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人口向超大特大城市加速集聚的趋势明显。根据2010年“六普”和2020年“七普”的数据，人口超过500万的超大特大城市普遍呈现常住人口进一步集聚的特征。深圳、西安的常住人口规模增长超过50%；广州、厦门、郑州、长沙则增长超过40%^[2][3]。人口大规模集聚在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与机遇的同时，也给超大特大城市提升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环节^[4][5]。超大特大城市通常是国家或者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中心，因此，其治理实践具有引领性、示范性的关键地位。(https://www.daowen.com)

随着超大特大城市逐渐从“扩张式”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城市治理效能逐渐成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上海为例，2018年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以成为高密度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城市为目标，落实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要求，牢牢守住常住人口规模、规划建设用地总量、生态环境和城市安全四条底线，实现内涵发展和弹性适应，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睿智发展的转型路径”，并具体提出了建设用地集约紧凑发展，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发展的具体目标^[6]。在超大特大城市从重硬件建设逐渐转向重软件提升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高效能治理的路径探索与创新实践具有广阔可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