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接转化国际标准中提升国际生态话语权

(三)在对接转化国际标准中提升国际生态话语权

1.主动对接和转化国际生态规则标准

加强对国际生态规则标准的转化和衔接,更好形成全球城市生态治理发展趋势和上海实践的融合,同时体现上海特色,既有助于健全完善国际生态标准规则,也有助于打造上海与世界对话的开放精神。近期上海应以对接转化“碳达峰、碳中和”国际规则标准为主要任务。

首先,梳理分析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SDG(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重要生态环境履约发展形势,分析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发展动向趋势。分析国际上以ISO 14064、PAS 2050、GHG Protocol和ISO 14067等为代表的碳足迹相关量化规则标准,以及以PAS 2060、ISO 14068等为代表的碳中和规则标准主要内容及特点。

其次,完善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及碳信息披露制度。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MRV体系)是碳市场金融化发展的基础,上海在打造国际碳金融中心进程中,应主动对标国际规则标准,根据上海的发展阶段和特点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碳排放核算标准与方法学,并在上海进行试点示范,提高碳排放核算结果的权威性。逐步推行碳排放在线监测制度,保障在线监测数据的真实性。提高第三方核查力量的专业性、独立性和业务能力。

2.积极开展国际生态环境治理交流合作

借鉴东京等全球城市经验,上海应不断深化与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传播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提供政策知识和技术,协助改善国际城市环境,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积极协调城市之间的环境政策和积极学习知识和技术,加强引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全球伙伴关系和从业者层面的交流,通过参与国际网络和国际会议,向世界传播上海的生态环境治理措施。

首先,积极加入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城市联合组织,开展生态环保多边合作。上海已加入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可继续根据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致力于在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在此基础上,在条件适宜时加入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等国际城市联合组织,积极传播和分享城市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成就和专业知识。

其次,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开展生态环境双边合作。上海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生态环境技术交流;开展超大城市污染物防治的技术交流;通过城市双边合作计划,推动废弃物治理、建筑节能、清洁能源等实践层面的努力。

【注释】

[1]程进,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2]Ekkel,E,Dinand.De Vries,Sjerp.“Nearby green space and human health:Evaluating accessibility metrics”,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7,Vol.157.

[3]Ambrey,Christopher,L.“Urban greenspace,physical activity and wellbeing: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ptions of neighborhood affability and incivility”,Land Use Policy,2016,Vol.57(30).

[4]Ahmadiani,Mona.Ferreira,Susana.“Environmental amen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Ecological Economics,2019,Vol.164.(https://www.daowen.com)

[5]尚晨光、赵建军:《生态文化的时代属性及价值取向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年第2期。

[6]Huhmarniemi,Maria.Jokela,Timo.“Arctic Arts with Pride:Discourses on Arctic Arts,Culture and 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2020,Vol.12(2).

[7]Terkenli,T,S.Bell,S.Toskovi,O.et al.“Tourist perceptions and uses of 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an exploratory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2020,Vol.49(3).

[8]史哲宇、张蓉:《新时代生态产品文化价值实现路径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9]Zhang,MunkhDalai,A.Borjigin,Elles.Zhang,Huiping.“Mongolian nomadic culture and ecological culture:On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agro-pastoral mosaic zone in Northern China”,Ecological Economics,2007,Vol.62(1).

[10]廖小平、董成:《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1]韩德睿:《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探析——以中国城市为视角》,《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5期。

[12]冯帅:《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3]庄贵阳、周伟铎:《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外交评论》2016年第3期。

[14]华启和:《中国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理路》,《学术探索》2020年第10期。

[15]陶建杰:《城市软实力及其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上海城市管理》2010年第3期。

[16]约瑟夫·奈、王缉思、赵明昊:《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17]王岩:《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