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到2020年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的目标。在这一宏伟目标的鼓舞下，中国科技创新水平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现在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快速增长，专利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独角兽企业等多项重要创新指标已经达到或超过很多发达国家水平，在国家创新竞争力排名上稳步攀升^[2]。

有关创新，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创新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基本问题。大量理论和实践表明，从社会层面来看，创新需要大众思想的解放，能够不拘一格，“跳出盒子思考问题”。由此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政府主管部门应尽量减少干预，为创新营造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汇聚人才、资本等资源，激发创新的火花。如果对创新监管和约束过多，就会扼杀创新。总之，创新不需要统一的思想指引。但同时，普遍存在着对创新负面影响的担心，即经济主体的创新过分重视经济利益，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可持续问题和社会失序，最终对公众产生不利的影响。故基于公共安全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是不可或缺的。由此看来，在创新与思想指引之间，持续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张力。(https://www.daowen.com)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有必要回顾创新研究经典作家的论述，理解国家创新体系的运作机理，从而有效判定何种监管是合意的，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持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