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回顾

2026年0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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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自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创新”的概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来，已经历110年。在此期间，不同领域的学者，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科技史学、科技政策学等，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蔚为大观的创新理论。学界和业界越来越认识到：创新是一个经济制度现象。它的形成受制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反过来影响这一环境，两者共同演化。

在创新的来源问题上，熊彼特提出过很多重要的观点。研究发现，在其早期和后期的著作中，提出过两种不同的创新模式，即“熊彼特标注1”（Schumpeter Mark Ⅰ）和“熊彼特标注2”（Schumpeter Mark Ⅱ）。在其早期的分析中，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种新组合是由企业家所发现和创造的。按此主张，创新源于企业家这个特定群体。而企业家所创造的，都是小企业。换句话说，小企业是创新的来源。但是在后期，熊彼特倾向于认为创新是一个累积性过程，大企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行业知识，从而能够承担更多的创新。这一表面的矛盾，被德鲁克的洞见所消解：创新源于企业家精神，而与企业规模无关。这种精神的本质是一种视变化为常态的“创造性毁灭”的行动。

现有对创新来源的研究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主要关注于产业界，分析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都可能充当创新源头。Pavitt（1984）^[3]对行业的分类法揭示了创新在不同行业的源泉，分别是：（1）“供应商主导”行业，其创新机会主要来自购买新机器和新的中间投入品，故主要源于供方：（2）“专业供应商”行业，包括工业机械和设备的生产商，其创新机会主要源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与本企业的互动：（3）“规模密集型”行业，除了企业自身，供方凭借其庞大的生产规模，也成为此类创新的源头：（4）“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其创新源于基础科研和公共教育。Eric von Hippel在其《创新之源》^[4]一书中对此提供了部分证据。他发现在科学仪器、半导体等行业，用户对创新的贡献率高达70%，由此得出结论：由于知识的分散性，创新是一个分布式过程。人们无法根据某个创新的基本组成部分或规则来描述其可能性，非正式的交易和交流是创新的重要来源。

在宏观层面，英国学者Freeman在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尤其是在研究日本与苏联发展经验后，提出创新源于科技和生产体系的假设^[5]。经过Lundvall、Nelson等学者的推广，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这一理论主张，一个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创新能力强，乃是源于一个强大的体系，而非单一的创新个体。美国学者波特、萨克森宁等对于产业集群和硅谷案例的研究，与此理论一脉相承。(https://www.daowen.com)

Lundvall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创新是生产者与用户等相关方互动式学习的结果。^[6]他发现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大学与产业界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在于两者的学习方式不一样。前者以科学发展为主要目标，依赖于科技的进步；而后者则着重从实践中学习进步。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两点推断：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其在科技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时，其创新的源头有一半是受到约束的。二是创新对本土的贸易、信息、文化、语言等影响交流的制度文化环境依赖度很高。

创新作为一个体系表明其来源必定是多元的。这方面，三螺旋理论提供了一个企业、大学（包括研究型大学、各类研究机构，以下统称“大学”）和政府的协调理论，认为三者的互动是创新和知识经济增长的关键^[7]。其中大学是创造知识的社会机构，推动知识转移也日益成为其重要的职责之一；产业是孕育创新、实现知识的资本化的关键参与者；政府则是保障体系稳定运行的制度提供者。

政府部门在创新方面的职责是创新体系研究的重点，也是这一体系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政府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大政府”国家，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政府部门还会充当公共风险投资家的身份。自下而上的创新举措都需要在政府的指引下开展。而在“小政府”国家，民间企业对创新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类似知识产权、民众健康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反过来会推动这类国家政府作用的加强，要求它与大学和产业界一道，在塑造创新举措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