在书面联络。然而，由于捻军统治区域几乎完全在淮北的农村地区，因此这些书面文件并不会传播太远，也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同时外人也很难进入捻军统治区域以了解捻军的情况。最后，太平天国的地盘延伸到了沿海地区，与外国人保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后者记叙了大量关于太平天国的内容。在有关太平天国的档案被作为胜利方的官员或有意或无意地销毁后，这些由外国人保存的文件就显得格外珍贵了。事实上，近期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源自伦敦、剑桥、巴黎的藏品。但捻军并没有相同的运气。
于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材料就成为我们的主要文献来源。使用官方文献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它们几乎都只关心战争的细节。只有通过细读字里行间的内容，并结合其他类似来源的资料细细爬梳，才能间接得到关于捻军组织的一些线索。
《剿平捻匪方略》可以说是专门记述捻军相关内容的官方全集。早在18世纪，乾隆皇帝就设立了方略馆，这是一个负责纂修有关清帝国军事行动图书的机构，其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清王朝在军事上的胜利。编纂者往往先择定一军事事件，然后围绕该军事行动抄录大臣官员给皇帝的奏疏及朝廷上谕。《剿平捻匪方略》也采用了相同的模式。该书成书于1872年，即与捻作战结束的四年之后。同治皇帝在序言中说明了编纂该书的缘由，他希望纪念并展示他父亲的军事功绩，以待皇家后辈加以效仿。在一本动机如此强烈的书中，夸大与隐瞒是不可避免的。就奏折本身而言，官员们通常在汇报事实时会有一定程度的保留，甚至偶尔编造情节。在某些情况下，编纂者会看似遗漏，实则刻意删除奏议中的一些重要内容。
然而，在官方材料方面，没有比《剿平捻匪方略》更完整的原始资料了。该书中记载了很多不显赫的官员，他们的为官经历本不会被单独搜集成书，《剿平捻匪方略》是唯一一部整理并保留了他们事迹的书籍，这是其尤为珍贵之处。对于真相而言，夸张与隐瞒并非不可克服的障碍。通过谨慎的阅读以及对矛盾说法的推敲，我们还是可以挖掘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实景象。此外，政见不同的官员的指控以及御史的弹劾都是非常有用的材料，可以用来检验不同的说法。
许多基于官方文件的叙事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的。尹耕云总纂的《豫军纪略》没有大量堆砌奏折及诏书，而是将材料以时间为序进行书写。随着捻军被镇压，河南巡抚李鹤年为庆祝他任期内的胜利，命下属利用该省所存之档案，如奏折、信函、公告等，对该事件进行详细叙述。由于河南是捻军主要的进攻目标，因此该书十二卷中有七卷都与捻军相关。真实的官方文件是该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巡抚李鹤年编纂这部书同样是出于展示其军功的愿望，因此《剿平捻匪方略》中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地存在于《豫军纪略》之中。然而，后者的编纂者把介绍捻军从兴起到陨落的整个过程作为他们的书写目标，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了捻军得以取得优势地位的长处，也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历任巡抚及其他政府官员。从这些自我批判中，读者很容易勾勒出接近事实真相的画面。
《山东军兴纪略》是一部相同模式的著作，它记载了在山东发生的战斗。1857年之后，山东像河南一般承受了捻军的主要攻击。在《山东军兴纪略》的二十二卷之中，与捻军相关的有七卷。其余各卷内容涉及山东的“教匪、幅匪、土匪以及团匪”，这些内容对于确定捻军在山东的活动以及他们与其他起义团体的关系至关重要。对“教匪”组织的描述为我们了解捻军组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关于“团匪”及“降众”的内容充分揭示了政府官员与地方力量间的斗争，以及各地方武装之间的争斗。
《湘军志》《湘军记》《求阙斋弟子记》这三部著作都试图为我们呈现湘军的全貌。这三部书是按照主题来安排内容的，根据各种战役及远征来划分。《湘军志》以湖南防守太平天国为始，以平捻为终，并附营制及筹饷两篇。第九篇及第十四篇特别涉及捻军的内容。作为政府官员以及曾国藩的同僚之一，作者王闿运很难摆脱其偏见。尽管如此，他也并不总是为湘军辩护。他并没有掩盖1865年前派往淮河舞台的湘军的弱点。
《湘军记》基本记录了同样的事件，但该书提供了更多的细节。第七卷与第十六卷分别涉及苗沛霖与捻军的内容。作者王定安曾是曾国藩的幕僚，并与曾氏兄弟有长达二十多年的私交。在王定安被选定作此书时，他很自豪可以用自己的目击经历、与上层将领们的私交以及参与者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来对官方文件进行补充。为谨慎起见，他排除了无法核实的传闻。他还倾向于将他的书称为“野史”，即非官方的、以待进一步调查的历史。尽管作者宣称其拥有丰富的材料，但我并没有在该书中发现《方略》及其他奏议文集以外的或者与它们不同的内容，至少在涉及捻军的两卷中是如此。
《求阙斋弟子记》是以曾国藩传记的形式出现的，该书强调了他的军事生涯。实际上，它是一部曾国藩言行的摘录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于各个主题之下。作者王定安（亦是《湘军志》的作者）与曾国藩是师徒关系，显然，王定安编纂此书的目的是展示其师的军事成就。与《湘军记》《湘军志》不同，该书内容仅限于有关曾国藩的记录，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而非一支军队。虽然它涵盖的内容较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提供的信息也较少。前两部书仅粗略描绘了曾国藩在北方的作战，而后一部则详细描述了曾国藩在行政上及军事上的安排。
然而，1865年后，捻军面对的主要军事力量是淮军。《淮军平捻记》涵盖了淮军与捻军作战的完整故事，该书对本书的贡献远超过前述有关湘军的著作。该书以1865年淮军北调为开端，以1868年镇压西捻军为结尾，书末还补充了附记两卷，记述淮军军制、军饷、军储情况。作者周世澄是李鸿章之侄，他编纂此书的目的与王定安类似，也就是说，他纂修此书的目的是延续其叔叔的军事名望。但是，该书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与李鸿章的亲属关系。周世澄是李鸿章军中的一员，在这里，他得以接触到许多原始资料，并在其著作中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除了按时间顺序记录的各场战斗外，附录中的军制、军饷及军储部分格外重要。它们在读者进一步查阅详细资料前先为其提供了浓缩的图景。
如果说上述所列著作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按照时间顺序发展的叙述，那么主要参与者的个人“全集”则本身就构成了原始文献。袁甲三的《袁端敏公集》及袁保恒的《袁文诚公集》收录于《项城袁氏家集》中，这是一部记录袁氏家族的著作集。编纂者丁振铎与袁甲三父子相识，并曾于19世纪50年代末在袁甲三邻地领导过一支地方团练。他应袁甲三之孙的要求编纂了此书。作为捻军运动的参与者之一，编者认为他有资格且有义务出版其家乡杰出人物的文集来纪念他们的功绩。(https://www.daowen.com)
《袁端敏公集》中收录有袁甲三呈给朝廷的奏议以及函牍。除第一卷外，有十九卷的奏议都与捻军有关。这份对捻军的重视是其他参与捻军事务的主要官员的集子所无法比拟的。函牍与奏议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体现了袁甲三的私人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不会呈现在奏折这样的官方文件中。不过，其中一些描述战斗的信件也只是对奏折的重复。
在吕贤基受皇帝命令总理安徽团练时，他在皇帝的准许下携带了两名助手，分别是袁甲三与李鸿章，二者皆是淮北人。从那时起，此二人在前线的地位越来越高。如果将捻军起义分为两个时期，那么袁甲三和李鸿章各自涵盖了其中之一。因此，将袁甲三与李鸿章的集子结合在一起，就几乎覆盖了整个捻军的内容。收录李鸿章作品的集子为《李文忠公全集》，包括奏稿、朋僚函稿、电稿等内容。本书只利用了1865年至1868年的奏议与朋僚函稿。除将该集中收录的奏折与《剿平捻匪方略》中所选的奏折一一比对阅读外，笔者格外重视其私人信件。在这些函件中，李鸿章更坦率地表达了他的想法。因此，信件中传达的观点有助于澄清与修正奏折中拐弯抹角甚至是欺骗性的陈述。
《李文忠公全集》的编纂者吴汝纶，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在他于李鸿章处担任幕僚时，不仅帮李鸿章起草了大部分的奏折，而且还在政治决策中提供了诸多建议。因此，对吴汝纶而言，编订李鸿章的奏折就像编订自己的作品一般。
从1862年袁甲三卸任到1866年李鸿章上任，曾国藩填补了二者之间总指挥的空白。尽管这段时间很短暂，但曾国藩采取的措施决定了与捻作战的结果。在与捻军相关的主要材料中，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的重要性不亚于袁甲三与李鸿章全集。《曾文正公全集》包括十五部分，含有奏稿、文集与诗集、官方与私人函件、日记以及年谱等内容。其中，对本书用处最大的是奏稿、书信以及年谱。在他对下级来文的批复及私人信件中，曾国藩常常会像长辈教导自己的孩子或弟弟一般教导他的属下。因此，这些批牍不仅揭示了曾国藩的政策、观察以及信念，还披露了他的个人性格。
在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完成该文集的编纂后，李鸿章对其进行了校对整理。李氏兄弟尊曾国藩为师，认为完成这项工作是他们作为学生的职责之一。
还有一部单独收录曾国藩书信的集子，名为《曾文正公书札》。相比全集中的相关部分，《曾文正公书札》印刷优良，更易于阅读。
笔者大量使用的第三类史料为地方志。地方志是一地历史与政治地理情况的结合。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在清朝，学者们极其重视地方志的编订，省、府、县、地区甚至一些村庄都有自己的地方志。由于编写地方志的目的主要是为地方行政人员提供参考，因此它包含了不同的主题，如地形、疆域、大事记、经济情况、风俗、教育、艺文、人物等等。其价值在于该地学者收录的同时期的当地资料。当然，由于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被士绅——一个特权阶级——所垄断，因此存在着缺乏客观性与偏向政府一方的问题，特别是在有关起义的叙事当中。
在省一级地方志中，笔者期待从《安徽通志》《山东通志》《河南通志》《江南通志》中获得第一手史料。不过，《江南通志》编纂于起义之前，在捻军起义之后并没有进行修订。《河南通志》对军事事务关注较少，《山东通志》在呈现捻军内容上也贡献不大，因为它或多或少地复制了《山东军兴纪略》的内容。于是，《安徽通志》成为唯一的资料来源。在安徽进行了十年的战争毁坏了大量有关政治地理的记录。在起义被镇压后，巡抚认为亟需修订一部新的省志。他们对这场动乱仍然记忆犹新，且认为这是安徽历史上发生的极其重要的事件，因此，巡抚命编纂者强调军事事件与忠杰之人。于是，在新版的《安徽通志》中，编者用九卷的篇幅介绍了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起义运动，并对忠杰人物进行了特别的强调。所以，《安徽通志》虽然只包含一省之内容，但并没有让人失望。《山东军兴纪略》与《豫军纪略》向我们展示了捻军在山东与河南的活动，《安徽通志》在这方面的详细记录使其足以与前两部作品相媲美。
除省志外，笔者还利用了安徽以及其他相邻省份府县级以下的相关地方志。这一类地方志的学术价值可能没有省级地方志高，但就材料而言，它们更为朴实，也更接近事实，因为其内容是直接在当地搜集并编写而成的。
在这里，笔者想概括地提一下捻军核心地区的一些地方志。《涡阳风土记》是大捻首张乐行家乡的地方志，在它的帮助下，笔者了解了张乐行的家族背景以及捻军在起义前夕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特别是由于官方文件很少记录非军事方面的涉及捻军的内容，这些分散在捻军区域的地方志中的零星碎片为我们提供了事件全貌的轮廓。通过捻军自己的文字记载来了解捻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不管它们对全貌的影响是多么微弱，这些地方志中的碎片都格外珍贵。除《涡阳风土记》外，亳州、蒙城、永城以及宿州的相关地方志也以同样的方式为笔者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